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兄弟5人（无女孩）在上个世纪20-40年代都接受了高等教育，显然是与他们的父亲，我的曾祖父有关。根据山西文史馆李明经先生和山西大学历史系乔志强教授等人所撰文献，加上借助网上搜索，我试着把曾祖父刘文炳的一生做一简要记述。为文字方便，本文以第三人称叙述。
刘文炳1948年于兰州
刘文炳 (1876-1954)，山西徐沟(现清徐县) 宁家营人，字耀藜，号餐菊，晚号存叟，学者称耀藜先生。他少时曾受业于汾阳进士常棣华，清末义和团闹得山西停科考，1902年清朝最后的一次科考，他赴陕考中陕西辛丑、壬寅并科举人。还乡后，任徐沟县金河书院、清源县清源书院山长，后公费东渡日本，入东洋大学攻哲学并学习自然科学。在日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在日两年后，费用告罄回国。当时乡间大多仍是私塾学堂，徐沟大常村开明地主秦某热心新学，出资办秦氏小学，刘文炳应聘创办新式学校，着力发展现代教育，亲任博物教师，设法添置理化设备、博物标本，一时罕见，在山西乃开风气之先。中国哲学史家王孝鱼（中国“船山学”的开拓者）曾自称“少年时代得山西徐沟刘耀藜先生启蒙……”。刘文炳后任山西省学务公所科长、山西省咨议局议员。
辛亥武昌起义，山西省的革命党人响应， 1911年10月29日太原起义，刘文炳即赴省咨议局参加会议，共商大计，创议立刻选举都督，组成军政府，发展革命。事先拟推督练公所总办姚鸿法为都督，姚推辞不就；后由赵戴文提议选阎锡山为都督，阎锡山等人军权在握，开会时少数人鼓掌即通过了。后因军纪不严，藩库被抢，军政府财政陷于困境。刘文炳素孚众望，受咨议局委托，即日带警卫一人乘骡去百里外的祁县进士渠本翘家中，会见渠父票号商人渠源桢，晓以大意，借得窖银三十余万两。后来革命军政府防御清军进攻，组织联军等费用，颇得力于刘文炳此行。
民国初年，原山西提学使骆成骧(清朝四川唯一的状元) 掌管教育，刘文炳助之，积极提倡增设自然科学课程，并宣传妇女放足等新事。刘文炳后任山西大学堂教务长兼讲授理化、博物等课目。
1914年到北京，刘文炳先后任内务部和教育部鉴事、参事、代理司长等职。袁世凯帝制，在京官员联名上书劝进，刘文炳拒绝签名，几经威胁不为所动。
1919年，刘文炳以教育部官员身份再赴日本考察教育，亲见日人盛气凌人，回国后内心愤慨，曾倡言：“日本决意灭亡中国，不出二十年必定大举进攻。北京首当其冲，国民将遭大难”。刘文炳在京不置房产，收入除供子孙入学外，尽数购置图书。1930年出任北京《新晨报》主笔。不久，深感军阀混战不已，不愿有所营求，在京十余年后返回山西纂修“徐沟县志”，并执教于太原平民中学。
刘文炳著《释徐沟》
刘文炳先前已有《释徐沟》之作，回乡后，议修“徐沟县志”，县志局成立，被推任总纂。对地方历史、地理、风物、经济、语言等详细调查，事必躬亲，亲自操作仪器测绘地图，足迹遍及全县，以美金为参照值，搜集商号金帐，统计数十年物价变动，为不可多得的经济研究成果。刘文炳研究古汉语，音韵学有素，对于方言、方音也深有造诣，颇有见地。所论虽以徐沟为重点，也旁及太原、吕梁以至陕北、内蒙、西南等地区，多发前人所未发。如论述保留于华北地区之入声，即其一例。因其方法科学，县志尚未完稿，已蜚声于时。后地方经费拮据，志局撤销，刘文炳至太原平民中学任教，自己出资继续纂修工作。
当时汾阳也修县志，进士常棣华推荐刘文炳主持，后因七七事变，不了了之。期间，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筹办山西铭贤大学，聘刘文炳掌文学院，刘文炳婉拒不就。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蒋阎军溃退，刘文炳自知为留日学生，敌来必会被迫接受伪职，他坚持民族大节，乃毅然出走，携家眷多人，渡黄河而西，长途跋涉，最后流寓甘肃天水。途中衣物多散失，独徐沟县志稿及资料一箱则视为珍宝，悉心保护。以一己之力, 在甘肃天水国立五中任教时继续修纂，并将全部稿件誊清。。（见《岁月留痕 1.“七.七”逃难记》）。如今《徐沟县志》清稿本现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毛笔手抄本珍藏山西文史馆。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徐沟县志》(电子版），484页, 50余万字。
全志于1942年在天水杀青时，刘文炳在《徐沟县志》志首题诗，纂志之艰辛与回首感慨尽在此诗中：
干戈落落五周星，
抱器西来毕汗青。
写出秋风汾水色，
梦魂夜夜萝摩亭。
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王定南在《徐沟县志》的出版说明中写道：刘文炳先生遗著《徐沟县志》手稿是我于1961从北京中国科学院借来，请6位文史馆员以毛笔抄写珍藏的。“刘文炳先生学识广博，对中国古代文化有较深造诣，又具有近代科学知识。所以他编写的《徐沟县志》对以往的地方志书有所继承，但堪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刘文炳先生对修志事业有很多贡献，他是中国志书的改革者。他丰富了志书内容。他在修志事业方面的许多建树，在此难以一一例举。”
山西大学历史系乔志强教授在其“《徐沟县志》点校记”中写道：
“…..不仅是为了将这五十余万字的方志公诸于世，更有意义的是这部县志反映着我国方志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许多方面它不同于明清时代，也不同于民国初年的地方志，它不但提供了以前志书不列的内容种类，收集了丰富而新颖的资料，而且在结构和编纂思想上也有所发展，值得今天使用、借鉴和参考。”……“可贵的是本书不但录载了比较丰富的资料而且是以当时具备的科学水平、科学方法来搜集、处理、取舍这些资料的，这一点是旧志所达不到的，是方志的新发展。”
1944年刘文炳应聘到兰州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结合陕甘出土先秦彝器铭文等，讲授古代文选读等课。他治学严谨，执教认真，深受同事学员敬重。刘文炳又工书法，有“苍老遒劲，气象空灵”之舆，然不轻为人作书。物理系蔡钟瀛教授卒，师生立碑纪念，刘文炳特应请书丹。
刘文炳手书扇面真迹
刘文炳早年曾学唯物论、辩证法，从不违言对李大钊之敬佩。抗战起，他支持长孙女建星参加八路军，每有信从前线来，必欣喜回信鼓励，建星牺牲于晋东南。刘文炳以其高龄，尚力掩悲痛，反劝家人不必悲伤，以为中国多有如此青年，抗战才能胜利。
山西文史馆李明经还记述了一件事情：山西安邑人朱晓天是原运城某中学校长，在沦陷区因拒受伪职被捕，日寇集体枪杀同囚多人，弹中左目，跌濠中，又两发中臂上，所幸死里逃生。辗转到兰州西北师院附中，刘文炳与朱素不相识，邀至家中招待，了解山西抗战情况。晋籍师生每有迎新集会，刘文炳就指着朱的伤痕，表扬其不屈不挠精神，激励爱国主义思想。晋籍学生问及阎锡山、傅作义其人，刘文炳必以亲身经历告之，劝导学生要正确估计形势。
抗战胜利，刘文炳反对内战，盼望和平统一。兰州解放，刘文炳极为兴奋，称：“我生于忧患之中，不期老年能看到民族复兴。” 解放后刘文炳迁居北京，仍然笔耕不止，1954年病逝，享年79岁。
还有一事值得告慰仙逝的曾祖父。刘文炳退休后在京重新撰写过去关于乔鹤侪的著述，未竟而卒。他的原著《乔鹤侪(松田)年谱》、《乔鹤侪学案》两部手稿，被国民党政府审查教授资格时要去，未发还。我在网上搜索发现“国学大师”网站上有刘文炳编《乔鹤侪(松田)年谱》，馆藏于中科院图书馆的消息，该藏书显然就是当年国民政府没有退还给刘文炳的原著。曾祖父可以安心了。
刘文炳研究涉猎领域颇广，抗战期间避居西北，深感西北宗教问题的重要，认为其不仅有历史、政治、宗教背景，而且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过去汉回同胞的隔阂，十九皆起于误解回教”，故“讨论伊斯兰内容之责，非特其信徒者为然也”。刘文炳认为采取“理智之立场”，研究伊斯兰教的历史、性质、机能、形态及文化观念上之意义与价值，“使伊斯兰教徒与非伊斯兰教徒先有返躬及相互之认识”，可以“将清代二百数十年之间向晦宴息，从此奋兴，协同国人共造新的文化以济时艰”。刘文炳的宗教研究著作《伊斯兰教之理智研究》主要讲述了伊斯兰教的历史、教义、教律和文化，也介绍了明清以来中国伊斯兰教政治及文化情况。原稿曾在《西北论衡》第9卷1～7期连载，1941年在西安又铅印出书。该书观点新颖，资料丰富，曾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的《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下册)》又全文收录，等于3次出版，可见广受欢迎。
我在网搜中还发现刘文炳的名字在“梁启超信札及12位民国名家学者題跋介紹”一文中，赫然与梁启超、梁实秋、胡适等民国大家的名字排在一起，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该文记载：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等国学大师门下，被梁启超誉之为"美才"、"奇才"的冯国瑞，曾也在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請他在天水結识的忘年交刘文炳欣赏梁启超手札並題跋……刘和馮都是学问家，志同道合，自然少不了過往交流。
民国30年，馮国瑞大作《麦积山石窟志》一书完成，邀请刘文炳为之作序。民国33年，馮国瑞編著的《天水出土秦器汇考》也收录了刘文炳三篇大作：《与馮仲翔论秦公簋书》《秦公簋及秦和钟兩銘為韻文說》《十有二公後之秦公》。可见刘文炳在文物考古方面的兴趣和造诣。同年，刘、馮还偕同一起考察麦积山。寓居天水的刘文炳和馮国瑞的学术交往非常密切。
刘文炳为冯国瑞所著《麥積山石窟志》作序
另外，刘文炳在语言、音韵、宗教方面的研究文章，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日记数十年不间断，诗、词、曲均载日记中，惜均佚。
最后，介绍刘文炳不可或缺的一点是，刘文炳一生中对子女后代不论男女的教育十分重视，对子孙后世的成才有着殷切的期望，当他在兰州师院做国文教授时，曾写过一部家谱《宁家营刘氏简谱及存叜纪世》，很遗憾，原文稿后半部不慎遗失，从仅剩下的几页书稿中有这么几段教育子孙后代的文字，收录于此:
“在教育上之注意：
現學校之導師制設備如何，為之父母者可查明二十七年三月部頒《導師綱要》及其《實施注意之各點》，在家予以實施。建字諸孫（注：我父亲和兄妹一辈），多得力于平民中學，科學與體育，在太原為特色，故其學生多有出息。諸北（注：二爷爷的子女一辈）所在之中學，如其不稱，可設法減郤家中次要之事，與之發生參加關繋先為當務之急。”
“家中特聘教師辦法，在前清時聘名儒其效甚大，故名儒多出之于家，在今日科哲時期，卻未必與所學一一皆合。當年，‘老夫子’舊制，亦往往以涵泳不適貽患終身。今日就人館地者，未必能知當代具體教育之要。就我都中所見，家請教師者都少善果。科學之修，只要將學校所授按部就班從容為之既有成就。科學性所最忌者躐等及虛榮心，一切所學在教育上都是如此。”
“數學之深求，為今日任何學業不能茍且之事。不祗自然科學上一切專門學術皆為需要；又不祗社會科學上事物之經濟與統計皆有關繋，今日哲學基礎，先必明瞭數理邏輯哲學，而後學術大前提始有着落。同、和兩兒思想簡單，即無數學的涵泳為之一因。”
“好學是人生終身之義務。在平常的人，都是受社會支配而不能發揮‘自我’之力故好學亦是一種天才。因其智識慾比之一切生存慾為大。但平常的人，則有賴于社會相就之涵泳。所謂良好有益之社會，在事實上得之甚難。”（此後文稿遺失）。”
如今我已垂垂老矣，深感有愧于曾祖父对子孙的期盼。幼时曾随母亲去北京见过住在阜成门内白塔寺的曾祖父曾祖母一面，怎奈年纪幼稚，居然现今对二老毫无印象，但愿二老在天之灵还能记得你们的小曾孙的样子。
谨以此文纪念我毕生笔耕，博学精思的曾祖父刘文炳。
谢谢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