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
河西走廊探寻西路軍覆灭旧事
卜一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共红四方面军主力约两万二千人在甘肃东部，渡黄河前往河西走廊作战。一路艰苦备尝，五个月后在高台、临泽、倪家营被马步芳部击溃，全军覆没。除了由李先念、程世才和李天焕率领的四百余人跋涉到新疆之外，七千多人戰死，九千多人被俘，其中五千多人被殺害、活埋，一千多位被俘的婦女惨遭凌辱。失散兵众中四千余人辗转前往延安归队，两千余人千辛万苦回了家乡，还有许多人流落西北。这是中国近代内战中最为悲惨的战争之一。马步芳军缺乏武德，留下可耻的罪行。
?西路军出征前
李先念率领抵达新疆的西路军四百残部
中共钦定的历史
一九三七年三月，西路军全军覆灭後，毛泽东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指明：「西路军之失败是张国焘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擅自主张渡过黄河的『逃跑主义』错误的结果。」彻底地斗倒了张国焘。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西路军的问题有段注释：「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後，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这种说法成了当时及其後约半个世纪期间中共「钦定」的「历史」，张国焘成了西路军覆灭的「祸首罪魁」。
徐向前晚年的回忆
但当年西路军的统率徐向前晚年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九八八年十月出版）说道：「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战略总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正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打通苏联为实现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主要一环。』党中央的军事行动部署，都是紧紧围绕这一主要环节进行的。」同时也发表了当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多次下令四方面军成立西路军，西渡黄河进军河西走廊的电文。
徐向前
陈昌浩
张国焘
李先念
程世才
马步芳
马步青
徐向前的检讨
徐向前在检讨西路军覆灭中，提出三个主要因素：
（一）任务问题：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当时中共军委一再改变主意，原徐向前为配合与张学良、杨虎城的「三位一体」，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进行联合抗日，计画攻取宁夏，後又准备打通新疆，获取苏联援助。西安事变猝起，为了与蒋介石的和与战，最初要西进，接着又转为东进策应一方面军抗击国民党。其后又改为在临泽、高台就地建立根据地，再改为东进。最后又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使西路军没能去新疆取得苏联军援，固守在临泽、高台地区，以至覆灭。
（二）战场主动权问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没能采取主动，应用其熟悉的运动战：「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诱敌深入，声东击西」、「胖的托瘦，瘦的托死，诱敌深入」。红军的战术特长失去用武之地，优势难以发挥，受制于敌，失败难免。
（三）机断专行问题：一方面上级制约的太死板，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应有的自由权;另一方面，陈昌浩（笔者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于西路军失败后离队一阵才回到延安，后去苏联多年，五〇年代返国，于文革时惨被批斗，不堪折磨而自杀。）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患得患失，当断不断，贻误大局。
徐向前的回憶錄指出了西路軍覆滅應該歸咎於当时任軍委主席的毛澤東及總書記張聞天，而非張國燾。但徐向前由於環境所限，也不免有許多認識上的局限及難言之處。七十多年來，西路軍「屍體填滿萬人坑，婦女團慘遭凌辱」的悲慘下場一直是中共的最大敗績之一，也廣為大眾談論。
笔者亲访河西走廊、探寻西路軍覆灭旧事
笔者于二〇一〇年夏季前往甘肃访问，从兰州搭火车去嘉峪关转往敦煌，一路仔细地观察了河西走廊的地貌，并与车上的当地居民谈论了许多有关西路军的进军苦战与悲惨下场。
好几个人都告诉我，他们的父母都见到、听到马家军残杀红军俘虏，用刺刀杀戮红军家属儿童。董振堂军长阵亡后，头颅被割下示众;孙玉清军长被俘后被砍了头;熊厚发师长被马步芳绑在大炮筒上轰死。数千红军战士被就地活埋，还有的被烧死，被钉在树上折磨而死。也有一些红军兵士，包括一些妇女散落隐藏，其后落户在河西走廊度过一生。更悲惨的乃是千余名被俘的红军妇女团，大多饱受凌辱。
被马家军残杀的西路军
被马家军残杀的西路军
被马家军残杀的西路军
被砍头的西路军领导
被受刑而死的西路军兵士
王泉媛女士的悲惨历程
譬如王首道的原配王泉媛女士原为妇女独立团团长，意气风发，被俘後就被「分发」给马家军的一个军官当老婆。其后逃脱，一路风尘仆仆辗转，于1939年3月抵达兰州，希望前往延安归队并回到丈夫王首道身边。她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等候消息多日，最后被通知红军及王首道不愿收留她（註：王已在1938年8月娶了新的老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干部给了她五块钱。她只得沿着当年满怀激昂走过的长征道路，沿途行乞回到江西老家，隐姓埋名地度过一生。这个惨痛的故事令人指发、伤感！
王泉媛（右2）
西路军被马家军俘虏、凌辱的妇女队
王首道
王泉媛（右2）与王首道（右3）晚年
其实乱世婚姻如朝露，势所难免，加之当年在延安，由毛主席“牵头”，许多领导纷纷抛弃糟糠，换上年轻、貌美、热情的时髦学生、演员。古人云：“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虽然革命者“行大义不顾其亲”，但把糟糠逼去做叫花子又于心何忍？
综合在河西走廊所见、所闻，愚见以为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来看，西路军的失败是很难避免的。
天时
首先谈到「天时」，当时红军与甘肃马步芳、宁夏马鸿逵尚处于敌对状态，「打通苏联」的时机尚未成熟;红军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讨的「三位一体」成立「国防政府」联合抗日的设想也不切实际。其次西路军于十月底开始西进，当时已是深秋，作战期间大多是隆冬，河西走廊风雪严寒，而红军战士多为川、豫、赣、湘子弟，缺乏冬衣及御寒体质。加之严冬寸草不生，粮草无着。在这样的时节留连徘徊于戈壁、沙漠之中「孤守待援」，焉能不灭！
地利
再就「地利」而言，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为一条长近一千公里，宽几公里到一百公里的狭长地带，正是《孙子兵法》所谓「绝地勿留」之处。我在火车途中观察到，从兰州向西约一个多小时就过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先到古浪，再向西沿途除了武威、金昌、张掖、临泽、高台、酒泉、玉门、瓜州、敦煌等绿洲外，大多为荒无人烟、草木难生的戈壁、沙漠。
西路军进军图
倪家营
高台
据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叙述，西路军渡过黄河时每人就只带了三、四天的干粮，全军只有六千九百只枪，平均每只枪仅有十八发子弹。在戈壁滩上逗留了五个月，到哪里去找两万多大军的粮草？弹药又如何补充？而红军是在深山丛岭中成长的队伍，从未到过戈壁、沙漠，也没有像样的马队来对付七万多马家军兵众，其中包括五个旅驰骋戈壁的铁骑。在那里又怎能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诱敌深入，声东击西」的运动战？
如想「打通国际路线」获取苏联支持物资，至少要连通，并控制全部河西走廊一直到当时盛世才统治的新疆，这一千多公里之遥（略同北京到上海的直线距离）路途迢迢，可望而不可及也！
人和
最后从「人和」来看，河西走廊为马家军控制了三代的地盘（註：在清代及民初，甘肃省包括如今的甘肃、青海和宁夏，一直到民国18年-1929年才分设甘肃、青海及宁夏三省）。马家军的兴起始于马步芳的祖父马海宴，他是甘肃河州（今临夏市）的回族，于清同治初年参加回民反清起义。1872年，他与河州回民领袖马占鳌一起投降清军将领左宗棠，马占鳌为一旗主将，马海宴为其副手。马占鳌死后，马海宴继续辅佐其子马安良。后马海晏在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护卫慈禧、光绪西巡，死在途中，由其子马骐接其位。1911年，马骐率兵进驻西宁，整编扩军，命名为“宁海军“，开启了其家族在青海、甘肃长期割据的统治。1931年，马骐去世，其子马步芳掌握了大部分马家军，后排挤其叔父马麟，于1936年代理青海省主席，次年正式接任。
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对刘备说：“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当时马步芳在青海、甘肃的形势正如三国初孙权在江东一样，已经经营了三代，地险而民附，根深蒂固。如果谁要打他地盘的主意，那是非常不智的！
马家军兵士及当地居民多为回民。自清末回汉纠纷以来，西北民族问题复杂，红军在那里很难得到群众的支持。而侵犯到马家军的根本所在，想打通其道，甚至在那里设立根据地，是不切实际的设想。
再让我们来看看当时西路军和马家军实力的对比：
西路军的组成：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第五军：军长：董振棠、政委：黄超；3000人、1000余支枪、平均每支枪有5发子弹；第九军：军长：张玉清、政委：陈海松；6500人、2500支枪、平均每支枪有15发子弹；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7000人、3200支枪、平均每支枪有25发子弹；其他还有少量的骑兵师,200人、枪200支、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1000余人，回民支队等。全军共21800人，仅约60%為作战部队。
西路军只有两百人的骑兵师
马家军的兵力：马步芳、马步青先后出动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一个手枪团、一个宪兵团，加上甘肃、青海两省大量的民团，共七万余人。
从以上這些统计，可见西路军的战斗力远逊于马家军，特别是马家军有五个装备齐全的骑兵旅，而西路军仅有一个两百人的“骑兵师“。骑兵是在戈壁、荒原作战的主力与制胜关键所在。君不见当年汉武帝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伐匈奴，卫青、霍去病率十万骑兵、十四万匹骏马北上，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大败匈奴，封禅狼居胥，临瀚海（大漠，非贝加尔湖），凯旋而归。
另外当时中共内部分裂，毛、张斗争，问题重重。西安事变猝起，虽然给了中共起死回生的大好机会，但长征过后实力薄弱，面对新的复杂形势，包括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及事件处理善后，均力不从心，显得捉襟见肘、朝三暮四，举棋不定。
毛泽东难辞其咎
对西路军的惨败覆灭，毛泽东当时身为军委主席，难辞其咎。国内有人认为毛泽东有意借刀杀人，削弱张国焘实力以达到整肃他的目的。看起来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争议。当时西路军兵力为红军总兵力的约三分之一，除了四方面军外并包括原一方面军董振堂第五军的三千余人，毛如要牺牲这份实力也不尽合理。
张国焘未尽其责
另外张国焘虽非「擅自主张」命令西路军西进，但他当时对「打通苏联」及「雄踞一方」仍然抱有幻想，也极力主张。其后形势危机时，他在陕北未能尽力挽救西路军的危亡，却发了几份电报要西路军服从中央。在张国焘晚年写的《我的回忆》中，对西路军失败的事只推说是陈昌浩领导之误，并没有作清楚的检讨与交代，留给未来的读史者迷惘与遗憾。
总结
孙子兵法道：「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又云：「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西路军天时、地利、人和俱无，焉有不败亡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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