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去年写的一篇随笔，当时纯粹是兴之所致，遣词造句不够严谨。一位热心的读者读到后，给我提了许多非常好的建议，我结合这位读者的建议作了修改，并增加了图片，借此坛宝地再与大家分享，欢迎宝贵意见。
前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我到先生的北京寓所拜望她，其时，先生已届92岁高龄，仍思维清晰，行动自如，说到先生文革后几位学生的近况，依然如数家珍。她就是我的导师章淹先生。
章淹先生，1925年1月生，浙江省上虞县人。清华大学气象系1947年毕业，曾任北京气象学院教授。在我国暴雨预报、中尺度气象、梅雨预报等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是本科毕业后，考研投入先生门下的，研究生毕业后，又因为先生的争取，就留校在先生手下继续进行科研工作，直到九十年代初出国。我在先生身边学习工作长达八年的时间，对先生非凡的人生经历，大多数是我从其他同事，以及近年来从网上搜寻到的，因为先生自己很少提及。先生非凡的人格魅力，我也是在这些年回过头去体会，才慢慢地咀嚼出来的。
所以，这些年，我一直有个心结，想写一篇关于先生的文章，不是关于先生学术成就的，因为先生的科研成果、奖项头衔等，比比皆是；也不想写从师于先生与先生相处的日子，因为先生星高月辉，鄙人在专业领域乏善可陈，恐有抬高自己之嫌。迟疑再三，我觉得先生非凡的人生经历、非凡的人格魅力，是我终身受教的。
先生是47年清华大学气象系的第一届毕业生，也是班上唯一的女生。说到为什么会选学气象，先生在一次采访中说道：“我本来真没想过学气象，就在快考大学的时候，一本刚翻译成中文的《居里夫人传》流行了起来。父母看了这本书后深受感动，便想让我学物理。”当时，先生一家住在昆明西南联大宿舍里，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还有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和饶毓泰，他们也赞成先生学物理。
先生在西南联大念物理系时，经常有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来轰炸，没多久，先生就发现天气状况的好坏决定了飞机会不会来，敌机大多在晴天轰炸，阴天雨天来的就比较少，“觉得天气预报挺重要的”，于是就从物理系转到了气象系。
先生毕业后，进入华北观象台工作，并为49年建国大典做了提供气象预报服务的工作。之后，从事华北地区气象预报工作，十多年后，又转为专职科研类的工作，而且成果颇丰。记得当年我选报研究生导师时，拿不定主意报谁，去征询系里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说：“就报章淹教授，她名气大。”
（章淹为开国大典作天气预报）预报
与大多数其他气象科研工作者不同，先生作科研有种使命感，喜欢从实际天气预报业务的需要中选择科研课题，并且希望能将科研成果尽快地应用于提高实际天气预报水平中去。记得在一次交谈中，先生跟我提到，河南驻马店75·8溃坝事件后，她与其他气象水利专家一行人去灾区调研，所到之处，触目惊心，板桥水库下游二十多里的地方，铁轨卷成了麻花，一片狼藉。那次溃坝事件，对先生的震动很大，由此，她开启了长达二十多年对突发性中小尺度强暴雨的研究。
70年中后期，先生主持了长江中下游暴雨试验基地科研工作。在梅雨季节，先生吃住在试验基地，收集、分析、整理第一手试验资料，一干就是几个月，而在北京家中，尚有三个孩子，且身为地质大学教授的丈夫，亦常在外考查。80年代中期，我去武汉、宜昌省市气象部门搜集撰写毕业论文的资料时，当地科研人员仍对先生当年忘我拚命工作的精神赞不绝口。
想起与先生相处的八年多的时间里，我从未见过先生与任何人红过一次脸，粗声地说过一次话。先生总是处之泰然，云淡风轻。一方面，因为先生在学院德高望重，受人尊敬；另一方面，是因为先生心怀坦荡，与人为善。
（中国气象局局长慰问章淹老师）
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正是中国思想、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尤其是经过了八十年代末那次风波之后，学院的政治学习抓得比较紧。在科室讨论学习时，先生一般很少说话。我那时候因为年轻，缺少社会经验，说话比较激动愤青，先生有时候会找到我，提醒我，和颜悦色，寥廖数语，击中要害，却从未呵责批评过我。
多年后，因为有了网络，我又知道了先生的很多经历，才理解了先生的宽广胸怀，既有父亲的遗传，又有文革非常时期家庭备遭磨难的缘故。
先生的父亲，章廷谦，笔名川岛，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上个世纪二十年初，开始与鲁迅先生交往，成为鲁迅先生的忘年交。解放前，曾任过南京政府教育部编审，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外事秘书，北大中文系副教授。解放后，继续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文革开始后，有人诬告章廷谦先生解放前是“国民党区党部委员”，属于“历史反革命分子”。尽管章廷谦先生坚决否认，且只有同事冯某一人作证，章老先生仍被作为“从严典型”被批斗，并在万人批斗会上被铐上手铐，押上吉普车带走。先生的长兄，也是章廷谦老先生唯一的儿子，也在武斗中丧生。先生的母亲孙斐君女士，因突遭这一连串打击，气闷交织，造成半身不遂，从此多年卧榻，与轮椅为伴。
据说，79年钱钟书先生访问加拿大时，把冯某大骂了一顿，指责冯某文革期间出卖朋友，尽管钱先生没有说出冯某出卖的朋友是谁，但普遍认为就是章廷谦老先生。若干年后，冯某的女儿写信给杨绛先生，求证钱钟书先生当年在加拿大并未骂过冯某，杨绛先生公开寄书答复，既不否认，也不肯定，推托说钱先生病重，不便为此事打扰，云云。这就是那场有名的宗某与杨绛之间的“笔墨官司”。我还看到有人撰文说，宗某还找到先生，要求先生出文证明冯某在文革期间并没有诬告过先生的父亲，被先生严辞拒绝。
先生的父亲，被批斗后，分配在北大打扫校园马路，过去的朋友邻居惟恐避之不及，只有一位曹姓教授偶尔与之交谈，章老先生胸襟开阔，并不特别消沉。文革结束后，先生的父亲被平反，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抢时间完成了《和鲁迅相处的日子》一书，此书对后来鲁迅的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些都是最近一两年我从一些资料中陆陆续续搜集串起来的，在当年与先生相处的日子里，先生只字未提过自己的家世和文革期间的变故。我去过先生家，见过坐在轮椅上的先生的母亲，先生只是简单地介绍说：“这是我的母亲。”并无更多言语。今天，我再回头来看，先生的云淡风轻，才是真正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凤凰卫视采访章淹老师）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先生的妹妹章潜女士嫁给了陈希同。我在校时，陈还是北京市市长，政治局委员，显赫一时，但我从未听过先生提及此事，也没有见过先生沾过任何光，一家人和半身不遂的母亲挤住在简简单单的学校宿舍里。自然，在陈倒台后，先生一家也没有受到任何牵连伤害。
新年一过，先生已届95岁高龄了，有德的人有寿，我衷心祝愿章淹先生健康长寿！
2020.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