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2月31日，在这一年最后一天的傍晚，通辽标件厂派来的大卡车将我们十名顶着高粱花子的知青——五名北京知青与五名天津知青接到了位于哲里木盟通辽市的工厂。大家的心情是何等的兴奋，我们终于从荒漠的农村来到城市，尽管还不是北京，但毕竟与农村有了天壤之别。我们已经从农民变成了工人！
通辽距离开鲁县城约八十公里。距我插队的大榆树公社约100公里。这家工厂生产农用螺栓螺帽，分为热镦和冷镦，主要工序是将A3盘条除锈、下料、镦方（热或冷镦成六方形）、攻丝。有四个车间：一车间（酸洗、下料与热镦）、二车间（冷镦与攻丝）、三车间（机加）、四车间（维修与设备制造）。
当初面试我的政工干部李恒信科长曾询问我对未来分配工作的意向，那时其他知青在选调时高兴还来不及，生怕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哪还会提出额外要求呢？但我是“傻小子睡凉炕，全仗火力壮”，不假思索就说：“我不怕吃苦，就是希望得到能够学到技术的工作。”这话别人不敢说可我说了，还真就灵验了。一进厂我就被安排在钳工班做设备维修钳工，师傅是刚从沈阳调回通辽的巣起清，那可是沈阳橡胶厂响当当的四级维修钳工呀！我心里真比吃了蜜还甜。
我离开农村时，当年挣的工分折成现金，再加上我的口粮退粮库后折的钱，加一起应该有四百多元。那一年我冬天参加贫宣队，夏天出站勤，秋天到沼上当牧业保管，等于一天工也没耽误，所以才能聚集起这笔“巨款”。但小队会计七扣八扣的，只拿回不到三百元。那就是我离开农村那年，拼死拼活挣出来的全部积蓄了。
开鲁县城那会儿卖高筒皮马靴，那皮子真叫好，有人买了穿上特精神，我挺羡慕。离开开鲁那一天，我特地抽空去逛商店。但看了看价格，要十五元一双呀！我忍住了没有买。
那阵子我家是喜事连连。我的选调正巧与我妹妹同时，她高中毕业被选送到北京房山地毯厂工作。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就是父亲所在单位的军代表已经找他谈话，指出他的问题已经清楚了，（所谓问题一是我的伯父三十年代出国后一直居住在美国，退休前是代表国民政府的中国银行美国分行经理；二是我父亲大学毕业后做过八个月的《中华日报》社经理。而这个报社与国民党中统有关，我父亲当时并不知情）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久即可以恢复工作了。
一连有这些好事发生，而我自己又要和农村的生活告别了。我将在农村时的旧衣物收拾了半个皮箱，这些破衣服没有用场了，就留着绑墩布吧！上面又放上一个我给妹妹买的红色的毛毯，仔细包好一起寄回家中。这条毛毯花了我四十元，是因为妹妹要住在厂里，怕冬天太冷她受不了。余下的两百元钱我就悉数寄回了家中。
后来我母亲说，看看我寄回来的破衣烂袄，再看看我送妹妹的毛毯，又看到寄回家的两百元钱，她又欣慰又难过的哭了。
1972年的2月，尼克松要来华访问。国家号召知青留在当地过个“革命化的”春节，不让回家。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在外地选调进工厂的知青。我刚刚进入工厂，有多少话要跟家里说呀，所以，决定不顾一切回北京！
春节前夕，胡森从开鲁来通辽与我会合，我带上心爱的小提琴，走上了回家之路。当晚，通辽火车站候车室冷冷清清，根本不卖去北京的火车票，所以没有几名知青。我们守着行李，在寻找着时机。夜幕降临，塞北的冬天是那么的寒冷，偶尔一两声凄厉的火车笛声，催得我们心紧。旅客列车早已开走，余下的货车在喘着气，不知何时开动，但看方向是朝南方向开的。问了站台上的列车员，说是可能待儿出发。
机会来了，我和胡森趁着夜幕，悄悄走到列车的尾巴，进入了守车车厢。守车十分简陋，就是一节铁皮车厢，里面在两边用铁条焊着两张供运转车长使用的铁椅子，再就是在车中间安着一个铁炉子供车长冬天取暖。我们缩在角落里又紧张又兴奋，等待着开车的时刻。这时运转车长晃着信号灯走来，车终于开了，车长也潇洒的跳了上来，他诧异的看了看我们，得知我们的身份后没有说话。我们为这次冒险一阵狂喜，幻想着明天一早醒来就会到北京了，慢慢的我们睡着了……。
“咣”的一声，货车剧烈的抖动了一下，停了下来。我们揉揉眼，想看看到哪里了。外面一片漆黑，车长说：“快下车吧，到地方了，我们不走了！”我们只好怏怏的下车，不舍的回头望着那列货车，向这个小站的站台走去。还没到那儿，就又听见“咣”的一声，货车开动了！被耍戏了的我们只好自认倒霉，再寻他途。看看站名——甘旗卡！妈呀，才走了小小的一站地！
这以后的故事就是不断地换乘慢车，往北京方向走。从甘旗卡到大虎山，再从大虎山到锦州，再从锦州到北京。在到北京的路上，我们遇到一位总参的军官，他是来东北看插队儿子的。所以遇到我们也倍感亲切，为了防止人到北京站又被轰回来，他给我们支了一个高招：在丰台车站下车，然后沿铁道往回走，直到走出站台范围，再翻墙出来！哈，又是很刺激的行动！
我们就是这样历险回的北京。这是我在家里的院子中拉小提琴。
比我早一年进厂的崔凤是个小我一岁的秀气男孩，他是开鲁县本地人，与其他九名天津知青于1970年一起选调到了标件厂，崔凤与我同为巢师傅的徒弟，算是我师兄。崔风爱美，工作之余，总是穿得干干净净，还穿上一双皮鞋，挺扎眼，大家都叫他“皮鞋队长”。别看他是个白净脸儿，干起活来却很有门道，是个天生的钳工人才，我很佩服。
崔凤那批来的知青中，郑承义和马同生与我在一个车间，郑承义是铣工，马同生是电焊工，我是钳工，工作经常碰到一起，业余生活也合得来，所以我们变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在北京知青中，孙建国和我接触最多。他是朝阳区垂杨柳二中的六七届知青，比我小一岁，父母都是北京内燃机总厂的干部。父亲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后担任北内的医务处长。孙建国成长环境是大院的孩子，交往的同学大都是干部子弟。我们一起进厂后，他很愿意和我接近，后来我们聊得很深，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我得知他的父亲在文革中也受到政治迫害，他也有自己的苦闷。建国是一个非常用功的人，写得一手好隶书。文如其人，做人也是规规矩矩。他戴着一副深度眼镜，方方的脸庞，憨厚而不失谦谦君子之风，但干起活来却有些不知所措。记得刚进厂那会儿，他分在二车间做冲压工。六十吨冲床一下一下的冲下来， 他就要用小铁钳夹住料填进下模，“哐当” 一下上模下来与下模一合，就冲出了螺母六个角或螺栓的六角螺帽。建国最怕上夜班，一晚上下来，他的棉袄会被油浸得光亮光亮的，那是休息时他不顾一切趴在冲床台子上睡觉弄的。眼镜也是脏兮兮的，那张脸更看不得，熬夜熬得笑起来跟哭一样。
照片中左边是崔凤、右边是孙建国。
1972年的春天，厂里提出要我们这些年轻人（主要是天津、北京的知青）去北京和天津学习。我知道我表妹好友的哥哥倪耀德在天津第一标准件厂当副厂长，就联系他到这个厂学习。后来又到北京标准件厂学习，这期间我们还抽空去了颐和园，那是我与我师傅、师兄在北京唯一的合影。
在厂里，有一句口头禅叫做：“紧车工、慢磨工，溜溜达达检修工”，我的师傅是厂里检修工的“大拿”，我当然很自豪，我很爱学习，又肯吃苦，所以总想尽快掌握钳工技术。学维修，应该先学习各种机床的操作。
开牛头刨床的女工是我们厂的工会主席，那天我溜达到她的床子面前，问她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她说正好她需要一块垫块，就是刨工件时夹在台钳子上的铁垫块。我说好办，我来搞定。就去院子的废料堆中寻找，找到一块差不多大小的料，拿回来一看，有点大，就和主席说：“我自己来刨吧，你把刨刀给我”。我照猫画虎的将料夹在台钳子上，卡上刨刀，就开了刨床。没想“砰！”的一声响，牛头刨的牛头一下子撅起来，刨刀卡在工件上不动了。我惊出一身的冷汗，跌坐在椅子上。
主席赶忙找来了我师父，车间里听到这一声巨响，人们也围了过来。我的心突突的跳，喘着粗气，什么也不敢说了。我师傅与其他的检修师傅检查了状况，告诉我我捡的料是和刨刀头差不多硬的合金钢！原来我是把做冷镦磨具的料拿来了，而且是淬过火的料。再有就是“吃刀过深”。
这以后的一个星期，我们检修班全体都在机加车间大修这台牛头刨床，这是一台三十年代的意大利产品，本是保养良好的古董机床，叫我给糟蹋成这样，我非常痛心，深感是由于我的无知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給大家添了这么大的麻烦。可我师傅和其他师傅却并没有骂我，反倒是安慰我，告诉我应该怎样做才不会出事故。后来我得知本来厂里是要给我处分的，被我师傅拦下了，他说一个刚进厂的北京知青，有工作热情，出了事故他会接受教训的，不要打击他的积极性吧！就这样此事就不再追究了。但我一直做为我一生的教训铭记在心不敢忘记。后来师傅还告诉我做为检修钳工，在跟三脚架打交道时，一定先要找好自己的位置，不能进入三脚架的里面，以免倒下时砸着自己。那时我们经常要在车间架起高高的三脚架，中间是“金不铑”（日语），也就是吊链，用来吊工装与机器部件。也确实有发生由于三脚架支得不牢，或吊的物品重心超出造成架子倒下砸人的事故。而我确实无论在吊装机器，还是检修设备，从来没有出过工伤事故，这都是有赖于师傅的教导，真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呀！
为了学技术，我买了制图、设备维修等方面的书籍，学习看图，了解装配上的公差配合，向师傅学习了刮研技术。包括平面刮研和轴瓦的刮研，学习了车床、刨床、铣床、磨床、冲压机、压丝机的拆卸与装配技术。维修班里都是小伙子，没事时坐在一起常常为一些维修技术而讨论，甚至抬杠。如怎样画出正确的螺母图呀，平面刮研的精度计算呀等等，俗话说：“抬杠长学问”，和大家一起吹吹牛，抬抬杠，还真能增加不少学问！
做为维修工，不管是在班上，还是在业余，只要车间设备出了故障，我都会立即到达现场，和师傅们一起抢修。我们宿舍就在车间不远处，晚上听响声就能知道有几台在工作，甚至到了听不到冲床响就睡不着觉的地步。由于我的努力，当年我获得了二级先进生产者奖状。
这是车间工人在开会，中间讲话这就是天津知青马同生，他后来成为我入团的介绍人。
通辽是哲里木盟的首府，在1969年的7月已经划归吉林省管辖。
工厂里驻有长春市派来的工作组，他们在通辽市进行工业口的调研。我们这些进厂知青们和他们混的很熟。1972年的冬天，从他们那里得知长春的大学要到通辽来招收工农兵学员。对这件事情最感兴趣的要算我和孙建国。但同时厂里要派我去参加冬修。那时一到冬天，通辽的国营企业要派一些技术工人去农村或农场帮助修复一些农用机械。在这个关键时刻，“出身”这个词汇再次刺痛了我的心。由于我父亲的政治审查还没有最后落实，还没有恢复工作，上学当然没我的份。而建国不同，他的父亲有革命经历，和我父亲不可同日而语。我只有祝福他能够考上大学。我临走那天，他刚刚考完试，送我很远，说了很多话。在临近考试的前一天，他正巧读了一篇最新的批林批孔文章，而政治考试正是这个题目，他就大大发挥了一下。而数理化部分由于他仅是初二水平，所以基本没有答出来。可就是那一手好字加上政治考试押对了题，长春来的老师当场就暗示他很有希望。所以他的告别就暗示我走后不久他也会去长春工业大学上学。他告诉我其实他很为我感到不公平，我是初三毕业，学习底子好，又那么想要读书，我没有去成太遗憾了！我知道他是真诚的，我告诉他我学的是钳工技术，不能去上学，还有技术。但他是熟练工，说实在话，他真不适合当工人，去上学也许是最好的出路。他很感动，说我最了解他了，说着说着就哭了，我也哭了，我们互道珍重，后会有期。
我们冬修的地方在金宝屯农场。 金宝屯位于科尔沁左翼后旗东南部， 素有“金三角”的美称。 金宝屯农场有上海知青、天津知青。 第二天我们去食堂吃早餐，那是为我们准备的小灶，因为我们是无偿帮助，所以农场方面很是优待。吃小灶的房间不大，一会却又进来一位，只见这人高高的个头，挺拔的身材，脸上有些浅白麻子。手提一个铝制军用饭盒，进来就坐到我们的旁桌，也不打招呼。我们正觉得此人必有来头，旁边陪同的农场干部告诉我们他叫洪学智，曾是共和国上将，文革中被关在这里，但有些优惠待遇，后来方知此农场有一部分为劳改农场，在此改造的还有国民党几个少将，好像也有中统军统人员。
图为我与孙建国在北京的北海公园。
我跟郑承义一屋，马同生与我们隔壁，时间一长，我们就在一起吃饭了。那时我们都是技术工种，学徒三年，工资第一年是17元、第二年19元、第三年22元。第四年拿32元，从第五年开始才能拿到二级工的工资——37.5元。不过那时钱值钱，一块钱可以买十个牛肉馅饼。
我们每天的伙食基本是二米子饭（大米和小米）或苞米碴饭或高粱米饭，上班前我们用饭盒装好米，再用一个饭盒里面放上一勺猪油，一点葱花，再带上白菜土豆什么的。每天到了十一点多钟，马同生会招呼我们几个去锅炉房淘米，在饭盒内放好水，就到一车间，那里有热镦机，下的螺栓料需要先在一个碳盆中加热，烧红后才能镦型。我们就将饭盒放在炭盆中做二米子饭，并将做菜用的饭盒放在炭盆中，待猪油化了后用刀削土豆、白菜，再撒一些盐进去，不一会就会熟了。十二点时，我们凑到一块，几个饭盒一摆，又是主食又是熬菜，吃得我们津津有味。
我的业余生活同样有滋有味。通辽市每年举办文艺汇演，这几年知青们陆续选调上来，多才多艺的人多了，文艺汇演也就更好看了。我进厂后，由于会拉小提琴，立即就被吸收进了文艺宣传队，后来还担任了队长。我们准备的节目有男女声二重唱“逛新城”，有长征组歌，有红灯记选段等。我拉提琴，崔凤拉胡琴，还有吹笛子的，弹月琴的。北京知青郑永平打快板特棒，每次他一出场特别出彩。
我在北京时，文革中我与谢大为就参加过北京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尽演些样板戏、文革歌一类的节目。舞台上的红卫兵都一个模样：雄赳赳气昂昂，戴着红袖章，唱的都是“拿起笔做刀枪”或“天大地大”之类。而七十年代初的通辽已经有了一些变化，内容中歌颂红卫兵小将的部分换成了歌颂工农兵，学雷锋、学大庆、学大寨。拉起这些曲子我驾轻就熟。
这是厂文艺宣传队的合影。
1973年的冬天，我接到了一项新任务——知青带队。那时全国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接近尾声，但通辽本地的知青下乡开始了，去的地方是哲里木盟所辖的五旗二县。通辽市本身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缺乏经验，于是找到一个窍门，就是从已经选调上来的天津北京知青中选择一批人带队下乡。我带的那个知青集体户全是通辽市一家优秀中学的高中生。他们男少女多，正好与我当时下乡时的情景一样。
时隔两年，又回到了农村，但是角色变了。我凭着在农村几年的经验，将这些孩子们安排的顺顺利利，他们的插队生活比起我们当年，虽然仅有几年的间隔，却是好上很多了。他们离家又近，生活习俗又不远，所以很能适应，但我遇到了一个突发事件。那是我已经将他们安排得差不多了，就要离开时，突然一名女生说起胡话来，说得其他学生都很害怕。当地老乡说她是“撞克”了，（就是得了癔病）我连夜将她送回她的父母家。他父亲是通辽师范学院的副院长，家里很感激我的及时帮助，我也是一夜没睡，第二天告别他的家人后又回到了农村。我对其他学生进行了安慰，以免“动摇军心”，然后回到了厂里。那一年以及随后的一年，我都是年度的一级先进生产者。
1974年初，通辽市文化局要举办工人画展。在布展前我参加了美术创作活动。他们找到我，是因为我们厂在一进厂门之处有一个大大的黑板，每个月政工都要出一期板报，我进厂后，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和孙建国了。孙建国秀气的隶书体正好适合板书。我则配画以及整体的设计。孙建国走后，就是高我三届的天津知青王东海写字我画画。通辽文化馆要举办工人画展的消息传来后，我厂政工就推荐我去参加。哲里木盟有画版画的传统，牧区蒙古族牧民的生活场景特别适合版画的艺术形式。那粗犷的蒙古袍，那豪迈的牧马人，那飘着炊烟的蒙古毡房，那蹒跚行进的勒勒车，那无尽的草原和白白的云彩，简直就是天然的木版画题材！
我不会画版画，但有素描的底子，又想画一幅描写工人劳动的画作，就打了一个底稿，这时来了一位天津知青叫肖宽，他已经是内蒙日报社驻通辽的美术编辑了，还有一位晢盟师范学校的张德恕老师，他们是我们的老师，整个创作的过程，其实就是学习提高的过程。他们两位老师手把手的教我将底稿描在宣纸上，再一遍一遍的勾线和渲染上色。无论是人体型状的把握，还是脸的上色技术，都使我的画功得以质的提升。
这次创作结束后，通辽文化局开办了《工人画作》展览会，后来又刊登在了《哲里木》报上，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上报。我高兴得要命，将其珍藏起来，现在都已发脆泛黄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及工作趋于稳定，厂里的北京、天津知青们有不少已经开始搞对象。如郑承义的对象是在通辽当售货员的天津知青马玉芬，马同生的对象就是在本厂财务科工作的天津知青张寅。因为我与郑承义、马同生是“一个马勺吃饭”的好友，他们的恋爱也使我有些心动。这时在长春工大上学的孙建国也毕业回厂了（工农兵学员学制是两年）。建国是铁了心要回北京，所以没有考虑恋爱问题。
有一天我正给机加车间的宗永田师傅修车床，他突然问我：“小李子，你还没有搞对象呀？”我说是呀，他说：“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吧，是个天津知青叫周佑兰。她人长得不错，个子不高，在肉联厂工作，是干部。”其实我心里并没有做好准备，但潜意识已经不会拒绝交朋友了，就随口答应见见面吧。
那天的见面就在宗师傅家里。一进门，我看见有两个女孩坐在炕沿，宗师傅指着其中一位告诉我她就是周佑兰。另一位是他的妹妹宗兰田。原来宗兰田与周佑兰都在肉联厂，是好朋友，宗兰田就托她哥哥在标件厂给周佑兰介绍对象。我们没有寒暄几句，宗师傅就叫我们上外面去互相介绍一下，通辽的工人宿舍是一排排的，我们走到一排房子的尽头，有个小空地。那已经是国庆节后的一天。外面黑呼呼的，有几盏街灯也仅是发出惨淡的光，我穿了一身的工作服，剃的小平头，周佑兰随我走到那里，我开口说：“宗师傅告诉你了吧，我是个钳工，今年二十四岁，属虎，团员，车间团支部书记。”她说：“我的情况是团员，机关团委委员，在工会工作。我也属虎。”好像就说了这么多，相互跟政审似的，然后就鱼贯而入的回到宗师傅家。
第二天宗师傅问我的印象，我觉得人不错，那边反馈的情况也说挺好，于是就决定第二次到他们厂去做客。那天是周六，下班后我一个人出厂后就沿着明仁大街向东走去，过了铁道，看见有两个知青模样的女生走过来（那时知青的打扮做派和当地青年还是有区别的），近了仔细一看是周佑兰她们，周佑兰介绍说另一位是她的同屋许家嫱。那天我们吃的是牛心馅的饺子。两次的接触我发现周佑兰是个非常诚实、非常质朴的人。她的出身是城市平民，非常一般，而就是这种一般，让我有了不一般的感受。在我无心插柳时，却碰见了这么淳朴的姑娘，她身上透着一股清新而真实的气息，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
交往了些时日，需要进一步相互了解家庭情况时，我将父亲目前被关押的情况向佑兰和盘托出。就在我们刚刚交往不久，父亲突然被警察带走，母亲四处打听，只知已被关押是何原因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在她宿舍将实情告诉了她，她哭了，我看出她很同情我的遭遇。
又过了些天，她拿给我一封信，是她远在襄樊的姐姐写给佑兰的和写给我的信。给她的信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打地洞。李庚翔的家庭太复杂，他父亲要是问题很大，他也会翻不过身来，将来你会跟着他吃苦，他父亲要是将来平反了，那人家还会看上咱们这种家庭吗？两家的差别太大了，最好分手！”在给我的信中她姐姐表示了同情，又说她妹妹和我可能并不合适。周佑兰将两封信都拿给我看。
我说：“你怎么看？”她说：“你来决定吧！我对你家的情况挺同情的。主要看你的想法。”我当时没有表态，回厂后将事情向孙建国讲了，询问建国的看法。建国还没有搞对象，他是认准了“门当户对”的。他劝我干脆“就此罢手”，断了算了。我虽然也有“门当户对”的想法，但周佑兰是那么好的一个人，我于心不忍。建国就一直劝，最后我想到家庭既然正处于最低潮，父亲还关在狱中，不然就放弃吧，等家庭的事情有眉目了，再去考虑个人问题吧！于是我就打电话告诉周佑兰，要跟她分手，那边哭了。
这以后我就投入了文艺宣传队的活动，但心里其实没有真正放下，失去了周佑兰我好像心一下子空了许多，在宣传队里拉琴好像也提不起精神。这天有人喊我：“李庚翔，有你的电话。”我心里预感到会是她，拿起电话，那边果然是周佑兰。她说：“庚翔，能不能我们见面再谈谈？”，那晚周佑兰说：“我将信给你看，绝不是听从姐姐的意见和你分手，而是希望你能给我勇气和你继续交往，请你不要误会。如果你愿意，我希望我们能够恢复朋友关系，你家的问题我们可以共同面对。”我由委屈、犹疑、放弃到坚定不移，经历了痛苦而痛快的心路历程，我尽情的大哭了一场。就这样，我们恢复了恋爱关系。
图为我与周佑兰在颐和园昆明湖畔。
父亲的事情总是我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我坚信父亲是无辜的，是被陷害的，我是家中的长子，我要尽力去帮助父亲。但我一个外地工作的工人，我能够怎样呢？
邻居周妈妈对我家很同情。有一天我刚回到北京，她就将我叫到她家问父亲的情况。我把仅仅知道的一些情况告诉周妈妈。周妈妈说，现在在中央工作胡耀邦就在着手解决冤案假案错案，何不写一份申诉材料托人转到胡耀邦手中？有些事情到了中央倒是会得到公正解决的。我与母亲商量，母亲说咱们家和周家不一样，周家是对革命有贡献的，周妈妈本人又是高干，所以会想到胡耀邦。父亲的案子与其他人比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不应该去惊动胡耀邦，再说咱们家也没有什么渠道去找呀！
但周妈妈的话还是给了我力量。为了父亲的事情，我找到父亲的单位——外交部外交人服务局，去谈他的问题。接待的人说对此事不是很清楚，需要请示领导。我当然知道他在打官腔，而且他只是一般干部，当然不清楚，也不会说出什么来。于是我没有理会他，径直上楼进入一间大的办公室，里面有不少人在办公。他们看见我一个毛头小伙闯进来，似乎有些惊异。一位四方胖脸的女同志问了我的情况，我看她好像是一位领导，就一五一十地讲了父亲被捕的经过。要求组织上给一个明确的答复：父亲的案子究竟是什么状况？父亲被带走时公安局什么都没说。我母亲因为担惊受怕，身体非常不好，希望组织上给个说法，我父亲何时可以回家？我真想把心中的疑问与委屈全都倒出来。
这位女同志耐心的听完我的申诉，告诉我要相信组织，组织上一定能够调查清楚问题，一旦服务局得到信息，一定会告诉家属，并叫我转告母亲保重身体。她并没有拒我于千里之外，虽然看似是在打官腔，但话里透着安慰，我感觉到了。
她转身离开后，别人告诉我说，她就是贺龙贺老总的女儿。这回该轮着我惊讶了！我想一代开国元勋都遭到了那样的下场，现在他的女儿来安慰我，我还能说什么呢？这时只能将无限的委屈与倾诉放到心底。
这是我与母亲、弟弟在北京的家里。
佑兰成了我在通辽生活中最大的安慰。我每周去她们厂一次。他们是肉联厂，出牛肉、兔肉，所以我一去，就可以满足一下“口福”，如黄焖牛舌呀，牛尾汤呀什么的。那时的恋爱规规矩矩，我只是坐在她床铺的边上，连身子都没有歪过。
佑兰更是“老古板”。她还管工厂的广播，晚上要放一段新闻联播什么的。全厂的员工（他们几百人大部分都住厂）也习惯了随播音喇叭作息，所以她这个播音员风雨无阻。此外她还要负责工会的图书、文体等等，有时我就跟她到图书室看书。一来二去的，我与他们厂的知青混熟了，也常常与他们聊天。
这是周佑兰与同宿舍的许家嫱在一起。
建国看我没有听劝，还是和佑兰好上了，他也改变了原有的立场，接受了我们交朋友的现实。作为我的好友，也常常被我拉来到肉联厂玩。这个厂的北京知青中，有他的中学同学，所以大家在一起无拘无束的，都能聊到一块。做为“一个马勺吃饭”的战友，我常常叫佑兰给买些牛肉、兔肉的来，和郑承义、马同生一起享受。
冬天到了，她们厂分的牛肉、牛舌、兔肉不少，甚至还有黄油。我们就用能够打开的铁箱子装瓷实了，再合上铁箱子，放外面冻上。等春节前要回家时，再磕开，就是冻好的四四方方一块肉块。我们会将它们用塑料膜包好，分别带给我家与他家，我们两家对此都非常的欢迎。我爱在家做熏兔肉，很好吃。我想父亲在遭难，母亲心里从文革开始就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真是“苦海无涯”，我一个漂流在外的长子，能够给母亲一点点的安慰也就知足了，所以看到家里人吃着燉牛肉，在馒头片上打黄油时，心里很高兴。
这是佑兰与同事在通辽肉联厂冷库前的合影。
1976年到了，这一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元月里，我在晚上确实看到了非常清晰的流星雨，那个月周总理去世了。
3月中旬，我到北京出差，在北京赶上了四五运动。四月初天安门广场上开始了大规模的自发游行示威。导致这桩严重事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多城市居民感到他们所爱戴的总理没有得到应有的哀荣，人们也觉察到上层对于周恩来一生的功过评价存在着斗争。清明节本是祭奠先人的扫墓日，随着清明的临近，形势越加严峻。紧张局势始于一月初总理去世随后，从上而下传达限制人民的悼念活动。其中最声名狼藉的是“五不准”：不准带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举行悼念活动，不准挂总理像。但民众对此置之不理。1月15日，追悼大会刚结束，中央就决定全面停止悼念活动，这就更加激化了群众的不满情绪。
3月19日，首先是一批小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献上了全国第一个纪念周恩来的花圈。这束花圈和随后送去的花圈很快就遭清除。
到了3月底，花圈数量激增，天安门广场上张贴的诗词充满了反对“四人帮”的情绪。涌入广场的人数也开始剧升，从3月底到清明前夕，共达到了一百多万。3月底的一天我和我妹妹及从天津来的表姐李薇华到天安门广场，亲眼看到了无数的花圈，将纪念碑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起来，还有学生与工人的队伍，前面抬着大大的花圈与挽联，挥舞着红旗，进入广场。在人山人海之中，一些人站在高处大声念着哀悼周总理的文稿，通过细细的通道，蜿蜒进入花圈的海洋，即会看到很多更加精彩的诗词悼文，如：“神州民众八亿咽，歌声笑语听不见。泪水滴积能荡漾，哭声轰起震人寰。总理终生为革命，毕生精力为国献。儿女继承同奋力，定在中华现遗愿。”，“一声惊雷过千山，哀音吹怯满人寰。星河啼泪飞瀑布，纸花牵紧月光寒。七十八载如一日，奔涌江河谈笑间。留声步步垂青史，洒血滴滴荐轩辕。”大家在激动地传抄着。纪念碑碑身的两侧则竖起了两个大对联，远远的就能看到。上面写着“总理回眸应笑慰，打鬼自有后来人。”我们在纪念碑前留下了珍贵相片。
4月2日，中国科举院一零九厂的职厂,用4辆大卡车开道，抬着4个大花圈和4块巨型诗牌，牌上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4月5日凌晨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横幅等悼念物品被运往八宝山销毁。广场的路口和纪念碑被封锁，有些人当场被捕。清晨，大量人群陆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当发现他们奉献的花圈被收走，护卫花圈的人被抓走时，异常气愤。人民大会堂门口围了一万多人，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那天我们厂另一名北京知青郑金城正好也在北京，他来我家说天安门出事了，人们把小轿车点火烧毁了，还把历史博物馆旁的一座建筑物给砸了，说是那里有警察在指挥。我们登上车就奔了天安门。我们看见天安门东南角地方上空冒出黑烟，人群在不安的骚动，整条长安大街都在播着吴德讲话，大意是天安门广场有坏人，大家不要受到坏人利用，请立即离开广场。我俩迎着讲话的声音骑车到了广场。看到纪念碑附近的花圈已经全部被清走了，仅有少部分人还围在纪念碑周围不肯散去。这时我们看到危险已经越来越近了。一队队的民兵穿着深蓝色的棉大衣，头戴柳条帽，手拿棍棒，从午门冲了出来，经过金水桥，向两边包抄。我俩往前骑到人民大会堂前左拐，沿南北路往南骑，骑到纪念碑西面时，已经看到民兵们在集合排队，他们开始面对天安门东西向排成一排，看来是要“包饺子了”，我俩不用商量，一个冲锋，从还没有合拢的民兵队伍中向南冲出去，直到冲到了前门才停住。再往后看，民兵们已经手挽手将广场彻底封锁了。那时我们太年轻，冲出来后还想着是否还能够再进去看看，但从前门东面往北已经进不去了。越过人墙，我们看见民兵在用棍棒驱赶着人群。我们赶紧绕道回家了。
我们是1976年11月5日在通辽登记结婚，6日肉联厂的“大嘎斯”卡车将我们送到火车站，车上站满了我俩厂的同事。他们到车站送行，算是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吧。
结婚的前几天，按规矩给每个同事发喜糖、发烟。程序是前面有个人带着我去各个车间、班组，告诉大家我要结婚啦！然后我在后面给每一位师傅糖果，并点上一支烟，大家抽上烟后，我再到下一站，而我后面的人就来敛钱。凡是吃到糖、抽上烟的人就会“随份子”。非常一般的关系就随一元，谈得来的、看着顺眼的就随三到五元，朋友关系的或本部门的就会多凑点份或单送。单送的物品离不开暖瓶、脸盆、蒸锅、毛巾等。合着送的就高级了。佑兰那边还收到了毛毯。结果我们厂小，我收到了现金180元，佑兰收到了300元，余下的就是些家用的物品。
我们分别回到天津、北京。佑兰在家准备了两天，我则给自己买了一身涤卡的中山装，五姨送我一套用餐的小食碟，非常雅致。9日我们在北京举办的婚礼。所谓的婚礼极其简单，那天一早佑兰嫂子与妹妹陪她从天津来北京。天好像还下着细雨。中午我的表哥李学治夫妇来，并带来了一只云南特色的火锅鸡。中午的餐桌上除我母亲和我俩，女方就是佑兰的嫂子与妹妹，男方有我的表哥李学治夫妇，两个表妹李学汾、李学淳，我的好朋友吴德凯。吴德凯他们兄妹送我一只英雄金笔。父亲还没有回来，所以这顿饭吃的是压抑的，没什么气氛。
那些日子北京天天闹地震，单位发给我家一些木杆子，我就绑在床的四脚，将其架高，一有震情，人就从床上下来躲在床下面睡觉。其实也不见得就安全，就是心理求个平安吧！
1976年的除夕之夜，我们是在通辽简朴的新房中度过的。打倒“四人帮”后的欣喜使人们还处在亢奋之中，收音机里传出久违的斯特劳斯的华尔兹圆舞曲《蓝色的多瑙河》，我兴奋的抱着枕头在炕上跳起来，尽情释放着那压抑已久的郁闷。佑兰从来没有看我这么“疯”过。从那轻快而振奋人心的圆舞曲旋律中，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世道真的变了！动荡的日子已经结束，文革中那种人鬼不分、倒行逆施的日子永远的过去了！也预感到父亲的事情有希望得到解决了！
新的时代就要来临！
新的时代真的来临了。1977年春节刚过，父亲回到了家里，紧接着不久，宣布父亲完全平反，并很快恢复了工作，但由于被关押时遇到唐山大地震，肺部受到的损害较大，身体大不如前，只能安排在外交人员服务局的教育处教出国人员英文，职称是译审（正教授级别），行政是副处级。
而通辽这里，我和佑兰婚后不久就又被迫分开，原因是肉联厂要求她参加本厂知青下乡的“知青带队”工作，时间一年。另一位是刘锁，一位高大的蒙族干部。他们工作的地点在晢盟后旗的金宝屯附近，那是一片极其荒漠的地区。我曾经因冬修去过那里，那里设有劳改农场，周围全是沙漠。佑兰和刘锁就凭两只脚，在布顿公社的各个大队间跋涉前进，照顾好本厂下乡的知青，带给他们温暖，传递着家人的信息。那里的环境和我选调前担任牧业保管的他拉干水库周围的环境差不多，同样的沙丘、同样的人际罕见，营子之间相隔几十里地，又是纯蒙族地方，所以佑兰他们的工作相当辛苦，所幸刘锁是蒙族，语言相通，不然都无法和当地老乡沟通。
每次佑兰要回来之前，都会通过工厂工会通知我，我就骑着一辆二八永久自行车去火车站接她。如果是冬天，我将她接回家后，就先将她的双脚放到我的胸前给她暖脚，她那双脚早已被冻得冰凉冰凉。后来她告诉我说，每到那时她都会很感动。她有时也会给我带来蒙族人吃的“奶豆腐”、“炒米”等食物。佑兰从布顿公社百货店买来的豆绿色茶杯，我们至今都还在用。
大部分时间佑兰不在家，我下班回家后，有大把的时间，有时就会请孙建国来家中吃牛肉，当然还会有代价，就是他要教我学习英文，有时还会找来标件厂的同事，郑承义、马同生等，一起吃牛肉、熏兔肉来开开荤。我很喜欢在家招待朋友，拿手的好菜就有“红烧牛肉”、“熏兔肉”、“鱼香肉丝”、“宫保肉丁”、“土豆沙拉”等，我不会喝酒，但也不能亏待朋友，就折中大家喝通化红葡萄酒，一元一瓶，倍儿好喝。大家酒足饭饱之后，就开始海阔天空的聊天。
肉联厂的知青更多，由于佑兰人缘好，她在工会工作人脉也广，所以肉联厂无论汉人、蒙族人，还是北京知青、天津知青，都成了我的朋友。我作为肉联厂的“姑爷”自然不敢怠慢，尤其是肉联厂的知青，更是我的座上客。
这是在通辽肉联厂冷库前与肉联厂的天津知青董法生、刘齐增的合影。
1977年的夏天，国家恢复了高考，招生对象为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很多有心人已经开始复习功课，像吴德凯、谢大为他们都好像是“土遁”了，再也看不见他们闲暇无事的身影了，他们开始潜心准备功课。
而那时我已经结婚。佑兰比较现实，她知道我一直都想上大学，但既然我们结了婚，她需要我负起一份家庭的责任。说如果我不顾一切的去上学，将来有了孩子怎么办？谁来照顾？她说得有一定道理，我在通辽，父母没有办法帮上忙，佑兰的弱小身躯，无法扛起全部的生活重担。
放弃高考，虽然痛苦，但我心中有一个愿景，那就是回到北京。我知道，只有回到大城市，才会有比较好的机会。我牢记周大融引用的孙子兵法的话：“法乎其上，则得其中，法乎其中，则得其下。”我若甘居中游，将来必将一事无成。既然我目前还不能上学，我就力争回城，寻找机会，将来再去上学可能会更好。
到了1978年的春节，我们从北京家里带回了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猫咪，谁见谁爱，只是没过多久突然失踪，再也找不着了。就在我们非常惋惜它的丢失时，一个喜讯来临——佑兰怀孕了！
不久肉联厂将她调了回来。这时住在隔壁小屋的北京知青李玉珍生了小孩，她带着几个月的孩子回到通辽，她的先生也过来看她。恰巧孙建国与李玉珍是同学，他们关系又非常好，所以建国也总来这边大家一起聊天。
对我来说，这一年却遇到了不少的麻烦。先是为了到北京的中医医院给工厂的邱师傅安排看病，在瑟瑟的初春中排队拿号，不幸得了甲肝，回通辽休养了两个月才好。祸不单行，紧接着下半年我又得了肺炎，本来以为是重感冒，但低烧不退，哩哩啦啦的恢复的挺慢，去医院一透视才知道是肺出了毛病，这下又得在家养病。
佑兰每天挺着个大肚子上下班，好在都在厂里不远，她又挺坚强，从来没听说她闹什么“小病儿”，又有几位办公室的姐妹都在怀孕期，大家传授经验，相互帮助，倒也学习了不少孕期的知识。工厂来了卖苹果的大车，都是一筐筐的国光苹果，又脆又香的，我们听说孩子在妈妈肚里时妈妈要多吃水果，这样生出的孩子皮肤白净，我就一气买了一筐给佑兰吃，我还养了几只小鸡，等佑兰坐月子时给她做鸡汤喝。
万事具备，只等生产了。佑兰家那么小，他父亲还在病着，天津又有“例儿”，闺女生孩子要在婆婆家生，所以就没打她家的牌。我是想叫佑兰在北京生，但母亲担心通辽到北京太远，路上不方便，再说他们老两口身体也都不好。到了最后两个月，我们决心就在通辽生孩子。
别人介绍我们通辽有一位姓郝的接生大夫，人非常好。我就骑车驮着佑兰去看她。郝大夫看过后告诉佑兰：“你孩子目前的状态很好，我可以给你在家接生，但是你要在生之前再来一趟，只要胎儿不移位，就没有问题。即便有移位，我也可以通过按摩慢慢扶正，你就放心吧！”他又告诉我：“我们家本来住在山西，后来我丈夫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内蒙晢盟农村，我就跟过来了，现在落实政策到通辽，我的专业就是妇产科。我挺同情你们这些远离家乡的知青，所以很愿意给你们接生。”
算一算，真的到该生孩子的日子了，可佑兰还在挺着大肚子上班，1978年的12月18日一早，佑兰觉得不对劲儿，肚子一阵阵的绞疼。我这个准爸爸知道是快生了，就和佑兰好朋友的老公董法生一起去接郝大夫。郝大夫带了一位助产士，我们一人一位用自行车驮着她们回来。从厂里宿舍到卫生院总有五里地，地上是刚下的雪，雪下面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我们真怕将郝大夫摔坏了，小小心心的将她们接到家里。
郝大夫就是经验丰富。她检查了一下就说：“不碍的，只是开始绞病儿（就是开始产前的阵痛），真正开始应该在晚上，你送我回去吧！晚上再接我过来。”我真想留住她别走，可她明明在说现在还太早，我就没有理由再留她了，这时只有相信她。她倒是把助产士留在了我家，使我稍稍安心。
到了傍晚，佑兰绞病儿的间隔越来越密，大家都说可是到时候了，别再耽搁了。我二话没说，又登上自行车去接郝大夫。因为天已擦黑，路又滑，在快到厂子时，我不小心摔倒了，将自行车后衣架上面坐着的郝大夫一下子掀翻在地上，我吓坏了，赶紧将郝大夫搀起来，可郝大夫说：“不碍的，不碍的，接着骑吧！”令我特别感动。
到了家中，郝大夫看了看佑兰，这时佑兰已经满头大汗了。她特坚强，坚持不哼一声，郝大夫直夸她，但还是说：“不碍的，还有一会儿，你先给她煮几个鸡蛋吃，待会儿还得使经儿呢！”我煮了几个鸡蛋，发现其中有臭鸡蛋，郝大夫说别仍，不碍的，我爱吃，你再煮几个吧！“不碍的”是郝大夫的口头禅，听着她这质朴的话，我的眼泪几乎下来，更加信赖她了。
晚上九点多种，孩子快要降生了。我守在佑兰身边，用手握住她的手。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这是在她最需要丈夫关怀的时候我所能给予她的。她的手越握越紧，满头大汗，却不吭一声，郝大夫在用手帮助她生产。十点左右，佑兰顺利的产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我望着孩子那白皙的脸盘、浓黑的头发，我兴奋地说：“是个男孩儿”。
佑兰出了通身的透汗，幸福地笑了。佑兰做妈妈了！我也做爸爸了！
第二天，我给家里打了电报：“母子平安”。我父母明白是生了个大胖小子。孩子的名字是父亲起的，他们一辈排行“先”字，而且是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那中间的字就是需要思考的了。我们选了几个字给父亲。最后父亲说就叫“李时先”吧——做时代的先锋。孩子姑姑给起的小名，叫轩轩，意喻将来要做一个气宇轩昂的人。
那一天果然不平凡，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在北京召开了，那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决议将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
轩轩生下来就非常白净，很健康，脸白白胖胖，眼睛特别有神，也不爱哭。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
夏天，父母带着妹妹庚琪还有表妹李学淳到北戴河消夏来了。父亲在上一年和在美国生活的六伯父联系上了，他们亲哥俩已经几十年没见面了。六伯父发来两个邀请函，邀请父亲与妹妹来美国。父亲是探亲的签证，妹妹是读书的签证。当时签证还没有批下来，正好外交人员服务局给了父亲全家北戴河休假的名额，他们就来了。临来给我写信说，如果我方便也可以来北戴河和他们聚会。我接到信时，算一算时间他们已经到了北戴河。我就到医务室开了假条，反正我的阑尾炎还没有好利索，开个假条不费力气。
我当晚乘上去北戴河的火车，第二天就到了。下了车我看到了外交部的面包车，他们还在陆续的接站。我一说是李均藩的儿子，接站的同志马上就知道了，说昨天刚刚把他们接到疗养所，我一听高兴了，一下子就跳上了他们的汽车，一路上经过了几个哨卡（那时还没有对老百姓开放），顺利的到达了外交人员服务局的疗养所。
那是一片极优越的海滩，后面是新落成的面对大海的外交部疗养院大楼，前面分了两部分，但没有中间的界限，西面是老外的泳区，东面是中国人的泳区，沙滩上散落着当时中国还很稀有的太阳伞，老外们和享受特殊待遇的中国人们三三两两的晒着太阳，金色沙滩与外交部大楼的中间是掩隐在树丛中或隐或现的西式洋房，据说那是西方教会发现了这片神奇的海滩后陆续修建的别墅，后来包括一些民国政要、财界巨贾们也跟着修建洋房，形成了现在的规模。我们一家就住在其中的一座。
当我像变魔术一样出现在家人的面前时，大家刚刚吃过中午饭，他们都惊呆了，谁也想象不出我会这么短的时间来到北戴河。
晚上我们就睡在这座洋房的两个房间内。我的塑料鞋带断掉了，就找来半截的小锯条，用打火机烧热了再粘上，旁边房间的参赞夫人看得津津有味，我母亲直说，这孩子从小就插队离开了家，生活能力就是强。晚上在一个小的露天广场我第一次看到彩色的电视转播，尽管信号时断时续，可还是令我充满了新鲜感，旁边外交部干部的孩子们在议论着自家的彩电怎么怎么样，在刻意的抱怨之外透着高人一等的心态，我坐在他们之间真是感到了巨大的落差。
第二天我们去海边游泳，我的身体虽然刚刚康复，但也投入了大海的怀抱。我的水性很好，就在泳裤的兜内放了五元钱，游到一里地外的渔船旁，他们刚刚打渔回来，还没有靠岸，我就从他们手中买回五斤海蟹，用网兜装着，回来后找当地老乡，他们会在沙滩上挖个坑，再用海水煮蟹，里面放一个纱布包着的花椒大料，再撒些海盐，煮熟后拿到别墅前的平台上面，那里有藤桌椅，正好为我们吃螃蟹用。空气中散布着咸咸大海的味道，背后的洋平房又令我回忆起小时天津的情景，藤椅桌椅被一把大大的阳伞覆盖，周围又是硕大的古树，幽静的环境叫人尽情的放松、放松。我们一边吃螃蟹一边聊天儿，夕阳已经西下，落日的霞光倒影在海面之上，远处是停泊的巨轮与点点的渔船，我陶醉在诗情画意之中。
第三天，母亲留在别墅里，妹妹与表妹她们上山玩去了，父亲和我到了前面不远的海滩。我觉得和父亲深谈一次的机会来了，就向他介绍目前知青大量回城的情况，并且告诉他有不少人虽然已经选调，但选择回公社开证明的方式以知青身份回城，父亲好像很诧异，他说：“你不是已经上了很多年的班了吗？国家既然安排你进了工厂，难道你要放弃吗？”，我说其实我也舍不得，但为了回到北京，也只有出此下策了。父亲说：“你已经结婚，有了孩子，可要负起家庭的责任呀！”我说：“我不是不负责任的人，但需要一个过程，虽然回到北京后最初没有工作，但以后会找到工作的，再说您单位不能解决一下吗？您能否跟单位领导说一下，如果孩子插队回来，能不能照顾一下安排工作？我知道有些知青的家长就是这么做的。”父亲有些生气，说得非常不客气：“告诉你，我这辈子不会去向谁磕头，更不会找领导去谈你的事情。再说你一个工人，要学历没学历，要专长没专长（他没有把钳工看成是专长），又不会外文，我们单位进来的都是大学生，你叫我怎么张这个嘴？”
看到话不投机，再说也没有用，我就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您看，你们都要到美国去了，妹妹去了可能就不会回来了，弟弟早就从农村回北京，得到家里的照顾，他们的状况都比我好很多。将来我们兄妹三人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北京，只有我还在内蒙的通辽，对于我就不能想一些办法吗？”
父亲这次的回答令我非常的寒心。他说：“孩子呀！每一名做父母的其实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好，没有一名父亲是希望孩子受穷的。我的父亲当年有我们八个孩子，三男五女。爷爷安排得很好，曾经给每个儿女留下八万块钱，但后来呢？大家的生活状况都不一样，有很好的，也有窘迫的。这就是做父母的没有办法的事情。你的妹妹要到美国，是你六伯父接的，不是你父亲主动送去的，你的弟弟在家和我们一起生活，也是必然的。你从小离开家去内蒙插队，这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我们没有办法。所以你们这一代将来也会生活得差别很大。”他的话也许是真理，但话从我父亲的口中说出来，又是在他们就要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听起来就感到很寒心。
我再也没有心思留在这里了。这里的悠闲，这里的华贵和这里人们体现出的特权，都不属于我，我是远在天边的一个下乡知青，即便已经选调到了通辽，仍是一个留在内蒙的知青。我的世界已经和这里相隔太远了。
这一年家里是好事连连。一个是父亲与妹妹就要赴美探亲，二是文革中的抄家物品发还了，包括存款与房产。我家又恢复了独门独院的生活。
1979年的冬天，他们出国的日子临近了，而我的孩子家人还没有看到呢！孩子已经十一个月，该断奶了，佑兰的奶不好，东北这边叫做“灰奶”，所以应该尽快断奶，孩子恋母奶，不吃奶粉沏的奶，急得佑兰在奶头涂上紫药水吓唬他，可也不管事。我和佑兰商量着带轩轩回北京，连给轩轩断奶。不然爷爷和姑姑去美国之前连轩轩的面都没有看到，挺遗憾的。可佑兰不愿去，她说可能请不下来假，再说家里都在准备出国的事情，去的人多了会添乱的。我想了想，决心自己带着孩子赴京。
这真是个大胆的决定。一个十一个月未断奶的孩子，就决然的抱着他离开妈妈行千里路。当我抱着孩子出现在父母面前时，他们又一次惊讶了，暂时将视线从出国准备的行囊转移到了轩轩身上，看到轩轩那么可爱，爷爷奶奶非常高兴。但到了晚上状况出现了，轩轩开始大哭，哄也哄不好，急得我抱着轩轩在地上打转。还是母亲有经验，她晚上敲开药店的大门，买了一个带奶嘴的奶瓶，再沏上奶粉给轩轩喝，轩轩抱着奶瓶就使劲的喝起来，看来轩轩是饿极了。经过这一折腾，从此轩轩喜欢上奶粉了。
大家松了一口气，不过母亲抱怨我说：“你真是不懂事，这么小的孩子还没断奶就抱来北京，有多危险？大家都在忙着你爸爸和你妹妹出国的事，这时你带着孩子回来不是添乱吗？”真叫佑兰说对了，家里对我与轩轩的回来并不领情，而是认为添乱。不过晚上由于轩轩的哭闹，又加上麻烦母亲夜里去砸药店的门，我的心里也过意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