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写过一张大字报
在“文革”中，我本身所写大字报甚少。在沈从文被揪出不
久之后，同一专案组也将我揪出。他们不仅三次抄我家，将我的
几十本日记和大批画作、书籍夺走，同时勒令我写大字报揭发沈
从文，当他们看到我的大字报言不及意时(大字报仅有一张纸)，
就将我拉到总务科(当时历博的小型斗争会场)，叫我交待揭发“
反共老手”沈从文的历史和现行“反革命罪行”。我说“不知道
”，造反派狠狠地向我胸前面颊拳脚相加。次日历博大院中贴出
“范曾疯狂攻击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同志罪该万死”，“范曾疯
狂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罪该万死”等口号，礼堂已挂上“
斗争现行反革命分子范曾大会”的大幅会标，第二天要举行斗争
大会。当时美院“红卫兵”以血腥武斗著称于北京，我看势头不
对，当天出逃。
当时颐和园为国务院规定的不许冲击的地方，而彼时园中的
领导、我的好友劝我隐迹于颐和园万寿山半山昔年柳亚子居住过
的益寿堂，前后达两个月之久，算是躲过了劫难。我在自传《范
曾自述》中曾谈到这次给沈从文写大字报一事，深自懊悔。正是
在我的坦诚之后，那些“别具匠心”的人在大字报上做起了文章
。我庄严地宣布：陈徒手文中谈到的我给沈从文写了为数几百条
罪状的大字报那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是所有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当
事人、目击者所可证明的。而沈从文的那张大字报也根本不可能
存在，因为我相信沈从文先生的人格，他不会将当时同为釜底游
魂的我作为鼎脔奉献给造反派的。
据陈徒手文中或至今我以为是虚拟的沈从文大字报稿(原件呢
?)，我所写的大字报该有何等浩大的声势，可以设想，罗列沈从
文先生几百条罪状的大字报(算５００条吧），说清楚一条罪状以
５０字计，已是春秋左传笔法。那是至少几万言的大块文章，倾
历史博物馆走廊、过道、院中的所有墙面亦无法容纳如此宏伟的
大字报，而竟然没有一位历史博物馆至今健在的老人们记得，这
真是集体记忆丧失，在人类生理史上是很可以作为特例的。
这是一种无端的构陷，一种荒诞可笑的谎言。大字报的内容
也捏造得离谱，沈从文先生当时的书房兼客厅除去几架书、一张
写字桌和一台古老的唱机之外，活动空间只两三平方米，如何容
纳萧乾、丁玲、黄苗子跳黄色舞？而丁玲与沈从文先生交恶，这
是沈先生亲自告诉过我们的，她怎么又会去和沈从文跳黄色舞?萧
乾与沈从文相识，我根本不知道。这就是罗织过程的疏漏，越是
尽精刻微便越是滑稽有趣。至于骂沈先生“头上长疮、脚底流脓
”之类的语言，平生不曾用过一次，自以为鄙俗如此，应该是造
反派所专有。
至于黄能馥和陈娟娟夫妻为陈徒手讲述的一则笑林广记的故
事，说为了屈原的服饰，我竟抬出“党中央”来压沈从文。他们
不太清楚我和沈从文的实际地位，当时虽都是受欺侮、被损伤者
，但凭着我们两人的学养是不太容易演出鲁迅小说中的小Ｄ和阿
Ｑ动手的情景的，这是不折不扣的天方夜谭。顺便说一句，我没
有画过历博陈列中的屈原，而只画过韩非子和荀子的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