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共和国元帅:贺龙的非常之路》
作者：顾永忠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林彪、江青为了打倒贺龙，大肆造谣诬蔑，制造反革命舆论。
在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诬告下，毛泽东对贺龙的信任开始动摇了。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
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
“……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
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
到了9月上旬，林彪认为提出对贺龙立案审查的时机已到，他指使叶群于9月7日在中央的碰头会议提出此事。
叶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大肆攻击诬陷贺龙。
最后，她叫嚷：“贺龙问题严重，应该立案审查。”
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对叶群的提议一致赞成并积极支持。
9月11日，一份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叶群联名，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贺龙的报告，经林彪圈阅后送到毛泽东那里。
报告说：“贺龙的政治历史问题和阴谋篡军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都很严重，需要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
由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
办公室设在军委，抽调10名军队干部组成专案组。”
1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
当天，“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
为了适应“文革”运动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67年夏决定成立“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该组的领导成员，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
“中央文革碰头会”名义上由周恩来主持，实际上与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林彪的亲信要看林彪和江青的眼色行事。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实权，则由康生控制。
因此，“贺龙专案组”成立，也意味着贺龙落到了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手中。
从此，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公开地对贺龙进行迫害了。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设3个办公室。
其中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负责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专案，由总参主要领导负责牵头。
“二办”辖9个主要专案组，其中最大的是贺龙和彭德怀两个专案组，他们都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但彭德怀早在8年前的庐山会议上被罢了官，已成了“死老虎”，所以，军队真正第一要案就是贺龙专案了。
由于“贺龙专案”是军队的第一要案，所以林彪、江青特别重视，配备了很强的力量，由康生亲自抓。
除任命空军政委余立金为组长外，还设3个副组长。
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主持讨论并批准了“贺龙专案组”“关于贺龙专案工作的设想”。
他们指出：要把“投敌叛变”问题作为全案的“要害”和突破口。
要求专案组在工作中“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
紧接着，“二办”主要领导和叶群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邱会作和贺龙专案组组长等参加，专门布置动员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揭发贺龙问题。
“贺龙专案组”也迅速运转起来。
到贵州、四川、湖南和湖北省就晏章炎诬告贺龙企图“投敌叛变”事再次进行调查。
专案人员对被调查对象大搞逼供、诱供，甚至大打出手。
贺龙80多岁的堂叔贺勋臣，被打得鼻子鲜血直流，昏倒在地。
在长沙，省参事室参事王尚质被逼得无路可走，跳楼自杀。
结果还是没有查到贺龙“叛变投敌”的任何证据。
1968年3月中旬，林彪、江青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简称“杨、余、傅事件”)。
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代总参谋长职务，撤销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职务，撤销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职务。
同时，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职务。
由于杨成武、余立金突然被打倒，“二办”所属各主案、分案组一律暂停工作，专案人员投入了揭发批判杨、傅在专案工作上的流毒。
同时，对“二办”及“贺龙专案组”的领导成员作了调整。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叶群等人接手“二办”。
任命海军政治部主任、军委办事组成员张秀川为“贺龙专案组”组长。
4月18日，吴法宪对专案组布置任务：“贺龙是国民党右派、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
怎么打倒？就是把敌人的罪状挖出来，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做到‘五个忠于’。”
22日，江青、康生及“二办”新领导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接见“二办”全体人员。
江青像泼妇骂街一样对贺龙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她诬蔑说：“贺龙是个大刽子手。”
康生阴阳怪气地说：“我提醒你们，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口对准了中南海……”
半个多月后，康生于5月16日再次到“贺龙专案组”，布置如何清查贺龙问题。
他恶毒地诬蔑说：“贺龙不仅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
他还说：要“由贺龙的历史投敌叛变，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
可以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由这个问题想到另一个问题……”
5月20日，毛泽东在接见在京学习班时，首次明确表示不保贺龙了。
他说：“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
有了毛泽东这句话，康生控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立即于6月14日作出决定，将贺龙由原中央办公厅保护，改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作为专案对象，实行监护。
从此，周恩来再也无法保护贺龙，贺龙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魔掌。
从1968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筹备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加紧进行。
林彪和江青为阻止贺龙参加九大，也加紧了对他的审查，企图在九大前把贺龙问题定死。
专案组原来想同贺龙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林彪、江青一伙作贼心虚。
他们知道贺龙软硬不吃，威武不屈的性格，怕斗不过贺龙。
为此，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决定：采用“背靠背”的办法，由专案组提问题，让贺龙回答。
9月18日，贺龙突然收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一封信。
薛明拆开一看，原来是要贺龙交待历史上的所谓“罪行”。
这封信，实际是专案组以军委办公厅名义写的，主要内容是：“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
“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
“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西，与你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了什么协议？”
贺龙将信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地吼道：“撞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狗娘养的，这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他们根本拿不出证据，如果有什么证据也是假的！”“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这些办事的人。
27年、29年、33年的事情统统都是假造的。”
他们想“用毛主席的指示来压我，完全是给我栽赃”。
他像一头被激怒了的雄狮，整天在房子里来回走着，吼叫着，他不能容忍这种栽赃陷害。
一连好几天，贺龙愤怒的心情难以平静，在房间内不停走动，有时走着走着突然坐到桌子旁，打开笔记本，反复写着“冤枉”两个大字。
他说：“他们要叫我签名画押，我就写这两个字。
要是枪毙我，我就喊冤枉！”情绪平静下来之后，他决定奋起自卫反击，要用事实来戳穿林彪、江青之流捏造的谎言和恶意中伤。
他向薛明讲述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从1916年率领20个人刀劈芭茅溪盐税局，谈到参加两次北伐战争、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同周逸群等一起到湘西，创建了红四军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谈到同李立三、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及长征途中怎样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斗争；一直谈到他一家五口：父亲，姐姐贺民英、贺五妹，妹妹贺满姑，弟弟贺文掌为革命牺牲，贺氏宗族上百口人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敌人抄了他的家，烧了他的房屋，挖了他家的祖坟……讲到这些，贺龙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因为，他已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他的生命同党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他说：“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多么背时我都不怕。”
但他看到当前“文革”运动的情况，看到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阴谋家得势，老百姓遭殃，自己和许多老干部被迫害，不禁怒火满腔。
后来，薛明把贺龙的详细回忆，认真地整理出来，实事求是地把每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
贺龙希望党中央和毛泽东能看到这些材料。
就像冰雪害怕阳光一样，谎言最害怕事实。
康生和专案组对贺龙写的材料十分害怕。
康生要求专案组不能把贺龙写的材料原件上报，他批示：“不摘要，不提问题，不说你们的看法，即送出传阅，这办法很不适当，望注意。”
因此，专案组按康生的旨意，对贺龙写的材料上报时只作摘要，并谈了他们的看法。
报告中说：贺龙写的材料“极力吹嘘标榜自己，不交待实质性的问题。
并有诬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志处”，“态度极不老实……”
康生看后，批示道：贺龙“极不老实”。
“吹嘘自己，掩盖错误，不交待问题，我建议专案组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10月13日至3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
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康生对贺龙专案工作抓得更紧了，多次听取案情汇报。
他说：“贺龙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二变’问题(即所谓历史上‘投敌叛变’和现行的‘二月兵变’)。
而历史上的叛变问题的关键是1927年8月，贺龙给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发过四封乞降电报，和1933年国民党反动说客熊贡卿到红3军招降贺龙。
这些问题是你们的主攻方向。
”按照康生的旨意，专案组将上述两个问题列为贺龙“叛变通敌”的核心，拟定详细的审查方案，集中力量进行突破。
与贺龙有关的其他分案也围绕这个“核心”运转。
同诬蔑贺龙在1933年企图“叛变投敌”一样，所谓1927年8月贺龙向蒋介石等发过四封“乞降”电报，是红卫兵在翻阅旧报纸时，在北平《晨报》上看到的一条消息。
专案组认为，南昌起义发生在南方，既然北平的报纸有这条消息，南方几省也可能有类似的消息或报道。
为了印证《晨报》这条消息，派出了几个调查组，分赴江西、湖南、江苏、安徽等，查阅敌伪时期的档案、报刊等资料，但毫无所得。
为了查清四封“乞降”电的情况，专案组便想到了两位知情人：一位是唐生智，他曾是贺龙的顶头上司。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副省长，当时是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另一位是陈浴新，唐生智的亲信，被安插到贺龙的第二十军任参谋长，对贺龙进行监视。
南昌起义后，他带了一部分人员叛变，逃回武汉并发布了通电。
所以，专案组认为，唐生智是贺龙的上级又是收报人，应该知道此事；陈浴新是军参谋长，贺龙发电报应该同他商量，并让他去承办，他更应该了解内情。
于是，专案组决定派人分别去长沙和南昌，组织专门班子，就地办唐生智和陈浴新的学习班，对这两位七八十岁的老人轮翻批斗逼供，他们招了又推翻，翻来覆去，最后，实在受不住专案人员的折磨，只好瞎编。
陈浴新甚至“一字不漏”地将四十多年前的4封电报都全文写了出来。
这实在太离谱了。
专案组的一位副组长也不得不承认“这电文有水分”，但他又说：既然“陈浴新承认发过这样的电报，应该是真的。”
然而，专案组人员心里总感到不踏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胡编的，一捅就破。
所以，没有敢引用陈浴新写出的电报全文，只用了电文的大致内容。
关于1933年贺龙同熊贡卿洽谈，企图“投敌叛变”的事，虽然两次派人外调，都空手而归。
但专案组并不死心，1968年10月，他们查阅敌伪报刊时，在国民党南昌行辕公署内部刊物《军政旬刊》上发现一则消息，其中说到关于熊贡卿招降贺龙，“一切办法，均已议妥。”
这一则消息，正好同晏章炎的诬告材料对上了口径，使得康生一伙欣喜若狂。
在一次专案会上，康生宣称：“这些材料，使贺龙通敌板上钉钉了。”
接着他指示专案组：要想办法把“议妥”的详细内容是什么弄清，既然已“议妥”，贺为什么又把熊贡卿杀了，否则不能自圆其说。
为此，专案组采用先扫清外围，再进行攻坚的办法，集中力量对贺龙有关的各分案突击。
因为所谓“贺龙的问题”，不仅株连到他的妻子儿女，亲朋好友，而且还牵连到了贺龙指挥过的部队和领导过的地区、部门，包括红二方面军和湘鄂西根据地；八路军一二师和晋绥联防军；西南军区；国家体委；国防科工委等等地区和部门中的一大批老部下。
其中不少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受到株连和迫害。
据“贺龙专案组”1968年5月18日给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一份《贺龙专案组案情进展综合报告》中说：“贺龙专案组自去年9月13日建立，现有办案人员24名，负责审查同贺龙有关的案犯共23名。
其中省、军级以上干部19名，包括政治局委员2名，中央委员1名，候补中央委员1名。”
因此除“贺龙专案组”外，还有总参谋部的“王尚荣专案组”；总政治部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顿星云专案组”；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祥专案组”；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樱专案组”；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祥专案组”；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专案组”；“李井泉专案组”等18个分案组。
另外，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也受到了牵连。
上述分案组，虽然由各总部、大军区、军兵种的党委领导，但受“贺龙专案组”的指导，并提供旁证材料。
因此，主案与分案是互相补充、互为因果的。
各分案组按照“贺龙专案组”“先扫清外围”的布置和要求，加强对各自专案对象的突击审查，大搞逼、供、信，大搞武斗，采用车轮战、喷气式、拳打脚踢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进行逼供。
他们将许光达迫害致死，把廖汉生整得奄奄一息，王尚荣被打成残废，黄新廷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流血便浓，谭友林差一点死在狱中，顿星云被打瞎了一只眼睛，樊哲祥给打掉了牙齿……“贺龙专案组”把各分案组用逼供、诱供、串供搞来的假旁证材料，再用剪贴、拼凑拍照、节录，甚至编造等非法手段捏合在一起，这种假了又假的材料，就成了给贺龙定罪的证据。
1967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代表的意见》的文件中指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王明等绝对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不能当九大代表。
此文件发到全军连队党支部。”
1968年2月5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刘、邓、陶、及其同伙彭、贺、彭、罗、陆、杨、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取了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推行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
这是第一次对贺龙点名定性的中央文件，经毛泽东圈阅后发到全国。
从此以后，贺龙被当作“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省市的文件中，频频被点名批判。
他被排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之后，要被打倒的第五位人物。
这意味着“贺龙的问题”已变成了敌我矛盾。
从此，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对贺龙不仅从政治上、精神上，而且从生活上、医疗上，一步紧似一步地、不断地、全面地进行迫害。
贺龙的处境也每况愈下。
开始，他们借口有人要来揪斗贺龙，怕被人发现，把贺龙夫妇居室的窗帘全部拉上，不让他们拉开。
随后，又将他们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走，使他们在一段时间里只好睡光光的床板，用手臂当枕头。
伙食也越来越差，饭里沙子很多，他们只得向做饭的战士把大米要来，晚上戴着老花镜，把沙子一粒一粒捡出来……他们还借口水源困难，连续四十多天断绝了对贺龙夫妇供水。
在那炽热炎炎的夏天，又不让拉开窗帘打开窗户，把他们憋闷得汗水淋漓，但每天只给他们一小壶水。
贺龙是个71岁的糖尿病人，需要多喝水，这一点点水怎么够？为了保护这一点珍贵的水，他们只好不洗脸、不漱口，渴到实在受不了时才喝上一小口。
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则天天冲凉洗澡，大量用水。
他们那么多人用水时水源就不困难，惟独贺龙夫妇用水困难？问题再清楚不过了！由于供水实在太少了，大热的夏天，即便不洗不漱，连喝的水也不够。
要是要不来的，此时此地，求人不如求天，盼望天上下雨。
因此，他们起床后，就撩起窗帘，先看看天气如何，如果看天上有云彩，就很高兴，祈盼能下点雨。
到了下雨天，他们就把水盆、脸盆、口杯等等大大小小，凡是能盛水的东西都摆到门前雨地上。
有一天，贺龙在同薛明抬水盆时摔倒，并扭伤了腰，疼痛难忍，在椅子上靠了半个多月不能动弹，大便也解不出来，非常痛苦。
医生又不给治，薛明只好自己嘴里含了肥皂水，用氧气袋上的橡皮管作导管，给贺龙灌肠。
结果薛明的嘴也被肥皂水烧坏了。
贺龙被立案审查特别是公开点名批判以后，林彪、江青一伙用更加卑鄙的手段加紧对贺龙的迫害和摧残。
首先调换驻地，加强监视。
贺龙和薛明原来住在山上，看管人员借口住房暖气破裂，无法修理，要他们搬家。
贺龙坚决不同意，对薛明说：“这个房子是总理安排我们住的，我住着放心，如果换一个地方，那就要出鬼了。”
他几经交涉都不行。
有一天夜里，他们已经睡下，看管人员突然要他们搬到山下去住。
在这里，贺龙和薛明无论是在室外散步，或去厕所，一举一动，都在看管人员的视线之内。
贺龙顿时明白了，这次让他们搬家，为的是好监视他们的活动。
同时，对贺龙在生活上摧残，医疗上进行限制和拖延。
贺龙患糖尿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病虽然不能彻底根除，但并非绝症，只要注意饮食营养，药物控制，精神愉快，病情可以逐步好转或得到控制。
林彪、江青一伙则针对他患病的特点，用杀人不见血的卑劣手段，在贺龙的生活与医疗上捣鬼。
在生活上，贺龙的伙食本来就很差，搬到山下后就更差了。
两个圆形的小饭盒，一个盛浅浅的一点饭，一个盛菜，通常是见不到一点油花的清水煮白菜、糠萝卜，或者是像甘蔗皮一样咬不动的老豆角。
饭菜不仅数量少，质量尤其差，营养缺乏，使贺龙的糖尿病失去了控制，饥饿难忍。
为此，薛明千方百计地到厨房拿了些白菜和盐，放在盆里做腌泡菜，后来，白菜拿不到了，就在园子里找野菜给他充饥，但终究无法解决贺龙的营养不足问题，眼看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虚弱，脚气感染越来越严重，步履艰难，连上厕所也走不动了。
贺龙早看清林彪一伙的险恶居心，愤怒地说：“他们硬是想把我拖死，杀人不见血……”
由于贺龙身体太虚弱了，感到疲乏、心慌、头昏、失眠、心律失常……1968年3月下旬终于病倒了，患了脑缺血失语症，被送进了北京卫戍区某医院。
遵照林彪、江青一伙关于“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方针，接诊医生不仅把贺龙当做敌人，而且完全违背了“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这一医务人员应遵循的基本准则，非但不给贺龙认真看病，反而诬蔑说：“此人狡猾，不能排除‘诈病’可能。”
并在病历上写道：“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他在医嘱这一栏内写了“请经治医生主宰”几个字。
在一次化验时，贺龙不慎将小便倒在瓶子外边，被一个护士骂得狗血喷头。
由于医护人员的敌视，以及种种刁难，贺龙一肚子的气，病还没有好，就出院了。
在西山，贺龙的医疗原由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某营营部的一位姓沈的医生负责。
他对贺龙生活上比较关心，有时悄悄地给买点常备药品和日常生活用的东西，在医疗上也比较认真和用心。
但后来被调走了，换了一个新的“医生”。
1968年底，黄永胜专门把“贺龙专案组”的3个副组长找去，对他们说：中央决定，对一些重要审查对象的吃药问题要加以控制，不能叫他们自己保存药物随便吃。
因为有的已出了问题。
随后他问道：“听说贺龙那里还有不少药？”
“有一些常备的药。”
有一位副组长答道。
“你们要管理控制一下，不然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中央决定给他派一名医生或护士，专门管他吃药问题，把他的药收管起来。
你们回去写个报告送来我们批。”
黄永胜向他们布置。
这3个副组长奉命写了个报告，黄永胜批给北京军区。
北京军区立即从天津某医院调了个姓王“医生”来，这是经过6次“政审”，精心挑选来的。
其实他是神经科的一个男护士，根本不懂得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
很显然，他的任务不是要照顾护理贺龙，而是按照黄永胜的旨意，要把贺龙原来的一些常备药“收管起来”，要从医疗上加紧对贺龙的控制与迫害。
在王护士到北京报到的当天，专案组姓芦的副组长就找他谈话，向他强调说：要站稳立场，提高警惕，划清界线，收缴并控制贺龙的药品。
果然，这位“政治上可靠”，忠于林副统帅的“医生”一来，立即以“组织决定，检查你们自己存放的药物是否变质”为名，把贺龙从家中带去的治疗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和神经衰弱等药品37种共三千多片(粒)全部收走，一粒不剩，甚至把检查糖尿病的试剂也都拿走。
随后，他减少、调换和中断使用一些重要药品，使贺龙连每天3片必需的最普通的降糖药也无法保证，每次服药都要在他监视下服用。
而且在贺龙逝世前的半年多时间里，竟连一次血糖也未给检查。
1969年1月15日，“贺龙专案组”竟然向“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这时，贺龙已被摧残得形容消瘦，身体虚弱得不成样子。
“专案组”的这个指示，非常明确：不能把贺龙当好人，所以也不能对他用好药。
无情的事实果真被贺龙猜到了：林彪、江青一伙心狠手辣，毒如蛇蝎。
他们就是要用杀人不见血的手段，硬是把贺龙拖死。
有一天，这“医生”送来的药胶囊已经破裂，胶囊的外壳还留有手指印，显然已做了手脚。
因此，薛明对贺龙说：“这药不能吃，弄成这种样子，谁知道里面装的什么东西！”便退了回去。
“要小心，他们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贺龙赞成薛明的机警。
由于这位王“医生”忠实地执行林彪一伙和专案组的旨意，贺龙的医疗条件越来越差，加之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的摧残，他的糖尿病迅速恶化，1969年5月上旬，连续摔倒了7次。
薛明敏锐地觉察到，这很可能是糖尿病恶化的征兆，多次提出检查贺龙的血糖和尿糖。
而那位“医生”遵照林彪一伙关于“不能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的旨意，始终没有同意。
6月8日晨，贺龙刚听完新闻联播，就连续呕吐了3次，呼吸急促，浑身无力。
薛明以前曾听保健医生讲过糖尿病人的保健知识，因此，她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糖尿病酸中毒的反映，心急如焚，马上向监护人员反映，要求医生进行救治。
但那位“医生”到中午12时才从外面回来。
薛明立即找他讲述贺龙的病情。
这天上午，“贺龙专案组”正在开会，接到警卫一师黄参谋关于贺龙病情加重的报告，副组长芦某带了两个人坐车来到西山。
警卫连干部和那位“医生”向他们汇报说：贺龙最近一段时间心情比较烦躁，精神状态和饮食都不好，有时心率跳动急速，病情加重……听完报告，芦某说：“要随时掌握病情变化，及时报告。
黄参谋，通知让卫戍区医院派医生来会诊，把病情搞准。
会诊结果立即报告专案组。”
他交待完毕，就走了。
就这样，拖到下午3时，“医生”才来给贺龙打了一针“止吐针”，但没能止住吐。
薛明一连催促了5次，都被借故拖延。
下午5时，贺龙血压下降，上腹部剧烈疼痛，病情更加严重，警卫连向“专案组”报告：“贺龙病重。”
这时，专案组的芦某同另一个副组长正在办公室打扑克。
接到报告后，有人提出：“报告总理吧！”芦说：“不用，我们要个车先去看看。”
4个小时后，医院的两个医生才到。
从贺龙早晨发病，已整整拖了13个小时。
薛明赶紧向他们介绍贺龙的病情，请求立即进行抢救。
这时，芦某等专案组人员已来到西山，两名医生请示他们之后，没有给贺龙作血糖、尿糖检查，却给他输了糖尿病病人不能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
在给贺龙输液时，医生大声说：“病人昏迷了！”其实，这时贺龙神志很清醒，待医生走出房间后，他对薛明说：“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薛明对给贺龙输葡萄糖很担心，要求医生谨慎用药，对病人进行检查。
他们取了尿样，送到丰台检验所进行化验。
后半夜，化验结果出来了，只见医生在小声嘀咕什么，原来，他们并不是检查病人尿糖高低，而是企图给贺龙加上“畏罪自杀”的罪名。
9日零时5分，已确诊贺龙是酸中毒之后，仍不用治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尽快控制病情的恶化，而是继续输葡萄糖，这一夜整整输了2000CC。
这就是他们遵照林彪、江青一伙所说的“医疗要为专案服务”旨意，对贺龙进行有害无益的反治疗，致使贺龙病情急剧恶化。
这两个医生怕病人死在自己手中，零时40分后，不得不打电话请示送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抢救。
5时30分，301医院派医生、护士带救护车来到西山。
他们对病人做了检查后，又向医院请示，直到7时许，医院才同意送去。
当决定将贺龙送往301医院时，他的神志依然很清醒，明确表示不愿意去。
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贺龙知道，那是林彪亲信邱会作等人控制的地方，他去那里等于羊入虎口。
但医生声称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坚持把贺龙送院。
随后，有人拿进一副担架，大家就七手八脚地把贺龙抬上担架。
这时贺龙微微睁开眼睛，用深情的目光看着薛明，点了点头。
谁知这对革命伴侣此次握别，便成了永诀。
救护车开出西山时，芦某等专案组人员的吉普一直跟在后面保持50米的距离。
到玉泉山东南角公路上时，救护车停了下来给贺龙输氧抢救。
8点多钟送到301医院14病区，这是一个普遍外科病区。
就在贺龙住院的前6天，他的亲密战友、人民解放军十名大将之一的许光达，惨死在这个病区病房厕所的马桶上。
在贺龙进院之前，林彪亲信邱会作就向医院布置：“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
医院的领导坚决遵照邱会作的指令办事，既没有做抢救的准备，也没有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到现场去会诊。
8时55分，贺龙住进医院，到10时25分才开始治疗。
10时55分，贺龙血压下降到70/40，11时30分，主治医生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抢救。
但医院的头头不允许对治糖尿病酸中毒有直接关系的代谢科专家参加会诊。
他不管病情多么危急，病人的死活，竟决定将会诊时间放到两小时后的13时30分进行。
更令人气愤的是，会诊时不让专家去见病人，不让他们知道病人是贺龙，只允许专家们同病人“背靠背”地根据“病情汇报，化验和X光片讨论”。
就在会诊后1个半小时，即1969年6月9日15时零9分，这位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中外闻名、人民敬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含冤与世长辞。
从他神志清醒地住进医院到逝世，只有短暂的6小时零9分钟。
得到贺龙已经去世的消息，“贺龙专案组”大部分人员赶到301医院，就在病房外面的过道上，“二办”办公室主任秦某和“贺龙专案组”的3个副组长经过商议后决定，给“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写报告，请示如何处理贺龙后事；派人去西山接薛明及找他们的子女来向遗体告别。
专案组派人把薛明接到301医院后，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向她讲述贺龙住院检查的经过。
她记得，医生对她说，贺龙的血糖1700，下午3时零9分死亡。
也就是说，从贺龙住进医院到死亡，才6个小时；血糖1700，比平时高出十几倍。
薛明不明白，“进了这样治疗和抢救条件完善，有那么多国内外知名的医生，为什么仅仅6个小时便造成死亡？”
“恰恰这6个小时正是他们没允许我在贺龙同志的身边，我也没听说他们给用过什么抢救的药品。”
301医院医生讲完以后，专案人员让薛明等着，他们还要去接贺鹏飞等子女来，一同去看贺龙的遗体。
薛明回忆说：“当时我坚决反对，担心他们又要耍什么花招。
他们告诉我，是请示了中央首长(听说是黄永胜)，是命令，非看不可。”
过了一会儿，贺捷生、贺鹏飞、贺晓明等子女也被接来了。
薛明由他们搀扶着，来到停放贺龙遗体的房间，他们来到贺龙遗体旁边。
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只有一条白床单盖着贺龙的身躯。
只见他长长的头发，高高的额角，浓黑的双眉紧蹙，两眼紧闭，眼角的清泪未干；脸颊消瘦，但依然那样刚毅；嘴巴微微张着，唇上胡须没有修剪……已经两年多没有见到父亲贺龙的子女，看到他们最亲爱最尊敬的父亲，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死得这样惨，悲愤交加，痛哭失声，都哭得像个泪人。
在同贺龙遗体告别后，薛明仍然被送往西山。
当天晚上，贺龙的遗体就被悄悄地送往八宝山以“王玉”的化名火化了。
火化时不让亲属到场，火化后，“贺龙专案组”把骨灰盒，秘密放在一个小殡仪馆里，并下令：不准传出去，要绝对保密，不让人们知道贺龙之死的真相。
在贺龙去世后的第二天，6月10日上午，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召集专案组人员开会。
授意他们：贺龙的死亡报告“要写得详细，某年某月治过病，让人们知道我们做过许多工作”，“专门有医生照顾，人家一说，我们尽到了责任”。
11日，专案组遵照黄永胜等人的旨意，写出了“贺龙的死亡报告”，把没收贺龙自带药品，拖延抢救时间，以及进行反治疗等重要情况一概隐瞒，只笼统地说：“经多方全力抢救无效死亡”故意欺骗党中央。
周恩来在审阅“贺龙专案组”和301医院写的两份“关于贺龙死亡原因的报告”时，没有任何批示，就退回了“贺龙专案组”。
对下面呈送的报告一言不发，周总理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贺龙去世后，林彪一伙继续对他亲属进行迫害。
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还有薛明，她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要把她送得远远的。”
“一不能让她死，二不能让她逃，三不能让她胡说八道。”
惟叶群之命是从的吴法宪，立即派人把薛明押送到贵州的大山沟里，派了一个班的兵力，把她当成重要犯人那样严加看管，强迫她改名换姓，不准给子女写信，剥夺了她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