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对后世史家影响深远，司马光《资治通鉴》里先秦西汉部分从内容安排到细节描写人物对话很多都直接来自《史记》的相应部分。然而《史记》对于同一事件的细节描述人物对话在不同当事者的传记里有时会出现差异甚至完全相反矛盾的记叙，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如何消化吸收那些矛盾叙述呢？
《史记》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和卷一百四田叔列传第四十四里都有汉景帝派田叔调查景帝弟梁王指使刺客刺杀袁盎的内容。而对于调查结果田叔应对汉景帝的询问部分，两传的记叙南辕北辙相互矛盾。
梁王因其兄汉景帝轻率表示过以后传大位给他，又有其母窦太后的支持，不免怀有天子梦，但他的梦想被袁盎谏言阻止，变成黄粱美梦，因而深恨袁盎，与他的两个谋士羊胜，公孙诡派刺客刺杀了袁盎。事情败露，景帝派人调查，梁王先是藏匿羊胜公孙诡，后迫不得已才迫使二人自杀交出。由于梁王除刺杀袁盎之外还预谋刺杀十余位其他大臣的阴谋被揭，文吏深究之下，发觉有谋反端倪，汉景帝不得不追究，然而兄弟二人的母亲窦太后宠爱小儿子梁王，给予汉景帝很大压力，颇感焦头烂额的汉景帝认为非能人难以摆平搞定此事，便选派所谓“通经术，知大礼”的田叔等人去调查处理此事。对于田叔调查完毕，返回向汉景帝汇报调查结果的部分，《史记》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里记载的是，田叔见到汉景帝前先行一把火烧掉了有关梁王的口供记录，然后空手来见景帝。景帝问他“何如？”对曰“梁王不知也。造为之者，独其幸臣羊胜，公孙诡之属为之耳。谨以伏诛死，梁王无恙也。”意思是，梁王并不知情，做这件事的只是梁王的宠臣羊胜公孙诡那帮孙子们，现在已经依法诛杀了他们，梁王安然无恙。景帝听了大喜，连忙跑去报告老母亲窦太后，窦太后因为担心小儿子梁王的安危连哭带闹好几天不吃饭了，听到这个结论，才转悲为喜，开始吃饭。于是司马迁感叹田叔会做事，以为“不通经术知古今之大礼”的人是不能把这等棘手事情处理圆满的。
然而在卷一百四田叔列传第四十四里司马迁对于田叔回复汉景帝的对话所做的是相反的记叙。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对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诛，是汉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也。”景帝大贤之，以为鲁相。这段对话用现代文说大概就是：景帝问：“梁王有罪吗？”田叔回答说：犯死罪的事是有的。”景帝问：“他的罪证在哪里？”田叔说：“陛下还是不要过问梁王的罪证了”景帝问：“为什么？”田叔说：“有罪证而不杀梁王，就废弃了汉朝的法律；而（依法）处死梁王，太后会吃不香，睡不好，这样就会给陛下带来忧愁。”景帝深感田叔贤能，任命他为鲁相。
显然，司马迁《史记》里两个传记对于上述相同人物在同一场景的对话的叙述是相反矛盾的。那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于这一段是如何处理的呢？《资治通鉴》第十六卷汉纪八孝景皇帝下前三年里的相关记述如下：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对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诛，是汉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谒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为之者，独其幸臣羊胜，公孙诡之属为之耳。谨以伏诛死，梁王无恙也。”太后闻之，立起坐餐，气平复。
对比之下，一目了然，司马光一字不差，两段通收，照录了《史记》相矛盾的两个不同版本对话。但他做出了相应调整，一个对话是田叔回复景帝的对话；另一个变成了回复窦太后的对话。回复景帝的对话司马光选择梁王知情有罪版本，这个版本比较合乎情理，一方面对景帝实话实说实情相告，另一方面又自作主张私自销毁了梁王有罪的证据，以解景帝惩办或不惩办梁王的两难尴尬境遇。这个版本比较能够显示田叔处理棘手问题时的所谓“通经术，知大礼”的过人智慧。反之，另一个版本，田叔若对景帝说梁王无罪，则有欺君之罪，用欺君之罪糊弄一时，是谈不上“通经术，知大礼”的高明手段的，景帝也不可能对他“大贤之”。但司马光也不舍得舍弃梁王不知情版本不用（可见司马光对司马迁的推崇），他把这个版本移花接木用到回复窦太后的对话里，于是，景帝梁王窦太后母子三人你好我好大家好皆大欢喜，这段情节和对话也显得比较自然可信了。
田叔当初对景帝到底是如何回复的，不光一千多年后的司马光不可能知道，就是生活年代接近的司马迁也不可能确切知道，所以《史记》对于那一段的记述才会出现矛盾。后人写史只能参考借鉴引用前人史料，史家如何甄别筛选借鉴引用史料，从司马光上述例子可以窥见一斑。其实历史真像难以百分百还原，史家所做的只能是尽量逼近真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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