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被开除的小国民党员 刘海鸥
党内组党
爸爸五岁时家里送他去上学，他在外面野惯了，十分不情愿。开学那天，家人连扯带拽，强行把他抱去，放在教室里。他大哭，从教室门板的窟窿里钻出来跑回家。娘心疼，说：“不愿去算了，明年再上。”爸爸又无忧无虑地玩了两年。
一九二二年爸爸终于上小学了。学校就在临涣街上，叫宿县第二高等小学。爸爸学名刘长菘。他很喜欢这个名字，说“菘”字意思为大白菜，写起来好看，念起来好听，既平民化，又不俗气。这个“菘”字恰合了爸爸的一世为人。
学校的校长叫张大中，同时也教课。他对学生特别凶，外号“活阎王”，动不动就打学生手心，直到打肿为止。他还有一个羞辱学生的损招，罚学生跪在桌子底下，然后成心说：“咦，XX怎么没了？呦，怎么跑到桌子底下去了？”一次大家排队，他教训一个大一点的学生，那学生反驳了一句，他上去打了几个嘴巴。大家心里又怕又恨，爸爸更是吓坏了。这个挨打的学生不服气，底下秘密串联，罢课“抬”（罢免）张大中。他命令全校学生都不许来上课，谁来就要惩罚谁。爸爸胆子小，不敢上学又不敢不上学，两头为难。回到家里哭哭啼啼。大爷问他为什么哭，知道了原因，说：“这还不简单，大家都不去你也就别去了。”罢了几天课，学生们胜利了，张大中果然被“抬”走。由镇长任命，又换了一个新校长。
这是学生们反对强权的一个小小的胜利，至于后面是否有教员支持，就不得而知了。临涣小学和当时很多农村小学一样，是农村革命力量的策源地。教员中有地下党组织——中共临涣特支。他们以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活动。当然，其影响不只在学校，而是整个农村。学校中的老师多数是共产党员，比如朱务平、徐风笑、刘之芜、谢肖九，还有孙铁民。爸爸对孙铁民先生的印象最深，他聪明伶俐，身手灵活，外号叫“孙猴子”。一九二二年朱务平等党员在临涣小学成立了群化团，与当地周段两家封建势力作斗争，掀起反封建的学生运动。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广东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国共合作，并决定北上讨伐军阀。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开始了。
临涣成立了以教员为主的农民协会。教员中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组织并存，一些教员是双重党员身份。两党都讲革命，都喊同志，也都宣传“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组织农民协会”等口号并且付诸实践。爸爸大受鼓舞，他用茅草和黄泥糊在自家的院墙上，书写大字：“打倒土豪，打倒贪官，打倒军阀”。尽管他并不明晰这个口号的历史意义。六十五年以后春夏之交，爸爸看见学生打着旗帜游行，上面仍然是大字：“打倒贪官污吏”，感概万分。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英帝国主义杀害了上海工人顾正红，历史上称“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罪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临涣也有上万群众上街游行示威，组织募捐队给上海总工会捐款。“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歌”响彻天空。临涣小学里的政治空气最为活跃，大部分教员都很革命甚至很激进，给学生们讲阶级斗争，带领学生示威游行，支持五卅运动，抵制廿一条。教员带头当场撕破日货帽子，学生们甚至公开高喊“共产党万岁”。
一九二六年爸爸加入了国民党，那年他还不到十二岁。在他的意识中，国民党就是为了推翻旧势力而产生的鼓舞人心的新势力。
小国民党们也过组织活动，有一次他们到临涣集北边各村去组织农民协会，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爸爸被派往的那个村子以前也曾组织过农会，不久就散了。从历史的大气候看，“土地革命”的时机并不成熟，农民能够果腹已经很满意了，所以农会多是解散的结果，又需要重新组建。
爸爸的岁数小，由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的朴光文老师领着去。到了村里，朴先生与村长谈话，让他再组织农会，重新登记等等。村长应付着：“好好好。”几分钟就谈完了话。回去太早不好交代，师生俩找了一棵大树，在树荫下睡了一大觉才回校交差。
多少年后，爸爸谈及此事，反思道：“用历史的观点看，‘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和‘跟闯王，不纳粮’一样都是农民革命的理想。此类活动以农民起义的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虽则改朝换代，却换汤不换药，而且无一例外大规模地破坏了生产力，究竟是进步还是反动值得研究。”
学校里有其他学生也想加入国民党，找爸爸帮忙。他一本正经地教导他们说：“入党要服从党的纪律。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要你到什么地方你就得去，叫你死你就不能活。你们敢参加吗？”话传到老师那里，老师批评他：“发展党员，越多越好，为什么要吓唬他们？”
党“叫你死你就不能活”，爸爸不简单，小小的年纪就抓住了一个政党、帮派或者土匪得以生存的精髓要义——“绝对服从”。有了这一条，组建一个党还不容易？于是就有了爸爸在小学期间最大的“革命”举动——“组党”。此举缘起于反抗欺辱。学校高年级有些学生岁数很大，甚至已经结婚。他们经常欺负低年级同学。爸爸的年纪小，个子也矮，经常受他们的欺负。他不甘受辱，把一帮小同学召集在自己周围，组织了一个“小个党”，与大个子对抗。一人有难，大家相帮。“小个党”在学校里很得意一时。爸爸最初展示了他的领导能力，不过很快就遭到打击，老师把他叫去，问：“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这是党内组党，瓦解组织。”爸爸被开除出了国民党。
这一段入党史，听上去就像小孩玩游戏。对于儿时的爸爸来说恐怕也是儿戏多于政治。在一九五二年的忠诚老实运动中人人都要“向党交心”——写自传交待自己的历史，特别是与国民党沾边的人和事更要“竹筒倒豆子”。人们那时都不懂交心政策之贻害，无限忠诚地把自己鸡毛蒜皮的事都抖落出来。爸爸觉得十二岁的国民党员这事挺好玩儿，就写在自传里了。结果“两次加入国民党”成为文革时批判爸爸的一大罪名。爸爸第二次加入国民党也是“向党交心”时主动交待的。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国民党苏军顾问处工作。工作人员都自动算为国民党员，发一个党证，从来没有活动，也没开过会，就是交交党费而已，后来党籍无疾而终。爸爸说，在两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是被看做朋友的。他加入国民党也是经过共产党组织同意的。事实上在国民党内工作，不加入国民党是不可能的，尉官以上就自然而然是国民党了。共产党当政以后，什么合作不合作，全不算了，一刀切——凡国民党，均反动派。
柳叶湖暴动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政变，清除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教员警告学生们不要再喊革命口号。
此时共产党继续“左”倾路线统治，号召各地“一兵一枪都要起来暴动”。据此精神，中共宿县县委决定在临涣地区发起农民暴动。
一九三零年七月，共产党员孙铁民等人领导发起了“胡楼、徐楼、柳叶湖农民暴动”。参加暴动者不足一百人，还差不多都是小学教员，只有三十几条枪。不料暴动的前一天，风声已经走露，团防局做好了捉拿共产党的准备。起义的当天，团防局二百多人一大早就出发，突然包围了暴动队伍。枪战不到半天，大部分暴动者被俘获，包括他们的头领。
这次所谓的“农民”暴动无异于一次引颈受戮的无谓牺牲。暴动失败以后，共产党组织陷入瘫痪。党员分散隐蔽。
一时间形势紧张，团防局挨家搜索逃脱的共产党。爸爸那时已经在南京上中学，正是暑假回乡期间。他留着平头，学生模样，一进门把大爷吓了一跳，忙警告：“啊呀，你这个样子可千万不能出门，他们会把你当成共党嫌疑分子抓起来！”然后不由分说把他按在椅子上，剃了个光头，变回了一个农村秃小子。大爷思来想去还觉得不安全，又派人把爸爸送到南徐州，住在长菁母亲的家中。
暴动中被俘的人后来多数托人作保出狱。只剩下两三个头领不得保释，被押解到县城。大约一个月后，正在县城的爸爸听见外面吹号，街上脚步杂沓，伴着“枪毙人了！”的喊声。他出门一看，吓了一跳：在一队被押赴刑场的人犯中，他看见了孙铁民先生。杀场在宿县西门外，人们纷纷涌去。爸爸说：“很奇怪，孙先生在被枪决前嘴里不停地大骂县长是祸国殃民的走狗。”
在八十年代初编写的临涣区志中说，孙铁民在就义前不断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一般来说，文革后不久编写的县志总是带有一些文革遗风，至少带着一些党八股。编写者中间尽管没有一个亲临过现场，但凡是革命者就义前就一定要让他高呼 “打倒，万岁” 一类高屋建瓴的口号，保险没错。见得多了，连爸爸都认为应该是喊这样的口号，要不然他为什么说“很奇怪”。
后来小学教员中坚持共产党立场的有徐风笑（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的父亲）、刘之芜。最有名的共产党员是朱务平，他在皖北一带是地下党的特委书记，一九三二年八月在蚌埠被捕，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当年十月在雨花台被杀。
形势严峻，昔日的革命队伍不断地分化。那个带着爸爸下乡组织农会的姓朴的共产党兼国民党教员，后来被任命为宿县国民党县委书记，彻底脱离共产党。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他就患肺病死去，躲过了被枪毙的命运。还有一个国文教员刘镜秋，也由共产党投靠国民党，“镇压反革命”运动时被枪毙。他的儿子是北大俄语系教师。爸爸还有一个小学同学叫单士英，参加了共产党的部队，后来投靠国民党，为国民党送信，也没逃脱被共产党枪毙的命运。
胜者王侯败者贼，一般人怎么能够看透政治的角逐呢？
截自《半壁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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