韦君宜的道路
郭娟
清华女生魏蓁一是从“一二·九”运动这个起点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电影《青春之歌》结尾，小资女性林道静在火车头上迎风而立的英姿，或许也展现了小魏——同学们都这样叫她——的青春风采。电影在此高潮处结束，林道静的未来是可以预期的一片光明，像爱情故事的幸福俗套：从此她过上了幸福生活。现实中的小魏却没那么幸运，中国革命任务之艰巨、道路之曲折，是小魏不曾想到的。小魏想不到在晚年她会写一部叫作《思痛录》的“痛史”，这时除了清华老同学还叫她“小魏”，她更为人知的名字是：韦君宜。
一
比起家道破败、被继母逼着嫁人、走投无路要去投海的林道静，小魏家境优渥。她的父亲是老留日生，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少女时代的小魏随父亲在日本度假，穿日式便装的相片，一望而知的单纯无忧。天资聪敏，加上良好的教育，一路念到清华大学，小魏那时是冯友兰教授青眼有加的优秀学生，是经常在清华校刊上发表诗文的才女。这也是中途辍学的林道静不能比的——林道静的丈夫余永泽倒是可以比一下，这位北大毕业、崇拜“胡适之先生”的余永泽，不问政治，躲避革命，埋头做学问，想要成名成家，在电影中，是作为落后分子来反衬新女性的。这样的人生选择，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沿着这条路走，著书立说，到最后盘点、盖棺论定，从大处说，也对国家民族有贡献。八卦一下，余永泽的原型，据说就是写《负暄琐话》的张中行先生，老来红，一度很风光。而那时，病中的韦君宜听人转述一位颇有成就的海外华人的话，说他们在海外颇有成就的同学，当时在学校充其量只算是中等学生，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的全都投奔共产党了……韦君宜对此是认同的，以为是一句公道话，在《思痛录》中还引述过。当时，她父亲认定女儿是栋梁之材，一定要送她去美国深造，韦君宜义无反顾投奔延安。林道静走上革命道路，还有着家庭原因——与余永泽建立起的小家庭让她感到窒息，她投身革命也可以视为娜拉式的出走，而韦君宜参加革命，完全是因为服膺理想与信仰。
红色三十年，全世界风潮激荡。知识女性韦君宜，在未接触实际革命之前，先读了辨证法、唯物论、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她已信服。那时国共两党对校园青年的争夺颇为激烈，学生的政治面貌也大有不同。韦君宜住清华静斋，平常走来走去只看见笑意盈盈的女生，有的烫发搽粉，有的短发布袍，都蛮和气，可是曾轰动一时的告密名单案就是从静斋闹出去的。静斋不静。什么新学联、旧学联，其中有人主张安内攘外，有人主张立即抗战，可以说，当时的学运有多少派别，静斋就有多少派别。但历史系高材生韦君宜是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理论武器的。发表在《清华周刊》的理论文章《理论能拉住事实吗》，开篇写道：“辨证法是在其全本质上要求具体性的。唯心的辨证法就不得不在发展的行程中遇到它自身的矛盾，而转化为它的对立物……”这篇写于1935年的文章已充分展现了韦君宜的理论修养，更展现了她由于真理在手而在论辩中自信满满、词锋劲健、挥斥方遒，虽然也脱不了校园论文式的简单正确的学生腔。19岁的韦君宜——那时的小魏，以天下为己任，文字激扬。当这样的小魏，遇到“正统的”理论著作《革命哲学》——作者蒋介石，当时作为读书竞进会“大学组”的指定参考书——对于其中“既不主张唯心，也不服膺唯物”，老掉牙地祭出“礼义廉耻”的“民族精神”的老药方子来救国的领袖主张，她的鄙夷与不屑是溢于言表的。在其书评《由一本书看到——读〈革命哲学〉后》中不仅奚落了领袖的理论，也奚落了领袖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这篇书评就在1935年6月份出版的《清华周刊》上发表出来。此时的小魏是大二学生。
其实前此一年，1934年刚进入清华的小魏，见了男同学还不敢说话，因为一直念的都是女校。年底她糊里糊涂被老同学拉入现代座谈会，被编入哲学组，在组里认识了蒋南翔。蒋南翔大不了几岁，却像个循循善诱的老师，永远穿蓝布大褂，一只眼睛又不大好，一丁点儿青年的活泼劲也没有。“他第一次把我对于男同学的芥蒂和戒心全打消了。这才开始和男同学自由谈话。”在一篇写于1988年的回忆蒋南翔的文章中，已被称作“韦老太”的韦君宜还像个天真少女一般写她“小魏”时代对一个男生的观感。这个其貌不扬、老气横秋的老蒋，引领她走上革命道路。“一二·九”运动中那一句传颂全国、见诸报端的名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就是出自老蒋之手。他们这个组学的是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辨证法唯物论教程》，有一次小组讨论，一男生说：“我们这些人呀，就是自己使劲在给自己的阶级挖掘坟墓。”说完与老蒋相视一笑。那时小魏还弄不清楚自己属于哪个阶级。后来老蒋又领导六个进步女生每周一次学习《中国大革命史》，教她们如何开会，先分析时事，再讨论工作、布置工作，给她们讲有一支红军队伍过了黄河，讲苏联的拖拉机打起仗来可以改装成坦克……此时的小魏也还不知道老蒋的中共党员身份。到了1936年底“一二·九”运动爆发，小魏这些人已经成为运动的骨干了。
在清华的小魏除了革命也不忘恋爱。彼时清华男女生比例之差更是悬殊，清秀精灵的才女小魏有不少追求者。在《思痛录》中有一篇写她的丈夫杨述的文章，对此有涉及：“那时我和另外一位男同学有些感情上的纠葛，心情很懊恼。而杨述本来是个一般的朋友，忽然跑来找我，正儿八经地给我留了一张条子，称我为‘兄’，说：‘这种事情在一般女性是难以摆脱的，我愿兄能给人看看“我们的女性”的姿态。’这使我第一次感到，这个人能把女同学当做和男同学一样的朋友、同志来尊重。而同时，也未免感到这人有点迂。”“我们的女性”，意思是“革命女性”。同是革命青年的杨述视小魏为“我们的”人。杨述与韦君宜同在清华历史系，那时杨述常常下笔千言，作文章题目也惊人：两千年来哲学的总清算，小魏曾笑此大而不当；杨述还曾立志写中国社会发展史，后来投身革命工作，地位越高，写东西越谨慎，提笔前必先“摸精神”，思想越来越放不开了。韦君宜曾在文中感叹他不愧为“驯服工具”，此后话了。当时小魏不愧是“我们的女性”，她发表在1937年2月《北平学生》杂志上的文章《我们能恋爱吗》，已斩钉截铁地表示：缠绵悱恻的爱情无疑地妨害救亡工作，救亡第一，谁若去恋爱，他就是被丘比特小将军从民族解放的阵营中捉了去，当作俘虏了。
“一二·九”运动后青年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们深入工厂、农村宣传救亡图存，他们组织读书会学马列，组织露营学军事，在一篇题为《“一二·九”回忆》文章中，韦君宜记述了当年激情岁月：“我永远不能忘记参加农村扩大团第一次下乡时，大家那种严肃的献身心情；不能忘记在宣传团会议上，学联代表董毓华同志那高举右手神气飞扬的演讲，最后意味悠然地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作结。我也永远不能忘记深夜在学生宿舍里举行的那些秘密会议，不能忘记被捕的同学从监狱里出来时，高唱‘囚徒颂’出席欢迎会的那神情。从“一二·九”到抗日战争开始时，作为学生运动，我们整整坚持了一年半，不停息地工作了一年半。在这中间，我懂得了，自己在学校里所参加的活动可绝不是什么school politics，我们所干的革命不是什么年轻大学生随便谈谈革命，这是认真的，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
1937年7月，抗战烽火燃起时，韦君宜毕业了。她在《毕业之后将如何——赠毕业队友》一文中与民先队的队友们相约激励：一，联络社会上一切势力挽救中国危亡；二，不要为旧社会势力所同化。
一份很难得被保留下的日记，记录了初入社会的韦君宜在1938年2月15日至11月26日这段时间里的经历。民众的麻木，青年的绅士气、社会气，政治派别的复杂，工作进展迟缓，应酬官太太，有时还要陪打麻将，一切都烦扰着她，让她时时想念散落四方的“一二·九”的同学们，也时常想起北方故乡爹娘。一日在街上，忽遇外公，她被逮个正着，那时家里找她已有两个月，兵慌马乱，外祖母和娘急得要死，爸爸也要乘飞机来了。而她坚决不肯答应回家，气得外公“大饮酒，大醉痛苦数说”，而“我也喝了四两白干，醉了心中焦急，没了顾虑，我就坦白声言，我有主张，有信仰，我命都可以不要，这些更不用提，是决不会去的……”为抗日救亡抛别亲人，这日记记录了历史生动真实场面。也是在这份日记中，韦君宜记下了她与孙世实的热恋与永别。孙世实死于日本飞机轰炸，尸沉江底。这个清华同窗、“一二·九”队友、一起工作的同志，在彼此热恋时死于非命，这剧烈的悲痛让她一度失智癫狂。她要上前线，与日本鬼子拼命。小孙是她一生不曾愈合、隐隐作痛的伤口。
爱人死后，韦君宜在延安疗伤，没过多久又投入工作。她曾一人衔命到晋西办《中国青年》分社，她背着行囊，里面装着报头、木刻原版、社章、文稿，从延安步行八百里山路到黄河边，顶着日军扫荡的炮火，在人生地疏条件下，白手起家，硬是出版了《中国青年》晋西版。
二
韦君宜终其一生始终葆有青春的激情，这也许是“一二·九”运动对她产生的深刻影响。不论办报还是下乡，组织上把她放在哪儿，她就在哪儿干得有声有色。这从她解放前后一些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到：比如《哪个村子工作好？》 《记一个前线刊物的诞生》 《为什么和工农出身的老同志处不好？》 《书市站柜台售书有感》 《出版家的社会责任》……文风也是质直明快热情。她写小说，“文革”前就写出了小名气，短篇《月夜清歌》得到茅盾称赞，八十年代后写的《洗礼》、《露沙的路》，都成经典之作。但她写小说，不以文辞胜，或者说她最关注的并不在此；她写小说可以归结到“问题小说”一类，是解决问题之作，是革命者写小说，而不只是小说家写小说。她写老干部的小说编成《老干部列传》，也许可以看作后来官场小说的先声，《洗礼》即写一位老干部在“反右”和“文革”中不同的为官姿态以及他的转变，其中主题立意仍在于“思痛”。
不了解韦君宜把一切献给党的革命激情和工作实绩，就不了解写《思痛录》的韦君宜是何等椎心刺骨的沉痛。韦君宜不是革命的旁观者，她身在其中，那是她青年时期的选择和一生执着的信念。写《思痛录》，韦君宜将她所亲历“左”祸，一件一件拎出来，直面革命史上的诸多不堪，深入反思，是要给自己一个交代，给未来留有益启示。《思痛录》犹是热血激情之作。
延安“抢救运动”以逼供信方式将大批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很像“文革”预演。那时杨述被整得很惨。这位将全部家产充公、带着老母兄嫂弟妹参加革命的忠诚老实人——韦君宜说他“对党可真是一个心眼，不留一丁点后路”，竟也无端遭怀疑。他们本来是以延安为自己的“家”的，现在他们却被视作“外人＂，遭冷眼、被辱骂、被捆绑、被监禁。最难熬的时候，夫妻俩先后都找过蒋南翔，韦君宜一见自己的革命领路人，便囔“千古奇冤”，持重的老蒋也只有安抚：三月奇冤，哪里是千古？后来直到1988年韦君宜才知道，当时老蒋曾上书中央，结果非但意见没有被接受，反而在组织内部遭批判。这个荒唐的运动以领袖行军礼道歉草草结束。“抢救运动”是韦君宜、杨述们经历的第一次“左”祸。
革命在继续。革命取得政权。新中国在建设中。神州正值有事时，意识形态领域也始终不平静。韦君宜作为革命者，在没有触及自己的运动中，比如肃反、批胡适、批《武训传》，她是相信组织并铁面无私地执行“斗争哲学”。批胡风时，在作协党组的韦君宜，知道周扬不满胡风小宗派、不服从领导，也知道历史上两人的宿怨；胡风派作品喜欢写精神奴役的创伤，写人物的疯狂性，韦君宜也不喜欢，却也认为这一切够不上反革命；而胡风的“万言书”，她觉得是个笑话——明明现行所有文艺方针都由上级一手包办，“万言书＂ 主张反对一切对文艺的管制，却又说一切应决定于上级——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是要求党来领导文艺嘛。然而，当毛主席亲笔批示定性，韦君宜惊诧之余，也就相信了胡风是反革命这个政治结论，并应组织命令调查手下一个与胡风有过几次来往的青年编辑，直至将他开除党籍。此后政治风浪越来越大，反右，反丁、陈反党集团，然后是大跃进，反右倾，韦君宜感到越来越惶惑。周围人一个一个落马。老同学、《清华周刊》主编、天真的王瑶教授，本来是靠近党的积极分子，渐渐也跟不上形势了，政协委员和《文艺报》编委都被撤掉，他在北大教书，言论不尽合拍，被北大中文系批判。那时杨述是上级领导，带工作组去北大调研，北大中文系汇报中将王瑶划为难对付的教授。杨述找老同学个别谈，问他：系里叫你检讨，你心里服气吗？王瑶笑了一声，说：跟你说实话吧，我的嘴在检讨，我的脚在底下画不字。而另一位老同学钱伟长，“一二·九”时组织自行车队，骑车到南京找蒋介石请愿，要求抗日，后来在清华大学副校长位上被打成了“右派”。最诡异的是，时任校长的正是老同学蒋南翔。后来韦君宜写文章提及此事有这样的话：“尽管老蒋领导我，教育我一辈子，可是总有不能尽同的地方。”终于，韦君宜和杨述以及老蒋，许许多多的人到“文革”时都被打倒了。挨批斗，韦君宜一度精神失常，去干校，一家人四散各地，小儿子因受刺激落下精神残疾。“文革”的种种惨剧、荒唐剧最终促使韦君宜觉醒。《思痛录》的写作是在“文革”后期就秘密开始了的。
一个人有九条命吗？将韦君宜各时期照片放在一起观看，会强烈感受到她恍若经过几死几生。天真闺秀，清华才女，激进学生，知识女性，党刊主编，“五七”战士，精神病患者，落魄“走资派”，胖胖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病床上的干瘪老妪……韦君宜的一生实在算得上是在碱水、泪水、血水中都泡过了。一个曾是那样单薄的女子，告别校园，抛别父母，牺牲了爱人，行世上最艰苦的路，一生守护自己的信仰与初衷，却忽然发现，不知在哪里，很多事变了味、自己迷失了自己。她在书里且叙且忆且书愤，快刀利斧，剑指中国革命历程一次又一次的“左”祸，刮骨疗毒，掘心自噬，是大痛苦，也是大痛快。只有用韦君宜一生做注脚，才能明白《思痛录》的分量。 《思痛录》被称作未来世纪人们了解这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理解中国革命的入门之书、必读之书。
历尽磨难、思痛不已的韦君宜并不悲观。在《思痛录》的“结语”中，她明确表达她的政治主张：“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远胜于最高明的独裁，它使我抱着最高的希望……至于经济嘛，若有了政治民主这一条，它总能开步走。何必胆怯？我将欢迎能下决心的拙笨的民主！”这是已走至人生道路尽头的韦君宜对于未来中国的期盼。
三
韦君宜最后的革命工作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把手任上，人评她“官越做越小”，她自已倒不介意，依然干劲十足，志士暮年，壮心不已。那是改革之初乍暖还寒的解冻时期，她热情扶植新锐作家，以文学冲击“左”倾教条。她会突然降临在作家竹林的偏僻小屋，也会动用上层“关系”支持受打压的张洁，从王蒙到莫应丰、冯骥才、张蔓菱，那时期活跃文坛的作家，谁人不知大名鼎鼎的韦老太？而社里同事看到的，是永远在忙的韦老太，不仅忙工作，忙写作，有人还看见她在公交车上忙着织毛线衣；她“目中无人”走过出版社楼道，嘴里喋喋不休，仿佛在跟空中的隐形人交谈；她忙得穿衣服时常胡乱搭，有时系错扣子，衣襟吊着来上班——早不是那个爱美的清华小魏了。
晚年韦君宜写了许多篇回忆“一二·九”老同学的文章，献身革命孙世实，死于“左”祸的夏英喆、韦毓梅，与她一样辗转颠簸于革命路途中的杨述、蒋南翔、王瑶、钱伟长、于光远、齐燕铭……这些当初的热血青年，才华横溢，头角峥嵘，各自生动。老蒋在病榻上也念念不忘叮嘱小魏写好“一二·九”运动史，这个任务她完成了。从“一二·九”出发，她与他们一道，参与了改变世界的革命，革命也或多或少改变了他们——这是他们共同的道路。为什么频频回望“一二·九”？不单是青春的缅怀，那里保存了他们革命信仰的初心，纯洁的、革命的原教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