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曲院考古（上）

                                                               曲院考古（上）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中就已有西湖十景的说法。曲院风荷在苏堤春晓之后，位列第二。当时的这个景点应该在现址西面不远的地方。据考证，南宋时有一个麯院（麯字已简化为曲字，为叙述方便起见，此处仍用麯字）位于现今灵隐路洪春桥。所有介绍曲院风荷的文章都说麯院是宋代造酒的大作坊，有的文章还说是御酒坊，我认为这说法不正确。

    我国酿酒历史久远，秦汉时期开始，国家就开始对酒业进行行政管理。有三种管理方式：酒税、酒榷和酒禁，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用。酒税是民间酿酒国家抽税；酒禁是灾年禁止酿酒；酒榷是酒业由国家专营。北宋时，除酒业最繁华、酒量消耗最大的四京（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南京应天即今商丘）地区外，都实行酒税制度；四京地区执行酒榷政策。北宋政府很聪明，在四京并不是直接对酒类实行专营，而是对造酒所必需的酒麯，只许官营的麯院制造和销售。这样，就把体积很大、容易变质的液态酒，用体积小、重量轻、不易变质的固态酒麯代替，大大减少了存贮和流转的费用。

    杭州当时是宋皇朝的“行在”，即临时首都。由此可以合理推论：至少在南宋初年，杭州应该和北宋的四京一样，执行酒榷政策。所以那时候的麯院并不是造酒的大作坊，更不是御酒坊。它如果不是唯一的话，也是行在主要的制造酒麯的官营作坊。作为佐证，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卷十中也说：“麯院，宋时取金沙磵（磵同澗，今称金沙港）之水造麯，以酿官酒，其地多荷花，时称‘麯院风荷’是也。”前面讲到南宋临安，仅点检所管辖，就有十二个大酒库，还有九个小酒库，再加上安抚司所属酒库，每年酿造酒的数量极大。现在有些酿酒公司胡乱吹嘘，把蒸馏酒的（即通常说的度数很高的白酒）的历史前推到唐代，甚至更早，就笔者搜集的资料，南宋市场上还没有销售蒸馏酒，元代才出现蒸馏酒的规模生产，并推向市场（见拙著《酒和酒文化史》）。酿造酒虽然如北宋末集酿酒技术大成的《北山酒经》所列，已有多个酒麯类型，但不像现在蒸馏酒各品牌，所用酒麯个性化那样强，官酒酒库使用的酒麯基本是通用的。因此可以合理推测临安各酒库需要的酒麯是由这个麯院统一供应的，估计在整个南宋时期，这个麯院主要是造麯，并非有些文章介绍是酿酒的。

    斗转星移，南宋麯院院颓塘堙，其景遂废。现在洪春桥以东的灵隐路和赵公堤路之间那片陆地，南宋时是金沙涧注入西湖的水域，在康熙年间恐怕也已经变成农田了。所以康熙皇帝南巡杭州，重新题写南宋西湖十景景名时，就把这个久废的旧景移至苏堤的跨虹桥畔重建，玄烨亲书“曲院风荷”四字，立碑建亭。当时并没有简化字，他却把麯字写成曲，显然是笔误。玄烨南巡中，这样的错误在杭州出了不止一次。除了前面说过把花港观鱼的“鱼”字下面四点写成三点外，还有在给灵隐寺题写庙名时，他提笔就把靈字的雨盖头写得太大了，下面就无法继续。幸亏当时在场的侍从文臣（好像是杭州人高士奇）给他提醒，并出了个主意，于是今天灵隐寺山门康熙的题匾就成了“雲林禅寺”四个字。后来他的孙子乾隆帝弘历为他题写的西湖十景做了十首诗刻在碑阴。在曲院风荷碑阴的诗中辩解说，康熙帝和大禹一样反对饮酒误事，所以才特意把麯字写成曲字。

　  康熙六次南巡，五次到过杭州，分别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和四十六年（1707）。其中1699年巡杭州时，曾为“西湖十景”题名，1701年浙江官员在十景景址为康熙的题名刻石建碑亭，分别立在十个景点边。后来，乾隆也来杭州，每到景点，题诗留念，是他的最大喜好。乾隆十六年（1751）南巡时他在西湖边看到爷爷留下的御碑，诗兴大发，给“西湖十景”每个景点各题了一首诗。后来，乾隆这十首诗，就刻在相应的康熙御碑背面。从此，南宋地理学家祝穆在《方舆胜览》中最早提到的画院待诏马远笔下西湖十景就更负盛名。

    顺便说一下，这位祝穆是当时最有名的理学家朱熹的舅舅的孙子，不仅自编书籍，而且自家刻书发行，并打赢了可能是我国历史第一次的版权官司。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有市侩之徒把祝穆的《方舆胜览》自刻本改名为《节略舆地纪胜》翻刻，祝穆发现后就向官府上诉保护版权，官府下令“追人、毁板”。宋代的商品经济已有长足的发展，除了这里说到的保护版权，前面说到的使用纸币，还有商业上包销的招标、投标的事例，和现代做法很接近。史学界认为我国明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似乎还可以再往前追溯。

    可惜的是，后来因为种种变故，平湖秋月、断桥残雪、雷峰夕照、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印月、双峰插云等七块御碑不见踪影。康熙题字乾隆写诗的西湖十景碑本来还保存着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南屏晚钟三块碑，文革中苏堤压堤桥堍的苏堤春晓碑又被砸成几块。不过现在大家所看到，这里岳湖景区景碑小院里的曲院风荷碑和净慈寺前碑亭里的南屏晚钟碑是复制品，当年的原物应该被妥善珍藏着。　　

    在西湖看南、北两高峰何处最佳，原无定论。比如苏轼当年沿堤从南到北走过六桥，大概认为在第三桥看南、北两高峰最佳，所以命名为望山桥。康熙题写的“双峰插云”碑亭在洪春桥畔的南宋麯院原址，落实了原无定处的两峰插云景点。平心而论，在当年为西湖十景题碑时，康熙帝把两峰插云改成双峰插云是成功的，因为“双”字有成双成对的含义，显然比仅作为数词的“两”字好。不过康熙帝把雷峰夕照和南屏晚钟改成“雷峰西照”和“南屏晓钟”却始终未得到后世承认。推测其原因有，第一，夕照比西照更接近于落日时刻，时间尺度更准确，晚霞红满天的景色更美；第二，尽管有晨钟暮鼓的说法，和紧邻的雷峰夕照对应，自然是南屏晚钟更好一些，更带有几分苍凉悠远的意味，况且根据百丈法规，禅宗寺院也有敲击晚钟的做法。

    雍正四年（1726），雍正帝的宠臣、浙江巡抚李卫（第二年起为浙江总督，这个官衔是雍正帝特意为他设置的，可见他当时在浙江是说一不二的）开浚西湖湖道，历时两年，耗银四万二千七百四十二两，挖淤三千余亩。经过大规模的疏浚后，西湖湖面向西达到现在的西山路以西的洪春桥、茅家埠、乌龟潭、赤山埠一带，面积七点五四平方公里。其中包括几十公顷葑滩即长满野茭白的湿地。后来杨公堤以西湖面淤塞，使西湖的面积包括湖中岛屿仅为六点三平方公里。2003年建成的西湖西进工程，开挖了杨公堤西面的茅家埠、乌龟潭、浴鹄湾等水域，除洪春桥附近陆地外，基本恢复到李卫那时的水面面积。

    当时流入西湖的几条溪流中，以曲院附近的金沙港（也叫金沙涧）流量最大。据《梦粱录》卷十二，南宋人在苏堤东浦桥南，向“西建一小矮桥过水，名小新堤，于淳祐年间，赵节斋尹京之时，筑此堤至曲院，接灵隐三竺梵宫、游玩往来，两岸夹植花柳，至半堤，建四面堂，益以三亭于道左，为游人憩息之所，水绿山青，最堪观玩。咸淳再行高筑堤路，凡二百五十余丈，所费俱官给其券工也。”此堤系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临安府尹赵与踌疏浚西湖时，用挖出的泥沙建金沙堤，沿途种花植柳，在半路上建了一座四面堂，供行人观景休息，时称赵公堤。二十多年后又在原先的泥堤上“贴青石皮”，弄得很豪华，一直到金沙港汇入西湖的入口处，即当时的麯院，全长二百五十余丈，成为当年通往灵隐和三天竺的陆路主道。在杭州地图上量一下东浦桥到洪春桥直线距离，也就七百多米，正好是这条赵公堤的长度。

    雍正九年（1731），李卫疏浚金沙港，又用挖出的泥沙把金沙堤拓宽到三丈余，原有小矮桥也改建成为清初风格的带有重檐歇山顶亭桥。这座桥的桥亭青瓦红柱，形态轻盈，桥身设三洞以泄水，状如带环，故名为“玉带”，是当时湖上最华丽的桥梁。《湖山便览》卷三中说，因“夹以朱栏，绕以花柳，晴波倒影，俨然长虹亘空，增修十八景目曰‘玉带晴虹’。”

    在晚清的西湖照片上，桥上的亭已经没有了，但桥上的石头全部是名贵石料，工艺非常讲究。现在桥恢复了有亭子的清初样式。不过亭柱及其重檐歇山顶不可能再用当年的材料，只能是混凝土的。玉带桥沟通岳湖和西里湖，现桥长32米，宽9.1米米中孔净跨4.6米，两边孔净跨分别为32和30米。在玉带桥上北望岳湖，水波涟漪；南眺西里湖，湖面辽阔，直达花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