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央对李文普自伤的态度。
中央对李文普自伤的处理态度也很微妙。根据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张耀祠回忆：“我没有检查‘大红旗’，这事过去就懒得检查。那个情况下不能说自己打的，那时怀疑他（李文普）是自己打的。”张宏说：”走火，不说什么事，不要鉴定。中央已经发了文件，与中央一个口径。”汪东兴说得更干脆：“算了，小节，不再干扰。”姜作寿在回忆中也说：（在详细检查了红旗车之后），我向汪东兴同志写了详细的书面报告，并当面向汪东兴汇报了上述情况，同时我特意把拾到的四颗子弹壳以及弹头交给汪东兴。汪东兴看也没看，随手丢进身边的纸篓里了。关于李文普枪伤的事，我没有问过李文普同志。汪东兴同志说：“开枪的事情，接你们报告时，中央文件已经定稿下发了。不理不管了，不要追究了，就按中央已下发的57号文件的精神办吧。”关于李文普这一枪的种种猜测，至此也就在我们这里划上了句号。（《姜作寿回忆在林彪身边的五年》，姜作寿口述，舒云整理）
如前文所分析，李文普之所以要自伤，是因为当时综合种种迹象，李文普做出了如果跟着跑，此去凶多吉少甚至万劫不复的判断。为了给自己作为警卫干部擅离职守、不“舍身与叛国投敌行为作斗争”的渎职行为做出交待，不得已开枪自伤。撇开道德评价，李文普在当时的形势下，做出宁可自伤也不愿跟着走的决定，如果不是知晓内情，就一定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阴谋说”认为李文普是知晓内情的。袁策祥在《913事件中的李文普及其他》中指出：熟悉国内保卫制度的人都知道，李文普这类保卫干部接受的是双重领导。除了直接服务的首长之外，他们还必须接受另外一套体制的领导，定期、不定期地汇报工作、接受检查。按照这种说法，李文普在担任林彪警卫，同时又监视林彪的工作中，自然地掌握了林立果等人行动的大量信息，同时又及时掌握了中央对林彪的态度和可能的行动计划。在明白此行有去无回，但警卫干部职责所在不得不跟着走的关键时刻，李文普选择了以自伤的方式跳出阴谋、保全性命。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就算中央计划要暗杀林彪，也不大会让李文普这个级别的角色知道，否则万一知晓内情的李文普向林彪告密，后果不堪设想。更现实的可能是，李文普根据当时形势，准确判断出林彪的地位岌岌可危，而林立果挟持林彪逃跑根本没有前途，跟着跑就是死路一条。自己如果卷入这个可怕的漩涡，不但生死未卜，而且政治上将陷入无底深渊，连累家人一起堕入地狱。权衡再三，李文普只能横下心来，以左臂终身残疾为代价，换取自己和家人一条活路。
后来李文普以以保留党籍、军籍和不株连家人三项条件，“交待”了林彪那句“伊尔库茨克有多远”的口供，坐实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叛党叛国”的罪名。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自然不会再追究李文普自伤的问题，否则为林彪”叛党叛国”提供关键口供的证人居然是个开枪自伤的骗子，他的证词怎么还会可信？于是乎，一句“小节，不再干扰”，李文普自伤之事从此一笔带过。虽然官方后来自己也承认“李文普‘自伤’的说法由来已久”，但此事早已盖棺定论，坊间传闻又无据可查，只能就此不了了之。
需要说明的是，李文普交待”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是在九一三事件半年之后，而9.18通知在事件短短五天后就已经把林彪定性为”叛党叛国”，所以李文普的供词并不是林彪定性的必要条件。但即便如此，由于李文普的供词是证明林彪直接知情并支持”叛逃”的唯一证据，而且是孤证，林立衡、张宁等人对李文普”卖主求荣”的做法一直耿耿于怀。李文普后来虽然保住了党籍、军籍，家人也没有被牵连，但是吕梁石棉矿的六年苦役、左臂残疾留下的伤痛，再加上内心的时时煎熬，相信他也并不比九一三幸存的其他生还者过得更快乐。这不是李文普一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个年代的悲剧、整个国家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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