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军第一次大授衔，并规定了公务人员的行政级别，元帅属于行政三级，大将是行政四级，依次类推。
另外，还有一些人因为离开了军队，没有授衔，但是却被定为行政三级，跟元帅同级，比如郑位三。
郑位三是湖北红安人，原名叫郑植槐，从小就勤奋好学，16岁时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湖北甲种工业学校，因此改名为郑位三。
1922年，郑位三毕业后回到老家，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十多年里，一直都战斗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1932年10月，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大“围剿”，千钧一发之际，郑位三临危受命，担任鄂东北道委书记和游击总司令，挑起了领导鄂东北革命斗争的重任。
郑位三积极恢复和建立地方武装，在短短的时间里，就组建起了6个独立游击队，总计5000多人。
1935年7月，红25军配合主力红军北上，西出甘肃，北上陕西，郑位三再次临危受命，担任鄂豫陕特委书记。
面对敌军20多个团的扫荡，郑位三丝毫没有慌乱，他冷静地分析当下的形势，最后采取“兜大圈子”的游击战术，先后3次粉碎了敌军的进攻。
后来，贺老总这样评价郑位三：“红74师能在陕南坚持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位三同志的正确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但可惜的是，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也拖垮了郑位三的身体，特别是中原突围之后，郑位三的身体情况已经不允许他继续在一线工作了。1948年，在组织的安排下，郑位三离开了部队，长期在医院休养。
到了1955年，评定公务人员级别时，因为郑位三没有担任具体的职务，所以大家不知道应该给他定什么级别，就把情况反映到了主席那里，最后主席说：“位三同志劳苦功高，应该定为行政三级，享受副总理待遇。”
不过，郑位三的级别虽然很高，但他们家的生活却非常艰难，他的女儿曾经回忆说：“父亲每月400元的工资，全部拿去捐给了红安老区，全家上下七口人，再加上需要救济的亲戚战友、烈士的孩子，总共十几个人，全都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支撑，生活非常艰苦。”
而且，郑家的孩子们小时候都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父亲在家里也从来不说自己那些光辉的经历，孩子们直到长大后，才从别人的口中得知，原来父亲的地位那么高。
郑位三在和妻子蒲云结婚的时候，还跟妻子“约法三章”，说：“从此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作为丈夫我应该关心你、爱护你，但作为党的干部，我要向你提出三个要求，你必须要遵守。第一：公家给我的东西，若有你一份你就要，没有你的你绝不能伸手向组织要；第二：若有领导、同事或者下级找我谈工作，你不要在场，更不要干预我的工作；第三：不要以我的名义向国家要更多的东西。”
郑位三和妻子蒲云携手的几十年间，夫妻二人一直坚守着这三个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