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恩怨情仇（一）赵复三与瞿希贤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人们，上至七八十岁，幼至学龄前儿童，谁都会唱。这首歌，与高玉宝写的儿童故事《半夜鸡叫》，同为当时最煽情的阶级斗争文艺作品。为这首歌谱曲的，是中国著名音乐家瞿希贤女士，她的另一首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激越昂扬，气势磅礴，还被一些人称作“第二国际歌”！本来，中央文化部是要把这首歌放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作压轴戏的。刚参加完亚非拉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周恩来总理，观看了这出戏的彩排，对担任音乐总监的瞿希贤说：“光是无产者团结，会把别人吓跑的，我们团结的面，应该更大”。于是，这首歌被抽出了，但是在革命激情澎湃的六十年代，依然是唱响中国大地。
瞿希贤与周恩来的直接接触，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
瞿希贤祖籍苏州，1919年生于上海。淞沪抗战，日军炸毁了瞿家在上海的房子，她全家搬到了法租界。因为家境殷实，得以就读上海清心女中，一所用英语教学的，体现西方现代教育理念的教会学校。她从初中起就选修了钢琴课，并且师从当时流落上海滩的欧洲音乐人。清心女中虽然是教会学校，却早就有共产党的组织，浪漫和神秘伴着青春的萌动，瞿希贤参加了学校的读书会。读书会的负责人叶嘉馥同学，比瞿希贤大一岁，那时就已经是中共地下党成员了。叶、瞿两人相约，投笔从戎，参加抗日，投奔新四军。瞿希贤以其音乐才能，进入抗敌演剧九队，并正式成为中共党员。
历史上，国共有几次合作，又摩擦不断。1939年六月，四川军阀杨森的二十七集团军，逮捕了平江县嘉义镇新四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并枪毙了其中七人，制造“平江惨案”。瞿希贤、叶嘉馥同时被扣押，两人写了悔过书，才得以幸存。获释的瞿、叶二人，辗转来到重庆，找到了曾家岩50号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周听完两人的陈述，浓眉紧锁，厉声说道：“此事今后再不要提起，赶紧回学校读书去”！瞿希贤十分后悔自己的幼稚与无知，先在重庆国立音乐学院钢琴系上了一年，后返回上海，考入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叶嘉馥亦考进圣约翰大学医学系。然而，那次湖南的经历，日后叫她俩吃尽苦头。
瞿希贤自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又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深造。期间，她继续参加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并重新入党。1948年，瞿希贤受聘于北平音专任教。这时，古城北平战云密布，人心惶惶。她遇到了北平青年会干事赵复三。这两个人相爱了，结婚了，随后有了两个女儿伊露、伊力。
如果研究中国基督教史，有一个人物是绝对不能绕过的，他就是赵复三。赵氏一生经历如其名，可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为基督教服务时期。二、进入政府部门。三、脱离中共流亡海外。这三个截然不同的身份，竟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史上堪称独特的现象。
赵复三出身于书香门第，基督教徒家庭。父亲早年留学美国，与日后担任圣约翰大学校长的涂羽卿博士是至交。赵出生在天津，讲一口漂亮的北方话，中学时代起，就活跃在演剧舞台上。他在教会的青年团契中，亦十分活跃，颇有人缘。1946年，赵复三自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进入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服务。1948年，奉调至北平基督教青年会，担任主要负责人。他参加了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作为工作组组长，进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领导该院师生，展开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在中国进行渗透和侵略的控诉运动。1956年，赵复三被按立为圣公会牧师，并且担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副主席，以及燕京协和神学院教务长等职务。在此期间，赵复三曾参加接待素有“红色教长”之称的英国约翰逊教长。赵所表现的专业知识水平，令英国客人大加赞赏，也让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印象深刻。一向对苏联和红色中国抱有浪漫情怀的约翰逊教长，天真地以为共产主义的实践真正实现了基督教的理想，因此三次访问中国。1956年参加国庆，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并登上天安门城楼。1957年再次访华，丁光训，廖承志，邓颖超，郭沫若等人前往机场迎接。最后一次是1965年访华。约翰逊教长的亲共立场，遭来了当时英国国教上层的极力反对。坎特伯雷的法政牧师（Canon）和多名大教堂高级神职人员曾联名直接要求他辞职。
受西方文化和基督教信仰熏陶，接受了正统音乐训练的瞿希贤，就像是为新中国的革命音乐事业所预备的。她创作了大量歌颂新时代，歌颂工农兵的音乐作品，她参加社会主义阵营举办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作品多次获奖。担任全国青联委员、音乐家协会理事等多个社会头衔。瞿希贤在中国音乐界的名誉地位，如日中天，亦深得周总理赞赏。
1958年中国搞起“三面红旗”，宗教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与共产主义思想相悖的。偏激的如温州，竟宣布实现“无宗教区”。此时全国各地的基督教堂纷纷关闭、合并，培养神职人员的神学院师生星散、改行。资料记载，1962年某天，毛泽东邀北大教授任继愈，来中南海的书房谈哲学。对佛学颇有研究的任继愈提及：宗教研究还是有必要的。毛表示赞成，起意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并当场指定任继愈当所长。
赵复三参与了社科院宗研所的创立，他从助理研究员做起，进而宗研所所长，在他1989年离开时，已是社科院常务副院长了，有传说他还是院党委书记。
赵复三在公家办的宗教研究部门的25年里，只发表过半部学术著作，和一篇文章。即1979年，以扬真为笔名，出版《基督教史纲》（上册）。他“想尝试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整理一下基督教的历史”（见《基督教史纲》前言）。赵复三晚年在海外，发表了大量文字，却从未提及他的这本书，大概是对自己在那个言不由衷的时代的所作所为，不太满意吧。
1986年，已经担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的赵复三，改变了过去对宗教一概批判的态度。他撰写了《究竟怎样认识宗教的本质》，发表在《中国社科院》第三期，他以马列主义客观地否定了“宗教鸦片论”，他提出宗教长期性，为宗教信仰自由提出理论根据。
这里讨论一下，坊间传闻赵复三是中共党员，和他与瞿希贤是组织安排的政治婚姻。毋庸置疑，中共在与国民党做殊死斗争中，在对方阵营里安插了很多间谍。作为有西方国家背景的基督教，是一个容易隐藏真实身份，获得资源的地方。中共取得政权以后，一批隐藏在基督教机构里的中共党员，纷纷表露身份，进入政府部门担任要职。有如余心清、浦化人、管易文、曹锦如等一大批教会牧师、青年会干事，令基督教会领导层大跌眼镜。
赵复三青年时代，身处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抗日救亡，扶弱济贫，很容易受共产主义思潮影响。有一位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刘良模，在“一二八”淞沪会战的前线，率领同事们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高唱战歌，抢救伤员的英勇行为，令尚在大学读书的丁光训、赵复三等青年基督徒大受感动。他们出于对国民党的误解，和对共产主义的憧憬，是完全有可能加入共产党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在大陆建立了政权后，赵复三为什么不归队呢？这是一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奇特现象：秘密党员。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将专文讨论。
而赵瞿结婚，是在中共建政后的北京，完全没有必要像在对与国民党进行秘密斗争时，掩护真实身份的假夫妻。实际上他们的结合，就是两个同为异乡人的青年男女，又有圣约翰大学校友之谊，以及共同爱好等因素，结为连理。
而被认为是中共党员的赵复三，在他公开谴责中共“六四”屠杀暴行，被撤销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委、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基督教全国三自副主席等一切国内职务时，也未见有开除他中共党籍的处分。
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狼烟四起，处处打倒走资派，揪出叛徒和内奸。已是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所长的叶嘉馥，经不住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把当年周恩来告诫她的事，给彻底交代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亲自签署逮捕令，“大叛徒瞿希贤”关进了秦城监狱。在网络拍卖中，看到一封赵复三写给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亲笔信。赵在信中请求中央文革过问瞿希贤的历史问题，以免牵连其他秘密党员身份暴露。戚本禹对该信做了批复，但瞿希贤还是坐了近七年大牢。赵与妻子离婚，以图保住残破的小家，是令人心碎的时代悲剧。
1976年，瞿希贤出狱，并恢复了在中国音乐界原有的职务和政治待遇。她除了奋力工作，也对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深刻地反思。她对友人说：看了材料，知道大跃进年代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心里很难过。并具体说及那年月她曾在甘肃省一个县里体验生活。这个县不具备条件建庞大的水利工程，但为跟上大跃进的步伐，硬是上马蛮干。县领导请她写一首鼓干劲的歌，并在工地上大唱起来。她以后得知这个工程不但全部瘫痪，加之自然灾害，粮食无收，更是饿死了许多人。瞿说：我写了不止一首为大跃进鼓劲的歌，心中有一种负罪感。
2005年，“瞿希贤作品演唱会”在北京举行。席间有观众起立高喊：“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瞿希贤当场制止了。事前，她就跟指挥打过招呼：不许唱那首歌。而且，她在自己的歌曲集《飞来的花瓣——瞿希贤合唱作品》中，收录此曲时，格外注释：收入此集，仅作为历史足迹。
中国基督教三自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吴耀宗先生，是赵复三在基督教青年会和全国三自运动委员会的前辈和同事，赵私下与吴家保持了多年的友谊。1983年，吴耀宗夫人杨素兰医师在北京去世，赵复三虽然早已脱离了教会活动，这次竟然以牧师身份，为吴夫人举行了基督教仪式的葬礼。
七十年代末，西方国家从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中，看到东西方复合的可能性。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CC)也嗅出基督教组织重返中国的希望。派出该机构负责中国事工的邓守成，来到尚未开放教堂的北京，找到了时任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的赵复三，表示希望与即将恢复的中国基督教组织建立关系。赵复三答应了邓的请求，但附加了一个条件：把我的两个女儿送到外国留学。这场鲜为人知的台面下的交易，促成了有赵参加的中国基督教代表团，文革后出访美国、加拿大，和香港的破冰之旅。随后，WCC总干事、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等一大批西方教会领袖访问中国，参观刚刚恢复的金陵协和神学院，以及访问北京、上海、广州的教会、青年会。赵的两个女儿分别在法国和比利时读书并定居。
与中国教会历史渊源很深的美国基督教协进会（NCC）不甘落后，亦通过赵复三，在八十年代初，组织了一批中国基督教青年学者赴美，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学术考察和交流活动。这次，赵把他的第二任妻子，社科院的一位沈姓工作人员，加在其中了。
若把赵复三视为中国体制内，一个只会以权谋私的官僚，那就太简单化了。赵在他认为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下面是一位记者，描述赵复三参加国际会议上的表现。“1981年10月2-7 日，蒙特利尔举办国际神学研讨会。大会的主题是：”一个新的开端”˙，主要是让中国教会和世界教会彼此认识。中国基督教代表团七人由丁光训主教率领，天主教三人则由傅铁山主教率领，两者是以联合的名义出席。会上他们谈到如何在社会主义的脉络中实践信仰，中国教会如何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如何协助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等等。我留意的，倒是傅主教有一天宣布，他带来一段北京修女的小电影，准备供诸同好。我们这些香港人，一听”小电影”，都不禁掩嘴而笑。另外在分组讨论中，有一组由赵复三主持，卢龙光提问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问题，马上给赵复三痛骂一番，说香港人没有资格谈论中国的事情。事后我问韩文藻，韩只说提问题要小心谨慎一点 。卢龙光后来出任香港崇基神学院院长”。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率领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参加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会议的赵复三先生，谴责了北京当局暴行，毅然与之决裂。他是做此决定的少数几个中央部级高官之一（另一位是许家屯）。之后的二十多年里，赵复三在世界许多国家讲学、游历，直至2015年去世，终未能获准回到他出生、成长、工作的故土。
就是在国外的这段时光中，赵复三文思大开，奋笔疾书，发表了几本有分量的著作，并翻译《西方文化史》、《西方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同时，他以投稿和书信方式，与朋友、读者交流。他在这些文字中，谈及哲学、历史、社会学、文学，乃至神学等领域的课题。赵在文章和谈话中，多次表示：“再不想说假话、空话”。
赵复三曾将在海外这些年所写的文章，信件等复印，并寄予文友们分享。三册装的《赵复三晚年书信集》已经编辑出版。希望这批极具参考价值的文字，对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基督教历史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流亡海外作家刘再复，在一个讨论会上，遇到了他社科院的同事和领导赵复三，促膝交谈中，赵对刘和在场的人说：“出国后，完全是重新做人。曾有一位领导请我归国，我谢绝。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整人，也不让人整”。但就是对自己曾经在基督教机构的工作，只字不提。
他晚年的时候，亦尽量回避基督教界人士访问。是要严守党的机密？还是不想牵连别人？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只有他留下的六个字的人生座右铭：舍身外，守身内。
赵复三生命中的最后十年，是与退休的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陈晓蔷女士一起度过的。他们在青年时代是朋友，大时代的潮流，将这两片有缘的叶子，涡旋在一起，还真是一个不错的结局。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