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派系争权夺利，群魔乱舞。不少军阀、政客下野以后，遁迹于天津作了“寓公”。一来是因为天津有外国租界，可以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构筑自己的安乐窝；二来是因为天津和北京相距咫尺之间，便于窥测方向，重整旗鼓。
当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就是说，某些野心家在北京的袍笏登场，却原来是在天津打扮起来的。那么，一大批下野军阀与失意政客，在天津是怎样打发自己的寓公岁月呢？
01
有的野心不死，仍在窥伺再起
1928 年 6 月张作霖退出北京，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结束。有些军阀在蒋介石的分化收买下，归顺了国民党政权。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被日本人豢养多年的那些北洋军阀、政客终于盼来了“出头”之日， 纷纷沐猴而冠。
当年12 月，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一大批北洋旧吏，如王克敏、王揖唐、汤尔和、齐燮元、朱深、董康、王荫泰、门致中、王水泉等，都充当了汉奸大头目。
02
有的皈依佛门，并非看破红尘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对于杀人如麻的军阀，无疑是一副精神解脱良剂，因而那些混世魔王摇身一变而成“虔诚”的佛教居士。天津本非佛门胜地，又无高僧常住，却由于一时间涌来这么一批“皈依弟子”，佛教突然火炽起来。
比如段祺瑞，他在下台后就笃信佛陀了。他在公馆里设有佛堂，广交僧俗弟子。段的皖系部属也纷纷追随其后。
靳云鹏与孙传芳在佛祖面前也不甘示弱，他们接办了一座规模不大的禅院，改名“居士林”，分任正副林长，每逢周日聚众讲经，善男信女济济一堂。不料在 1935 年 11 月 13 日，施剑翘为报杀父之仇，混在礼佛居士行列，一举刺杀了孙传芳。
这一场“血溅居士林”的武打戏，使寓居津门的北洋军阀人人自危，原来佛堂也并非清净之地，居士林顿时门可罗雀了。
03
有的弃官经商，生财有道
许多军阀们，本来就亦官亦商，一身二任，贪婪聚敛。他们在得势之始，便以权牟利，多从封建性盘剥入手，广置田产、办盐务、经营当铺之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为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也吸引了北洋军阀、政客的投资兴趣。据统计，在20年代前后，北洋军政人员对天津工业的投资额至少在 4600 万元以上，约占当时天津民族资本 10 万元以上大厂资本总额的 58％。
北洋军阀政客投资经营企业，大多在他们执政掌权时已经开始，这就为他们下台以后弃官经商奠定了经济基础。对天津工业投资最多的是倪嗣冲、曹锟、黎元洪等人。黎元洪下台以后，主要精力转向经营工商业，投资的银行、工矿、企业有 60 多家， 投资额达 300 多万元，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实业家、银行家。
04
有的恣意寻欢，挥金如土
北洋军阀、政客依仗着搜刮来的孽财，整日沉溺在吃、喝、嫖、赌的放纵生活中，花天酒地，荒淫无度，挥金如土，祸及子孙，大多数人没有好的结局。
军阀、政客们把讨几房小老婆，视若寻常事，其手段不是霸占坤伶，就是为妓女赎身。天津南市妓院区有个天宝班，老鸨子诨号“小李妈”，风流放荡，以善于酬应军阀而名噪一时。
有些高等妓院，由于军阀、政客的寻花宿柳而大走红运。三房六妾之间，常常引起争风吃醋的丑闻，甚至有的大打出手；外遇私奔之丑闻，当时小报也时有披露。
天津的赛马赌风很盛，原来有一个英商赛马场，1920 年张弧、吴光新（原北洋陆军总长）又筹建了一个华商赛马会，与之对抗，更助长了天津的赛马赌风。每次开赛，全城轰动，成为一大社会新闻。热衷于狂嫖滥赌，正是某些下野军阀、政客糜烂生活的写照。
05
有的颐养天年，保全晚节
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华北以后，北洋军阀、政客叛国投敌者固然大有人在，但无视敌人的威逼利诱，也不乏其人，徐世昌就是其中一个。他在 1922年6月被直系从总统宝座上赶下来以后，即退隐津门，长年以读书、绘画、赋诗、写字为乐，韬光养晦，不再涉足政坛。
曹锟在沦陷期间也受到日伪势力的胁迫，这位当年醉心于权位的贿选总统，一反故态，拒绝“出山”，落得个晚年清白。此外， 还有一些北洋旧吏，如张国淦、王廷桢等，都抵制了敌人的诱惑，拒绝出任伪职。
这些人，当年宦海浮沉，争名逐利，而在民族危难关头，保有一点爱国的良知，洁身自爱，保全晚节，确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