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熊蕾 船夫日记 1 week ago
小时候看谍战片，觉得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都是风流倜傥，舞姿翩翩。
上中学后，从别人那里得知父亲熊向晖也是其中一员，我怎么看他怎么不像。父亲相貌自是英俊，但是他和母亲都是“舞盲”啊！终于憋不住了，我就问了父亲——那都是我研究生毕业以后了，在此之前，父亲母亲从未跟我们讲起他们过去的事。
1951年6月1日，熊向晖全家
他们也没有机会讲：我还没上小学五年级，他们就出国工作，回来就赶上“文革”，然后我去“北大荒”，哥哥当兵，再后来我去外地上大学。我问，你们都不会跳舞，怎么做地下工作呢？父亲说，谁规定的做地下工作就得会跳舞啊？我愣了，然后问，那你怎么跟人家交流呢？他说，打麻将啊——父亲打麻将倒真是高手。然后又有我看不懂的事了。
父亲应中央文献研究室邀请，为纪念周恩来总理去世15周年写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在1991年1月发表之后，在海峡两岸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当时台湾已经“解严”，放开了到大陆的旅行，父亲过去在国民党胡宗南部去了台湾的袍泽，凡是到大陆来的，都要来看父亲。
先头父亲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和统战部副部长的头衔，我以为他们有事找父亲。后来父亲离休了，这些头衔都没了，人家照样来找他。我对此感到惊异：他们和父亲分属两个营垒，立场和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为什么他们不是怒目相向，而是相谈甚欢呢？
1997年4月，宴请原国民党将军（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的侍卫队长）孔令晟
和父亲相谈甚欢的这些“国军”老伯中，有一位是孔令晟。他和父亲同为黄埔第十五期学生，孔老伯自黄埔毕业后一直在作战部队，国民党去台后，他先后当过蒋介石和蒋经国两代“总统”的侍卫队长，也做过台湾的“警政署长”，还在美国、英国研究过战略，著有《大战略通论》。
这两位老人，一个是共产党的离休部长，一个是“国军”退役中将，在他们身上，我真看不出什么“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隔阂。两人不见面总是相互惦记，见了面就十分亲热。每次见面，两位老人都有说不完的话。
我发现，撇开意识形态，他俩的共同语言还真多。当年，他们都是抗日爱国的热血青年。据父亲讲，孔老伯当年是北大化学系的高才生，是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的得意门生。孔老伯要退学投军之前，吴先生还想送他出国深造，一再让他认真考虑，非常不愿意失去这个他认为可以成为大科学家的弟子。可是孔老伯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从军。几十年后再相见，两位老人都反对“台独”，都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是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也都反感以权谋私。
父亲喜欢听孔老伯讲他们去台后的种种情事，孔老伯也有兴趣听父亲讲一些当年他不知道的往事，比如蒋老先生送蒋纬国上前线的事。那是1941年2月，蒋委员长侍从室给西安的胡宗南发来密函，内有三件东西：一是蒋介石手令：“兹派蒋纬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少尉排长。”二是蒋纬国的履历，说明他曾在苏州东吴大学学习，德国慕尼黑军官学校毕业，也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战术学校和指参学院学习过。三是蒋纬国的一张半身照片。虽然当时包括胡宗南和父亲在内的不少人已经知道蒋纬国其实是戴季陶的儿子，但是胡先生看着照片还是有意说，像极了，“活脱脱一个委座”。
胡部的第一军第一师，当时正驻守在黄河边的潼关，河对岸就是日军。不管怎么样，蒋介石对蒋纬国视同己出，他把自己的二公子派到这个部队，怎么安排？胡先生与当时还是他身边一个年轻副官的父亲商量。父亲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帅，把自己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儿子任命为少尉排长，并派到抗日前线的部队，这是从没有过的。时隔60多年，父亲讲起此事，还是说，确实了不起。
同时，父亲对胡先生说，这也表明蒋老先生对胡先生的信任。只是为了纬国的安全，不能宣传，还要把他安排得很妥当。蒋纬国到西安后，胡先生指派父亲专门接待他，并送他去部队。父亲小蒋纬国两岁，军阶却比他高两级，所以他一见到父亲，就立正敬礼。上车时，蒋纬国主动到车的右边替父亲开车门；与蒋纬国谈话时，父亲站起来，他也站起来，转到哪儿他跟到哪儿，脸始终对着父亲，非常规矩。可是父亲受不了委员长的二公子对他这样毕恭毕敬，所以当天下午就换上便服，以免拘束。
父亲很欣赏蒋纬国的个性。他说，潼关民俗，农历每月逢三、六、九，都有大集，比较热闹。如果遇上休息日，驻军士兵也有不少去赶集。蒋纬国去集市，都带着勤务兵，并且叫勤务兵背上一只大筐子。在街上，凡是有士兵不向他敬礼的，他就上去把人家帽子摘了，装到筐里，告诉人家：“我是蒋纬国，星期天上午，你到第三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部拿帽子。”每次一摘就是几十顶。士兵没有帽子怎么行呢？
到了星期天上午，他们来拿帽子，蒋纬国就让他的勤务兵先教他们练习敬礼，再练习立正、稍息，最后才把帽子发还给他们，让他们回去。原先前线部队有的不大注意军容风纪，有不戴帽子的，也有不戴领章的。蒋纬国这么一抓，这种现象就减少了。然而到台湾以后，蒋纬国和蒋经国兄弟失和，让父亲很觉意外。他告诉孔老伯，1942年经国到西北，和纬国一起，由父亲一路陪着，从西安、兰州一直经河西走廊到敦煌，再到青海、新疆，走了三个月。“当时他们兄弟两个感情非常好，”父亲说。
那个时候蒋老先生对纬国也非常好。父亲还给孔老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1942年秋，蒋老先生巡察西北，来到西安。胡宗南安排把蒋纬国调到西安来见他。蒋老先生和夫人宋美龄离开西安时，胡先生和西北要员到机场送行，蒋纬国和我父亲也都在场。老先生和夫人上了飞机，螺旋桨已经启动，飞机即将起飞之际，发动机突然又停下来，机舱门又打开，旋梯上走下来一个副官，手捧一个东西，走到蒋纬国面前，把东西送给他。原来是老先生把他的披风送给了纬国。纬国马上敬个礼。那副官把披风给他披上，才返回机舱。
孔老伯听了这些故事之后说，蒋老先生一直对纬国非常好，从小就喜欢他，把他带在身边。蒋夫人也很喜欢纬国。但是老先生也很冷静，他认为政权必须交给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对此，父亲评论说，不过最后经国又交给了李登辉。这让孔老伯默然了许久。
孔老伯说他研究过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并且按毛泽东的办法打了两个胜仗”。他说，撇开意识形态不说，在学术上，毛泽东开创了战争的新形态，特别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用毛泽东的战争理论和战略思想打仗，而美国皆战败。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由此得到了全世界军事理论界的承认。他们不认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但是承认毛泽东对世界军事战略学的贡献。
父亲对他说，毛泽东搞的是真正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都是公开的。但是，人民战争也不是毛泽东的创造，毛主席自己就说，创造人民战争的是美国独立战争。两位老人对当时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访问大陆的“破冰之旅”，都很欣赏，尤其连战先生的父亲说来也是他们西安时代的故旧。
连战先生到西安时，孔老伯又来看父亲，两位老人顾不上谈话，就一起看电视台对访问的实况转播，非常开心。但是这些国民党老人对父亲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事情是怎么看的呢？有一次比父亲大一轮的张佛千老伯从台湾来我家，我向这位随和的长者提出了让我纳闷很久的疑问：“您听说我父亲是共产党以后，对他是什么感觉？”
张佛老资格很老，父亲在胡宗南那里是上校的时候，他已经是少将了。到台湾后做过防卫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并跻身文化名流。他跟我说，知道我父亲是共产党后，他“第一是惊讶。他是共产党，我一点没有看出来。第二是感谢。
他在胡先生身边，有很多机会可以杀掉胡先生，可是他没有。第三是佩服。他这个事情做得太漂亮了”。我有些愕然地问：“难道你们不恨他？”张老伯说，“为什么要恨呢？你父亲入共产党在前，到胡长官身边在后，那是各为其主。要怪只怪后来蒋老先生非要打内战。如果不打内战，大家不是相安无事吗？”
张佛老还推荐台湾的《传记文学》转载父亲发表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并专门为该刊写文，讲胡先生当时为什么会用父亲。他说，“熊的最突出之处，是他的气质之纯，为我平生所仅见……胡之选其为随从人员，是非常应该的决定，如我是胡，也会作同样的选择。怪只怪周恩来善于择人，造成胡的毕生大憾。”张佛老还写道：“熊参加共党在先，并非受到胡的重用后再投共。他是为‘共党’工作，自当对‘共党’忠诚，正是各为其主之义。”
后来中共党史出版社把父亲的《地下十二年》和他以后发表的其他回忆文章结集出版，题为《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还把张佛老这篇文章作为附录收入。随着和那些国民党老人交往的增多，我逐渐理解了不同政见的父辈们超越党派的友情。那是当年在抗击外侮的血雨腥风中，凝练出来的有如血浓于水的兄弟之情。
这正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更何况他们本无个人恩怨。而且，对于他们而言，还有一种大义比党派之争更重要，那就是中华民族的统一。这也让我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了父亲的为人。假如父亲不是可交的朋友，再大的民族大义，也不会驱使这些耄耋老人在隔绝了几十年之后，来和父亲重叙旧谊。这改变了我对共产党人的刻板印象。
共产主义既然要吸纳一切文化的精华，共产党人当然要有博大的胸襟。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了标榜自己的政治正确而整天挂着一副“阶级斗争”脸，对不同观点、不同意见、不同派别完全不能相容的，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坚定的信仰和浓浓的人情，并不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