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实践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对20世纪初的世界格局，具有重大的冲击影响。自1922年苏联建立时起，以英、美为首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想方设法地对苏联进行围堵。面对众多敌对势力的“围剿”，苏联一方面支持土耳其（凯末尔）、波斯、阿富汗、中国国民革命等力量，以打破列强封锁。另一方面则极力强化自身制度，建立高度集权的制度体系。
立国之初，苏联在列宁的领导下，推行“新经济政策”，以恢复在国内战争时期被破坏的国民经济。斯大林执政后，则着眼于苏联工业落后、国家贫困、民众文盲率高的现实，连续推行了两个“五年计划”，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斯大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能仅仅因为某些失误就将其全盘否定。丘吉尔和久加诺夫都曾说：“斯大林领导国家30年，把一个仅有木犁的国家，改造成拥有原子弹的国家。”
“苏联模式”让苏联拥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巩固了苏联的政权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正是依靠高度集中的体制，才能在初期失利之后，迅速将整个国家转换成“战争状态”，并最终击败希特勒德国。然而，当历史的车轮进入90年代后，曾经强盛无比的苏联，还是走向了解体。苏联解体，有思想、民族、经济等多方面原因，也有西方和平演变的因素在其中。这次，我们换一个角度，谈谈苏联掌舵人的“蜕变”。
首先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全盘否定斯大林。1956年苏共二十大期间，赫鲁晓夫通过几份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彻底的批判，从而在苏联的思想领域掀起了巨大波澜。苏联人发现，自己曾经追随的领袖，原来犯下了“无数错误”，信仰体系由此崩塌。其实，罔顾历史背景，而片面强调斯大林的过失，本身就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由此看来，赫鲁晓夫的做法并不恰当。
赫鲁晓夫之后，就该轮到勃列日涅夫了。勃列日涅夫倒是没有去批判斯大林，但是他却犯了另一个重大错误——纵容利益集团壮大。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国力增强、军事发展、经济欣欣向荣，但同时助长了享乐之风。勃列日涅夫喜欢打猎、蒸桑拿，于是苏联全国各地便建了猎场、桑拿房。勃列日涅夫喜欢别人给他送礼，于是一些外国政要在会见他时，就会向他赠送汽车、猎枪等礼物。
上行下效，苏联的一些干部，也模仿勃列日涅夫。这伙人拉帮结派、相互影响、相互包庇，时间长了之后，苏联国内就形成了数个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手握大权，又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资源，由此对苏联建设造成了不利影响。例如，80年代之前，以拉希多夫为首的利益集团，在乌兹别克共和国根基强大。乌兹别克盛产棉花，但拉希多夫等人经常使用“作弊”手段，虚报棉花产量，以此套取中央预算。
勃列日涅夫时期，利益集团日渐壮大，所占用的国家资源也越来越多。然而，勃列日涅夫出于各种原因，却没有对这一现象进行整治。每当有人举报某干部徇私舞弊时，勃列日涅夫就以“维护领导班子的团结和稳定”为由，将事情压下去。1976年，苏联监察委员会在掌握证据后，打算查办“女杰”纳斯里金诺娃，但勃列日涅夫却亲自为此人说情。由于有大人物在背后撑腰，苏联的利益集团更加有恃无恐。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继任的安德罗波夫准备革除积弊。然而，当时利益集团的根基已经非常强大，而安德罗波夫的任期又过于短暂。因此，安德罗波夫的改革，从根本上也只是“治标不治本”。而与此同时，西方也加大了对苏联的“和平演变”力度。苏联的利益集团阶层，被西方的灯红酒绿所吸引。他们向往西方私有制，但苏联国家制度，又成为了他们的“绊脚石”。于是，他们开始想方设法瓦解苏联体制。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先是进行“加速发展”战略，后又推行“新思维”改革。戈尔巴乔夫偏离方向的改革，正中了某些利益集团的下怀。在“多元化”、“公开性”等思潮的背景下，苏联的既得利益者们公开支持私有化、主张推行西方的代议制民主体系，在客观上充当了西方的“代理人”。80年代末~90年代初，利益集团阶层频频动摇苏联的国家根基，最终导致苏联在1991年瓦解。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在1993年进行过相关统计，统计表明：在俄罗斯新银行家群体中，88.2%是前苏联的银行从业者；私有化机构中，42.8%由前苏联的企业高层把控；1991年以后的俄罗斯顶级商业精英中，有50%以上和苏联时代的利益集团存在联系。由此看来，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利益集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在苏联解体之后，利益集团同样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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