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53年11月调到中办警卫局保健处从事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1957年撤销警卫局保健处，改为北京医院中南海保健组。但我的工作和党的关系一直在中南海，从1955年7月12日起，担任朱德同志的专职保健医生。1965年10月我离开朱德参加下乡医疗队，1966年发生文革，1967年1月我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那时，北京医院已经十分混乱，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夺权专政，中央保健工作受到了一定的冲击破坏。
1968年2月，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我又被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中南海门诊部(现警卫局保健处前身)二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这次有医护、药房、化验共11人同时调入。当时中央警卫处、警卫团合编，主要受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建制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门诊部的主要任务是为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人和老一辈革命家服务;也为警卫处机关的干部、战士、职工看病。
门诊部一开张就遇到给刘少奇看病的问题
刘少奇同志原先住在中南海万字廊，1952年搬到中南海西楼的甲楼，于1963年9月搬到中南海福禄住居。刘少奇同志离任国家主席后还是一直住居在那里。
1967年1月，我从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医院虽然混乱，但对刘少奇看病的问题，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指示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医院的医生、护士必须得出诊治疗;药品还是照常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北京医院那时虽发生造反、夺权的混乱，总值班室还是坚持执行着这条规定。
据刘少奇病历记载，我们调回中南海之前，北京医院曾经有四位医生到刘少奇同志家出诊治疗过。为了解决刘少奇同志的持续发烧等疑难病症问题也曾和其他专家多次组织过著名医院著名专家会诊。
参加会诊的专家有：北京医院内科陶桓乐教授、北京医院外科吴蔚然教授，北京医院眼科左克明主任、北京医院口腔科李善荣主任、北京医院五官科王淑云主任，北京医院放射科李果珍教授、北京医院岳辉南主任;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张晓楼教授、北京医院口腔科朱洪荫教授、北京第一人民医院五官科姜泗长教授等。
我们调回中南海后，根据上级指示从北京医院接受了刘少奇的日常医疗任务和病历专门管理。部门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少奇同志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马上去看病，而且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我们深知，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那个时候弄不好就有可能被扣上政治帽子，政治风险是可能有的。但是门诊部的人员还是按照中央的指示正确地对待、处理了及时正常地给刘少奇同志看病的问题。
当时，我们先指派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具体负责日常值日到刘少奇家的巡诊工作，门诊部的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医护人员每次到刘少奇同志家里出诊都做了认真地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于病历上。
我们出诊时看到，他家当时比较安静。房舍执勤人员依旧，屋门外的一名游动哨兵照旧执勤，身边原来的秘书，原来跟他多年的卫士老李和两名管生活服务的战士，他们都跟原来一样都在刘少奇同志身边照常工作。他们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对外联系;部队新增派来一位年轻力壮的厨师。这些人对刘少奇同志的态度还是与原来一样和气、富有耐心。为了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给刘少奇同志治病的任务，他们的工作也都尽职尽责。
刘少奇同志的身体已经病得十分虚弱。他原来就患多种老毛病，他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病痛使他面色苍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较重，身体消瘦，体力比较虚弱。
门诊部的多数人原来就在中南海工作，对刘少奇同志都很熟悉，而且都有很深的感情，很敬重他。无论怎样，我们秉持的原则是，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只能遵循治病救人的医务工作守则和医德规范行事;再加上领导有言在先，所以我们还是实事求严格认真地去为他做医疗服务工作。
在此前提下，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的各科专家，按医德规范和医疗原则，为刘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疗护理救护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需要时多次请北京著名医院著名专家会诊救治。
平时刘少奇同志在痛苦煎熬中度日。我们则细致负责地对他进行了医学观察和照顾，随时解决他健康上的需要解决治疗的问题。
1968年4月，他语言逐渐减少，有时出现糊涂，小便失禁，手颤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我们立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等专家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血管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这段时间，刘少奇同志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搀扶下散步锻炼，一直到他重病卧床搀扶不起时为止。
在这期间，我们不但经常去给他看病，还对他的日常生活照顾及时提出了针对性指导建议，例如：
1968年5月3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迹象，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位优秀厨师师傅;同时把他的厨房、餐厅、住所、餐具都做了彻底消毒，以保护刘少奇同志的健康。
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北京著名医院专家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2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减少些过多的猪肉，增加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都很得力地给与配合，都认真地做到了。
在工作中，我们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和他有过多的思想感情交流，但我们确实严格地按照对待中央首长级别的特殊医患关系来处理对他的健康和医疗问题，从没有过任何的轻视和懈怠。
当时，他身边的秘书、卫士、警卫战士、厨师、专家、医生、护士都是按照中央领导交待的原则妥善对待他。可以说做到了“公事公办”。
在“打倒”声中抢救刘少奇同志，从没有懈怠过。
当时，刘少奇同志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免疫力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1968年7月6日起病情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会诊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专属昼夜24小时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
毛主席、周总理都马上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好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当即又请北京、上海的著名医院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兼医生顾英奇、医生董长城住在刘少奇家里守护救治。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昼夜24小时守护施救。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24小时值班。就此组成强大阵容的医疗组。
现在有人胡说：“那是为了留活靶子，所以要抢救他。”我只能说，当时是汪东兴向我传达的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我们执行的是“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这个指示。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接到过任何带有恶意的指示。在刘少奇同志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也是门诊部负责人之一)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也是指示要尽力救治。至于是不是下边什么小人物瞎说那样的话，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我们不知道。但那和医疗组接受的毛主席、周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无关，是两码事。
我们曾经七次从凶险的肺炎和高烧中把他抢救回来
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
北京著名医院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上级，得到批准方可施救，以便在关键时刻立即施行，以免延误宝贵的抢救时机。报告后，很快就得到汪东兴即传达来的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几位专家(负责呼吸管理)当即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
此次肺炎发作至7月22日基本得到控制，但刘少奇同志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表现，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医学术语叫醒觉昏迷)。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理，靠护士照顾。
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其中1968年发作5次，1969年发作2次。均经及时得力的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在这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都是由于医护人员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的专门指示要求奋力抢救才得以好转的。
刘少奇同志脑组织软化日益严重，意识一直没有恢复
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月11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刘少奇同志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注视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著名医院著名专家会诊共40余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三次。一般病人，甚至中央的一般的领导都很少享受这么高规格的医疗救护待遇。毛主席、周总理工作繁忙，身体还好，我们也没有见到他们享受过这样规格的医疗待遇。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等著名教授专家，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著名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顾英奇、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男)、三〇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著名教授专家。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新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那时进口药非常昂贵，国家外汇储备又非常稀缺。但毛主席、周总理他们指示“不惜一切代价，竭尽全力，全力救治。”我们遵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落实了“不惜一切代价，竭尽全力，全力救治”指示，积极施救救治了。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旁，从未发生过差错，完全是按医疗原则进行工作的。至于严重的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持续高烧不退，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中南海门诊部派医护，把刘少奇护送到开封
1969年10月，根据病情需要，防止感染恶化，防止病情恶化，把刘少奇同志用直升飞机专程护送转移疏散到河南著名对症医院去救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直护送到洛阳，并向当地接班医院专家医生做了详细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与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病的照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调查、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如实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查组认为门诊部牵头对刘少奇同志的医疗、保健、救护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刘少奇同志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经得起组织的审查、历史的检验
我们以为任务结束后，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自己做了医务工作者应该做的份内之事。
谁知多年之后，1984年11月我们先从《文摘报》上看到一篇《少奇之死》的短文，它是从《驰骋中原》一书中摘录的。后来，我们找到了《驰骋中原》原著。
作者著书的本意是歌颂刘少奇同志的功绩，对此我们表示赞赏，并怀有敬意。
但他却在《驰骋中原》的引言中说了一段离奇子虚乌有虚假的话：“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少奇同志经过了多次残酷的批判和斗争，生活无人照顾……，有病找医生时，医生在看病前先得对他进行批判，以示划清界限，然后才能看病。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监护人员将少奇同志的双腿用绳子捆上，先后捆了几个月。”甚至说“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少奇同志的病情更加严重，他们才请求上级，组织专家给少奇同志会诊。”“汇报后上面批示：加紧会诊工作。”“情况虽然上报了，但未得到任何批复、采取任何措施。”引言中还有一些类似的编造弄虚作假性的虚无情节描述。
我们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写出这样一段文字，也不知道他所说的医生、护士指的是哪些人。有人问：“那时你在哪里?”他说：“自己在蹲牛棚。”他根本就不在救治刘少奇同志的现场，他也根本就没见到我们对刘少奇同志的医疗、保健、救治、救护工作，他凭什么瞎造谣、瞎污蔑呢?!
当然，他并没有进过中南海福禄居，更没有看到过刘少奇在1968年前后的医疗、抢救工作;他也不认识我们和各科医学专家。
两案审查结论，对我们救治工作的评价又是完全正面肯定的。那么他这段文字岂不是胡诌、瞎说的编造、造谣、欺骗吗!可恶的造谣人!
还有洛阳接受刘少奇的那个医院的个别人，出于某种目的，也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对中南海门诊部抢救刘少奇和护送他到洛阳的医生进行了凭空的诬蔑。事实是刘少奇同志病重期间，在我们照顾下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那么多的医疗专家学者参入会诊、救治，救护救治医疗样样落实清楚明白记录在案，不容置疑。
世界上无中生有的事情多得很。但历史无情，妄图篡改历史是谁也做不到的。
作为一名亲历者，我可以代表当时的刘少奇同志医疗组负责任地说：我们所做的对刘少奇同志的保健、医疗、救护、抢救工作，是经得起组织的审查和历史的检验的，是对得起毛主席、周总理对刘少奇同志的悉心关心、照顾、呵护、“不惜一切代价，竭尽全力，全力救治”的指示的，我们自己也尽职尽责、问心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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