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五千年中国历史，除尧舜禹三代王位主动地禅让给贤能者外，均为封建的家族独裁统治，他们把国家视为私有财产，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位采用封建世袭制，父传子，子传孙；他们视人民为奴隶，任意剥削责罚，甚至无辜杀戮，“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的话，就是法律，所谓“金口玉言”，违者甚至诛连九族。皇帝眷养着一大批军队，这些军队是镇压人民的劊子手，皇帝就靠着这样残酷的镇压以维护他的统治。皇宫里则过着骄奢淫逸、三宫六院、腐化靡烂的生活。他们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不顾民族利益，不顾国家安危。
王朝传至清朝道光年间，英国向中国输入大量鸦片，毒害中国人民，清廷林则徐赴广东厉行禁烟，打了胜仗，烧毁了几百箱鸦片，当时林则徐曾提出，购买外国先进武器，学习制作先进武器和先进机器设备，以夷制夷，是振兴国家的良策。可是腐败昏庸的清廷，不但没有采用林则徐的建议，坐失发展的良机；反而听信接受英人贿赂的奸臣琦善的馋言，将林驱逐流放。林的策略收入《海国图志》，日本人将其译成日文，促成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却因鸦片战争失败，于1842年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第二年，又签订了更加丧权辱国的《虎门条约》：第一，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第二，割香港；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第四，海关税则，非经外商同意，不得修改；第五，英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来。
清咸丰六年，即1856年英法联军进攻天津大沽口，并未获胜，清廷仍与其签订《天津条约》，英法要求赔偿损失。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进攻大沽炮台，僧格林沁不能支持，天津告急，不得已签订了《北京条约》，英法要求在北京设立使馆，并开放各口岸通商。
俄国是侵略我国领土最多的国家，趁我国回民之乱占领了我国新疆伊犁，咸丰末年，趁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之乱，强占了我国黑龙江以北及乌苏里以东的大片土地，共三十万平方英里。现在俄国的阿穆尔省及滨海省，包括海参威在内，都是那次抢去的。
同治皇帝驾崩后，西太后扶三岁的小孩为皇帝，年号光绪，由西太后掌权，垂簾听政；但西太后却沉溺于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游乐之中，全然不顾国家民族的安危，为追求个人享乐，竟把国家兴建海军的钱，移用于修建颐和园，在1894年甲午海战前七年，中国没有增添过一艘新船。因而甲午海战对日作战中，中国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赔款二万万两，外加赎取辽东费用三千万两，承认高丽为中日共管。
光绪二十三年，德国藉口山东曹州有两个传教师被杀，出兵强占了青岛，俄国见德国占了便宜，于是调兵占领了旅顺、大连，又修了中东铁路、南满铁路，这样一来，我国花了三千万两银子赎回来的辽东半岛，就又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英国要求祖借威海卫和九龙，法国要求租借广州湾及广东、广西、云南的特权，日本要求福建的特权，这种瓜分是由甲午海战失败引起的，世界列强瓜分中国。
清王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是封建帝王专制独裁，只顾自己贪得无厌地享乐，不顾人民死活的必然结果，要想人民幸福，安居乐业，必须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人民共和国。
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统治下，中国成了被列强瓜分的肥肉，人民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水深火热之中，时时面临着被倂吞、亡国灭种的危险。外国侵略者蔑视中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称中国人是带尾巴的支那猪。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不愿做奴隶、不愿被侮蔑的中华儿女觉醒了，纷纷组织起来反抗，反对帝制，建立共和。在二十世纪初，领头反对满清帝制的便是广东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姓孙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因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故而又号中山。广东香山县人氏。在香港雅丽氏医学院学习期间，即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结交为友，经常在一起痛骂清朝政府，倡言革命，但人们慑于清廷的恐怖镇压，唯恐招来杀身之祸，附和者不多。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惨败，中国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这都是不顾国家安危，只贪图个人享乐的慈禧，将筹建海军的巨款挪用于建颐和园造成的。清朝政府如此腐败无能，中国成为各国瓜分的肥肉，人民再也无法容忍了，孙中山的主张才逐渐被人们接受。是年孙中山乘机在美洲的檀香山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倡导驱逐鞑虏，建立共和。
当时中国去外洋留学的学生大部分都在日本，多时有一万余人。孙先生立刻赴日本发展革命运动。这些留学生都是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熟悉中外情况，知道要救国必须推翻清朝，结束帝制，建立共和，所以个个赞同孙中山的主张。日本也就成了孙中山革命的大本营。
慈禧太后为了防备留学生造反，也想了很多办法，派了一个叫姚云甫的佞人担任日本留学生的督学。这个姚云甫甘愿当慈禧的走狗，密报了孙中山在日本的革命活动。慈禧大为惶恐，听说孙中山当时正在英国伦敦，就密令中国驻英会使馆设法逮捕孙中山，偷运回国杀害。
这天孙中山正去看他的英国朋友康德黎博士。康博士住在伦敦波德兰区。快到康家时，孙中山碰到了两个在英国留学的青年男女。他一听他们说的广东话，不禁动了乡情，上去和他们攀谈起来。那两个青年学生倒也热情大方，特别是那位姑娘，秀丽端庄，主动拉起孙中山的手，倾诉对清朝政府的不满，莺声燕语，声声入耳。海外逢知己，孙中山满心喜悦，也忘了警惕。正行走间，突然从旁边的门里走出两个彪形大汉，不容分说，就把孙中山架上楼去，关在一间房里。
孙中山不知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把他关起来。直到中午，有一个英国仆役来送饭时，孙中山才知道这是中国公使馆。这个仆役叫柯尔，他告诉了孙中山，那两个广东青年男女根本不是留学生，是中国公使馆派出来引诱他的。孙中山一听急了，问柯尔："你听说公使馆打算怎么处置我吗？"柯尔看看后面，压低声音告诉他："听说公使馆正在交涉租一条轮船，把你装在箱子里运到船上，押解回国。"孙中山一听就明白了，这是慈禧太后要把他抓回去杀害。现在能救他的只有康德黎博士了，于是他写了一张名片，许以重金，要柯尔送给康博士。
康德黎博士接到孙中山要来拜访的信后，连忙作了准备，一连等了几天，却不见孙中山的踪影。正疑惑间，接到柯尔送来的孙中山的名片，这才知道孙中山被中国公使馆绑架了。他急忙向英外交部和警署报告，又让《环球报》登了消息。英国舆论大哗，一致反对公使馆的野蛮行径。市民们包围了公使馆，大家嚷着要冲进去砸烂公使馆，救出革命家。慈禧的走狗、公使馆馆长龚照瑗在楼上看见群情汹汹，吓得浑身发抖。正当市民们要冲进公使馆时，突然警笛长鸣，一大队警察在探长乔佛斯的带领下开了过来。他们和康德黎博士及外交部的官员走进公使馆，找到孙中山，把他救出使馆。
陈独秀和邹容都是留日的爱国青年，邹容在日本留学期满，就要回国了，跑来和陈独秀辞别。陈独秀拉着他的手问：“你是先回四川老家巴县呢，还是先在成都住一阵子？”邹容发愁地说：“我回国后，想先找一个地方把我的《革命军》印出来。”陈独秀见他忧愁，忙加劝慰：“不要紧，我的好朋友章士钊正在上海主办《苏报》，他是我在日本的挚友。我写封信，他一定会帮你的。”陈独秀匆匆写了封信交给邹容说：“我也要回安徽老家了，把安徽的革命烈火烧旺些。”这天晚上，两人煮酒叙怀，不觉大醉，抵足而眠。
邹容别离陈独秀，乘船回国。船抵上海后，他便去苏报馆找章士钊，恰好章太炎、蔡元培都在馆中。大家看了邹容写的《革命军》，齐声赞好，章士钊立即命在报上发表。清廷阅报，非常恼怒，向上海公共租界交涉，封闭《苏报》，逮捕章太炎、邹容。会审之后判处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邹容死在狱中，章太炎刑满后，被孙中山接到东京。这时革命形势异常高涨，孙中山已在东京团结同志组成了同盟会。章太炎到东京后，孙中山请他担任《民报》的主编，介绍他和黄兴、汪精卫等革命党人认识，又组织七千人大会欢迎他。孙中山在会上演说："我们革命，总要有个主义。那么我们的主义是什么呢？就是民生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后来有一个党人叫冯自由的，在香港办党报《中国日报》，把这三个主义取其第一个字，简称为三民主义，既便当又稳妥。革命党一致叫好，于是三民主义就这样叫起来了。
在日本兴中会改组成同盟会，同盟会多次在国内组织起义，但都失败了。徐锡麟和秋瑾在安徽、浙江举事，也都失败了，二人英勇就义。黄兴又在广州组织起义，又失败了。黄兴在女同志徐宗汉的掩护下，脱逃出来。革命义加同志情，黄徐两人遂结为革命夫妻，成为辛亥革命一段佳话。
孙中山率革命党人的起义屡举屡败，但不屈不挠屡败屡举，革命党人的勇敢行动，唤起了更多人们的觉悟，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个人站起来，革命的烈火，愈燃愈烈，清廷统治已摇摇欲坠。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接连死去，宣统继位。这时的宣统不过是一个三岁的小孩，能懂得什么？虽有他的生父载澧摄政，也难挽颓势。清朝政府不思改革，反而变本加厉出卖主权，取悦洋人，竟宣布将川汉铁路和川粤铁路收归"国有"，让洋人去造。原来这川汉、川粤两条铁路主权本已由清政府卖给外国，各省商民为了保住主权，集资赎回，清政府方才答应这两条铁路由商民筹股自建。于是四川商民筹集大量款项，准备开工。现在清朝政府一宣布"国有"，四川无数商民的血汗钱就都入了清朝政府的腰包。川人闻讯十分愤慨，组织保路同志会，向川督赵尔丰请愿，并公推著名士绅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先为代表，往见赵尔丰。这时督署中警备森严，五人进了大堂，眼看大兵荷枪实弹排满大堂，不禁大惊。蒲殿俊大着胆子说：“四川铁路，是先皇光绪皇帝准归商办。制军为什么不遵先皇遗命，压制舆论？”赵尔丰不等他说完，大喝一声：“你五人名为绅士，胆敢聚众谋逆。还不快与我拿下！”士兵们闻令一齐上前，把五人绑起来押了下去。
川民们闻知代表被捕，立即聚集了几万人，捧着光绪皇帝的黄纸牌位到督署请愿。赵尔丰下令军队开枪，顿时数十人倒于血泊之中，其他人扔下了光绪皇帝的牌位，狼狈逃窜。这时只见满街子弹乱飞，尸横遍地。人们逃走后，一街都是光绪皇帝的黄纸牌位。
川人闻变，纷纷打制刀枪，准备武装起义。四川江河很多，四通八达，人们把"赵屠户"拘禁代表，屠杀平民的消息写在木板上，外面刷上桐油扔到江里，任这无数的水电报漂流。于是，四川各地的人民都从水电报上得到了消息，群情汹汹。清朝政府得到赵尔丰的急奏，急派端方率武昌新军入川镇压。武昌警备空虚，革命党人遂乘机在武汉准备起义。这里原来已有党人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他们长期秘密地在新军中宣传革命，成绩斐然。武昌新军两万人中，近六千人参加了文学社和共进会。武昌新军主力入川后，武昌革命党人建立起义指挥机构，推选蒋翊武为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彭楚藩为革命军副总指挥。不料孙武在汉口配置炸弹时失慎爆炸，鄂督瑞澂当即命令统领张彪、协统黎元洪等人搜捕党人。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捕，当即被瑞澂斩首示众。彭楚藩等人都是新军下级军官，瑞澂遂怀疑新军中大有党人活动，下令收缴新军士兵枪械，大索党人。协统黎元洪得令，先行搜捕，抓获二名革命士兵，亲手用刀把他们砍死，暴尸军营。革命士兵群龙无首，形势非常危急。第八镇第八营的革命士兵熊秉坤、金兆龙挺身而出，召集革命士兵代表开会，商议起义事宜。熊秉坤严肃地说：“弟兄们，人家已经把刀架在咱们脖子上了，咱们不能等死。只有起义才能求得一条活路。”金兆龙把手枪掏出来拍在桌子上，大声地说：“端方带走了大部新军，现在正是起义的好机会。熊大哥，你就领头干吧！”熊秉坤说：“只要弟兄们信得过我，我就领这个头。”正商议间，门被踢开，进来的正是他们的顶头上司万排长。他厉声喝问道：“你们聚众密议，想造反吗？”金兆龙大声说：“我们要造反，你敢怎样？”万排长喝令其他士兵：“把他绑起来，斩首示众。”士兵没有动。他一看士兵不听指挥，就拔出枪来。只听“砰”的一声，万排长倒在血泊中。士兵们回头一看，只见熊秉坤手里握着的手枪还冒着烟，才知是他打死了万排长。大家正惊愕间，连长、营长闻声跑来。还未等他们拔出枪，熊秉坤、金兆龙就朝他们开了火。
营中士兵闻变纷纷跑了出来。熊秉坤大喝一声：“弟兄们，抄家伙，跟我来！”士兵们拿起枪，跟着熊秉坤冲了出去。熊秉坤吹响哨笛，手一挥：“同志们，愿意起义的，跟我去夺取楚望台！”大家欢呼一声，纷纷跟着熊秉坤向楚望台冲去。守卫楚望台军械库的士兵看到他们冲来，连连喊道：“弟兄们，别误会，我们也是文学会会员！”说着，打开军械库的门。士兵们一拥而入，拿出枪械弹药。其他各营士兵听到楚望台的枪声，知道起义发动，也纷纷奔向楚望台，把自己武装起来。熊秉坤整理了一下队伍，便带着大家猛攻湖广总督署，督署卫队凭借高墙大院拼死抵抗。正相搏间，忽然蛇山的大炮响了起来，几发炮弹落在督署院子里，炸得督署墙倒屋塌。革命士兵士气陡长，喊声连天，枪炮声响成一片，很快冲进了督署。熊秉坤抓起一个卫兵喝问：“快说，瑞澂躲在哪里？”士兵战战兢兢地说：“报告革命党老爷，炮声响起后，瑞澂就逃到江上的军舰上去了。”熊秉坤一跺脚：“嗨！让这个家伙跑了。”
攻克督署后，参加革命的士兵更多了。熊秉坤是个下层军官，没有统领大部队的经验，指挥不灵。正首急问，忽然想到黎元洪：他是协统，为什么不让他指挥呢？他把自己的想法和金兆龙谈了，金兆龙一听就炸了：“让他指挥我们？昨天夜里他还杀了我们两个弟兄呢。”熊秉坤劝道：“兄弟，俗话说各为其主。他当官就不得不听上峰的命令。现在革命了，就不要记着这件事了，咸与维新嘛。再说他是汉人，总应该赞同推翻满清吧？”金兆龙一听，无话可说，就跟着熊秉坤去找黎元洪。
黎元洪听到当夜枪声响起，情知有变，正想出来弹压，闻知革命士兵夺了楚望台，知道大势已去，怕革命士兵找他算帐，赶紧躲到床底下。熊秉坤和金兆龙找了半天，才把他从床底下拖出来。熊秉坤端着手枪说：“你杀了我们的弟兄，本该枪毙。不过现在咸与维新，我们就不计较了。现在给你一个补过的机会，马上指挥我们攻占汉阳。”谁知黎元洪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任你劝导威逼，他只是不说话。气得金兆龙要揍他，被熊秉坤劝住了，命令士兵看好他，便出去指挥战斗去了。
黎元洪为什么不说话呢？原来他担心革命士兵成不了大气候，不说话，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过了一天，听到革命士兵占领了武昌城，汉阳、汉口摇动，这才心动，表示愿意出来指挥。一些士兵原来就不服气熊秉坤，一听协统愿意出山，马上听从他的指挥。黎元洪一掌军权，立即处决了几个革命士兵示威，接着指挥军队轻易地拿下了汉阳、汉口，自己做了湖北军政府都督。
载沣在京城得知武汉有变，急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新军前去镇压。北洋新军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的一支西式军队，所用将佐，全是他的亲朋故旧，全军唯袁世凯马首是瞻。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推行新政，必须从慈禧手中夺权，欲趁慈禧在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军机章京谭嗣同夜见袁世凯，劝他杀掉直隶总督荣禄，囚禁慈禧。袁世凯拍着胸脯说：“你放心，我回去就动手。杀掉荣禄就像杀一条狗那样容易。”可是回到天津后，他立即去向荣禄告密。慈禧太后立即发动戊戌政变，杀死谭嗣同等六君子，囚禁光绪于瀛台。袁世凯也因告密有功，当上了直隶总督。
宣统继位后，载沣欲为光绪帝报仇，本想杀掉袁世凯，因庆王反对，便把他以患足疾的名义开缺回家。袁世凯在河南项城老家避祸，家中设有电报房，遥控北洋新军。荫昌受命统领北洋军南下，协统冯国璋、段祺瑞都按照袁世凯的命令，走到中途按兵不动。荫昌毫无办法，只得告退。这时南方各省纷纷响应武昌，纷纷宣布独立，载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庆王劝他：“还是赶快起用袁世凯吧，否则大清二百年基业就要完了。”载沣到此也无办法，只好电命袁世凯出山。谁知袁世凯答称足疾未愈，不便率军。载沣明知他拥兵自重，但为了保住大清江山，于1911年11月1日，擢升袁为总理大臣，拥有实权，袁世凯这才出山，统率北洋军向武昌扑去。北洋新军久经训练，装备精良，指挥统一；民军是新组建的军队，派系复杂，总司令黄兴指挥不动。北洋军便接连攻下汉口、汉阳，武昌形势危急，指日可下。袁世凯偏不过江，只命令在龟山上架起大炮向武昌轰击。冯国璋等人莫名其妙，不知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只得遵守命令，每天向武昌打炮，打得武昌城内火光冲天，烟雾迷漫。
原来袁世凯另有打算。他眼看全国响应革命，知道清朝大势已去，并不想为清朝卖命。他打下汉口、汉阳，只是为了给民军一点厉害看看，留下武昌不打，是为了压清朝政府和民军和谈，他好浑水摸鱼。
清军暂不过江，武昌松了一口气。这时孙中山先生由海外回国抵达上海，起义各省派出代表齐集上海欢迎孙中山回国。嗣后代表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公元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正式成立。此日即为民国元年元月元日。临时政府派出军队，护送孙中山去民国首都南京赴任，早有黄兴等人在南京迎接。孙中山下车后，礼炮齐鸣，欢呼雷动。十数年革命，十次起义，三度流亡，九死一生，总算结出了硕果，孙中山不禁热泪盈眶。
晚10时，临时大总统受任典礼在江苏省咨议局举行。大厅里灯光如昼，主席台两边各挂着一面鲜艳的五色旗。
孙中山身着黄色呢质军服，头戴军帽，容光焕发，在热烈的掌声中庄严宣誓：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孙中山当场启印，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并发布宣言：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
内政方针为：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
对外方针为：清朝时代辱国之举措及对外无知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乎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睦谊，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
随后，各省代表会议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内阁各部正副部长名单：陆军总长黄兴、海军总长黄钟瑛、司法总长伍廷芳、财政总长陈锦涛、外交总长王宠惠、内务总长程德全、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教育总长蔡元培；陆军次长蒋作宾、海军次长汤芗铭、外交次长魏宸祖、内务次长居正、实业次长马君武、财政次长王鸿猷、司法次长吕志伊、教育次长景耀月、交通次长于右任。
接着，代表会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孙中山任命胡汉民为秘书长、黄兴兼参谋总长。
这样一来，在临时国民政府担任副总统及九名正部长中革命党人只有黄兴、王宠惠、蔡元培三人，其余全是旧官僚、前清名流及立宪派分子。
1月28日，临时国民政府参议院成立。
在以后的短短三个月内，孙中山颁布了三十多件有利于民主政府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法令，并在3月11日公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其主要内容为：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人民有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之自由；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人民享有请愿、陈诉、考试、选举、被选举的民主权利；政权机构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即参议院行使立法权，总统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三者互相独立、牵制、分而治之；参议院有弹劾总统的权力；人民享有参政权，国家实行民主管理……
《临时约法》用法律形式否定了独裁专制的君权，使统治中国人民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宣告结束，从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人人心，使后来任何帝制复辟都只能是短命的丑剧。
远在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对孙中山及其革命活动，给予很高的评价，赞扬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然而，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处于极不巩固的地位。一方面投机革命圈立宪党人、官僚、政客钻进了这个政权的内部进行破坏；另一方面清政府起用了大野心家袁世凯来绞杀革命，而衰世凯得到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全力支持。
英国公使朱尔典深惧战火妨碍和危及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便与袁世凯商定，对革命军展开“和平”攻势，诱使革命党人向袁世凯交出大权。
11月3日，朱尔典命令英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向湖北军政府转达了三项议和条件：(一)双方即日停战；(二)清帝退位；(三)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这样一打一拉，革命党人不得不接受停战议和的建议。
谈判桌设在上海南京路工部局市政厅。12月18日，宣布独立的革命南方，与代表清王朝的北方，举行首次南北会谈。南方首席代表为沪军都督府的外交总长伍廷劳，北方首席代表为袁世凯派来的唐绍仪，另外还有武昌自称“中央大都督”的黎元洪的代表，而表示决不干涉和谈的英、美、法、日、德、俄的驻沪领事，居然也列席了会议。会谈期间，六国领事公然以“非正式照会”的形式，向和议代表施加压力。
谈判讨价还价，断断续续地进行到年底。
伍廷芳：“盖承认共和，则一切办法皆可商量。”
唐绍仪：“君须予我以时间，俾我得劝解彼等。”
争论的焦点沥渐集中到在哪里建都问题上，史称“民元争都”。连袁世凯都看清了建立共和不可阻挡，要害是上海、武昌、北京三大势力集团都想把首都争夺到自己的怀里。
就在这时，孙中山突然从国外归来，接着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在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孙中山反对南北议和，于1912年1月11日宣布亲自督师北伐，并制订了六路北伐的计划。13日，北伐军前锋在宿州打败清军，徐州的守军也闻风而逃。
但是，孙中山的主张却遭到了革命党内外和临时政府上层集团多数人的反对和非难。
“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大总统职位吗：”
孙中山哭笑不得。在各方面的包围下，他不再坚持己见，并致电伍廷芳，让伍廷芳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袁世凯接到电文，觉得这个临时政府是他攫取最高权力的过渡机构，心中窃喜，遂做出一副拥护共和的姿态来，立即调转矛头，开始收拾清室了。而不久前，他还对清室信誓旦旦：“决不辜负孤儿寡母！”
袁世凯授意驻俄公使陆征样，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清帝宣统退位。袁世凯亲自朝见听政的隆裕太后，上演了一出逼宫戏。他跪在隆裕太后面前，装出一副痛哭流涕的样子奏道：“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仅靠北洋六镇，无法防卫京津，虽效局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除非皇帝自行退位，实行共和，以换取优待条件外，别无出路。如若迟疑不决，难免不了外国干涉，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陈了遗也……”
隆裕太后闻奏，早吓得掠恐万状。
此后，袁世凯即称病不朝，暗中操纵。
以良粥、铁良、毓朗为首的三十多个皇亲国戚，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告成立宗社党，维护满族皇权，反对清帝退位，反对共和。
袁世凯指使他的心腹段棋瑞等五十名将领，从前线纷纷发来电报，要求清帝退位。他们异口同声地明确要求清室：“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隆裕太后召开了几次御前会议，但只是吵来吵去，议而不决。她左右为难，只能伏案痛哭。而这时，宗社党首领良粥被革命党人炸死，宗室亲贵们见大势已去，树倒猢狲散，有的逃亡青岛、旅顺，有的躲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里。到了这个时候，清政府再召集会议，早已无人入朝了。
这时的袁世凯却越来越惬意。他在外交大楼的寓所里吃着热气腾腾的什锦火锅，时而与姨太太打情骂俏，时而哼几句河南梆子。在他的授意下。外交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治等人，不时入朝恐吓隆裕太后。隆裕太后吓得魂不附体。只好让胡惟德等人转告衰世凯，授权他与南京临时政府磋商退位条件，并哀告：“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袁世凯立即与南方代表伍廷劳电文交驰。往返磋切。最后，由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了优待皇室八条。
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带着六岁的小皇帝博仪，在养心殿举行清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隆裕太后悲痛欲绝地发布了《清帝退位诏书》。诏书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方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人之好恶……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
这个诏书是由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张謇起草的，而其中的“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一句，是袁世凯亲笔加进去的。这样一来，共和政府就不是由议会选举产生，而是由清政府任命产生了。为此，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表示抗议：“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
此刻，是袁世凯有生以来最得意的时刻。他当着前来宣读沼书的胡惟德等大臣的面，假惺惺地口称“德鲜力薄，实难堪此重任，只好勉强从命”。一回到卧室，便对着儿子袁克定哈哈大笑起来，直笑得五官在肥硕的脑袋上挪了位置，浑浊的眼泪涌到腮边。
当天晚上。袁世凯便剪掉了那条花白头发结成的辫子。以示拥护共和，与清王朝一刀两断。第二天，衰世凯即将《清帝退位诏书》送各国公使及南京临时政府，并发表政见曰：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今由弊政一跃而脐及之，实话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告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言词动听，信誓旦旦。袁世凯的一番花言巧语，不仅迷惑了一般革命党人，南京临时政府的一些首脑人物也堕入了云里雾中。
孙中山接到袁世凯宣布政见电文的当天，心情颇有几分沉郁。但他想到自己出生人死、奔走呼号几十年为的就是推翻专制，实现共和，今目的既已达到，自己当不当大总统本无什么要紧，故而毫不迟疑地向参议院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并推荐袁世凯为下届临时总统候选人。他在致参议院的咨文中说：“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
2月15日、参议院根据孙中山的提议，在南京召开大总统选举会。十七省议员每人各投一票，袁世凯以全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届临时大总统。
英、美、德、法等国公使立即向袁世凯表示祝贺，并答应在经济上给予支持。
孙中山在辞退大总统时，想到了如何约束袁世凯。为此，他提出了自己觉得很有效的三条办法：(一)临时政府地方设于南京；(二)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
孙中山想，这样可以使袁世凯离开北京的巢灾，失去基地，使他只能按《临时约法》来为民国办事。
袁世凯看完电报，心里明白，这是孙中山在往他的脑袋上套“紧箍”，要他南下就职，是剪他的羽翼，削弱他的力量，他岂能就范？因此，他口口声声说“极愿早日南行”，却迟迟不肯行动。南方一封又一封电报催其南下就职。催来催去，袁世凯被逼出一条诡计来。他特意邀请南京派专使到京，具体协商。南京临时政府当即派出蔡元培、宋教仁等人组成专使团，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
袁世凯特命打开正阳门隆重欢迎专使团。然后一边与蔡元培研究着南下路线，一边授意他的心腹在北京、天津等地发动“兵变”，并与外国公使通气，让他们调兵入京，以保护使馆为名，故意制造北方的混乱局势，造成袁世凯不能离开北京的假象。
专使们受到“兵变”的惊吓，又目睹了外国出兵的猖狂，一时没了主意。经再三磋商，蔡元培于3月2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报告北京的局势，陈述袁世凯不能南下就职的原因，建议：“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
南京临时政府再一次妥协了。
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了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议案，参议院议决了六项程序：(一)参议院电知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就职；(二)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三)参议院接到宣誓之电后，即复电承认为授职，并通告全国；(四)袁大总统受职后，即将拟派之国务总理及国务员姓名电知参议院，征求同意；(五)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交代事宜；(六)孙大总统于交代之日，始行解职。
袁世凯看到这六条，心满意足了。他暗笑南方革命党人果然可欺，我老袁略施小计，他们就乖乖地就范了。如今谁还能限制我？我老袁既有北洋军。又执掌了民国总统大印，谁还敢说半个不字？什么“临时约法”，其奈我何，见鬼去吧！
3月10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职。一群脱去清朝顶戴花绷的旧官僚，向袁世凯排班谒贺。
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在参议院行辞职礼。5日，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设北京，并正式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
经过十六年艰苦斗争，以无数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民国政权，就这样被阴险狡诈、两面三刀的袁世凯窃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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