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学时代
张宽，受教育于复旦大学、德国马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图宾根大学，于1999年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曾经海归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后返美担任乔治·梅森大学现代与古典语文系中文部主任。妻子卫文珂是复旦七年同学。
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年
访谈张宽
受访者：张宽
采访整理：周翘楚
访谈时间，2017年6月
周翘楚：张老师您好！我是复旦大学2016级英文系的学生周翘楚，今天非常荣幸采访您，学校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年的活动，学院要求我们录制一下我对您的采访，因为我们是微信视频，您介不介意录下这个视频？想先跟您确认一下，您是我们复旦大学77级的校友，是吗？
张宽：对，77级外国语言文学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
周翘楚：进入复旦之前，您身份是什么呢？您进入复旦之前，您的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张宽：从我小时候讲起吧！我是四川省乐山市井研县下面一个叫马踏的小镇校园里的子弟，父母都是马踏中学的老师。那时候上高中不容易，因为名额少。我父亲在1949年以前替国民政府做过事，抗战期间当过一年四川双流县社会科长，在成都当小学校长暑期培训期间集体填表参加过国民党。
我少年的时代精神高调讲政治，父亲历史上留下的这些“政治污点”，让他的子女上不了高中。我们兄弟姐妹快上完小学或者初中的时候，父母就尽量想办法把我们送到外地去继续上学或者找机会参加工作。
我很幸运被送到了山东省，有一个表叔在临沂一中当英文老师，我去那儿上了初中，高中，跟他学了英文。1976年7月高中毕业时文革还没完全结束，又投亲靠友去了贵州省六盘水地区木岗煤矿知青农场，想等待机会当个挖煤工人，即将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是1977年10月底，那时我在农场干活，种花生、玉米。
后排左一张宽
周翘楚：您在知青农场获得高考恢复的这样一个消息，第一时间就去报名了是吗？
张宽：对，我从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我知道我能考上，因为别人不读书的那些年份，我把功夫用在英文学习上了。你猜猜我的第一份英文的教材是什么？那个时候学英语没有New Concept English，也没有“走遍美国”，我表叔办公室有一套英国的《灵格风教材》，带唱片，我把它听熟背熟了，记得读过许国璋的大学英语，徐燕谋、俞大絪的大学英语，还熟读过一本文革后期工农兵大学生使用的专业英语教材，其中包括英文版的毛泽东的“老三篇”，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英文基本靠自学过了阅读关，又因为父亲是高中语文老师，小时候我读过他案头上的中国文史书籍，我想自己这方面也比同龄人背景好，所以相信自己一定能考上大学。
周翘楚：那您当时在农场有没有经过一番准备，还是说直接就去参加了高考？
张宽：接到通知的时候是秋天，正好是秋收农忙季节，我找农场的领导请假给点时间复习，领导说知道你最有希望考上，他知道我平时负责农场的通讯报道会写文章，还受人之托收了两个同龄的私淑女弟子，周末教她们英文，但是如果给我假期去准备，大家都请假，农场秋收要出问题，他让我克服，以已有的实力去迎考。
我平时有爱看书的习惯，恢复高考之前都很珍惜时间，那时候没有手表，每天干完活晚饭后农场同宿舍里人都在玩，有的打牌，有的谈女朋友，就我自己在室友的哄闹声中关起蚊帐看书，直到听到第一声鸡叫，大概是三点过啊，才睡觉。早上八点钟起来，只有四五个小时的睡眠吧。自己青少年时期好学，只是一种求知欲，并没有想到要考大学。
周翘楚：您一直十分刻苦，始终没有放弃学习。您对英文本身也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所以选择复旦大学，选择它的外文专业，您在高考之前就有了这个决定吗？
张宽：我当年填了三个志愿，复旦外文系、四川外国语学院和贵州师范学院英语系。父母反对，说报志愿太高，我家的政治背景不过硬，三个志愿应该倒过来。受不了姨妈在耳边整天的叨叨，我同意她去矿务局报名处替我改志愿。可是女士出门比较拖拉，她赶到高考办公室时送档案的车十分钟以前开走了，上天保佑我的三个志愿顺序因此没有颠倒过来。
当年文科类的考试科目有政治、数学、语文、历史、地理、英文。记得英文考试有一个附加题，阅读一篇短文后用英文写读后感，短文的题目是 Foreign Language As An Instrument Of Class Struggle“外语是阶级斗争的一门工具”，说的是马克思五十多岁了下决心要掌握俄文，然后用五个月就把俄文阅读关攻克了。我很快答完必做题后开始做附加题，写考卷的时候好几个考场上的监考人员就过来看，抄我的准考证号，在一边交头接耳，他们发现有考生考题答得这么快这么好，觉得这个考场上说不定要放一颗卫星了，这也让我吃了一颗定心丸。
12月中旬考完以后，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吧，一天早上和知青朋友一起下地的途中，走到一半后面有人追上来，说省城招生办打电话到矿务处，让我马上赶过去参加面试。几个要好的男知青相跟着我回到宿舍，分别把自己的当家衣服拿出来给我打扮起来，让我穿上袜子、皮鞋、的确良衬衫、涤卡衣服，戴上围巾、帽子、手表，我自己当时没有这些东西，然后坐慢车三个小时从黄桶车站赶到省城贵阳，直接去外语类招生老师下榻的旅馆。
考试很简单，第一看你的形象不要太差，我当时在复旦外文系德语77级形象上算是班上的“丑小鸭”，但是五官还算周正，所以第一关也就过了。第二，让你读一篇中文文章，然后再读一篇英文文章，之后他们先用中文再用英文简单问了几个问题，我勉强能够应对。
大约四十分钟口试结束以后，记得是复旦新闻系一位年长的老师单独跟我谈话，他说应该马上给我录取通知书，因为我的第一志愿报了复旦，我的高考试卷和其他档案材料他都看过，刚才面试也不错，通过了，跟我握手祝贺我考上复旦。但是不巧管档案柜和录取通知钥匙的助手出门了，助手大概两个小时后回来，把保险柜打开，就可以取出一份复旦录取通知书，他签字盖章后亲手交给我。我很激动，离开旅馆想找点东西填填肚子。
刚刚出旅馆门转过一个街口，后面有人拍我的肩膀，回头看是一戴眼镜老师模样的中年人，他说小张你注意到了吗？刚才我也坐在那六个人的考官位置上，我是北京大学的招生老师，你的材料我也都看过，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签发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也是外语系。我问你们招的是什么专业？他说是日文，那我就不愿意，我说是日文专业啊，让我想一想，和亲戚合计一下，等两个小时再决定，看回来是到你那儿还是到复旦老师那里去取通知书。后来我当然取了复旦的通知书。现在我碰到北大毕业的朋友，熟悉以后也会开玩笑，说你读的学校是我放弃了不去的。
周翘楚：那老师刚才您在说的时候这个连接上稍微有一点问题。我刚才听到您说您的第一志愿是哪一所学校？
张宽：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复旦，北京大学想半路上把我挖过去，可是我不愿意，坚持要上复旦，现在觉得这个决定绝对是正确的。
周翘楚：复旦的老师在您等待两个小时之后就把录取通知书给了您是吗？
张宽：对，两个小时以后我回去，他马上就把通知书签发给我了。
周翘楚：那您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
张宽：很激动啊，那个时候我在贵州，拿到通知书是1978年1月下旬，离2月开学时间已经很短了，我都没有时间回四川老家，从贵州直接来上海了。拿到通知书当天给父母发了个电报，三个字“宽去滬”，上海的简称“滬”字。镇上的邮局收到这个电报，打传呼电话找到我父母，说你们家有个电报请来镇上邮局取，父亲让他们读一下电报内容，他们居然不会发“滬”这个音，只读出“宽去X”。
父母说哎哟不要是“宽去世”吧！赶快去镇上去取回电报，才知道我是被第一志愿，这个 Dream School 复旦大学录取。那时候因为政治上的敏感性，我们比较小心低调，不想过于张扬，不愿意在家乡广而告之扩散新闻，偷着乐就行了。
获复旦录取后第二天与姨妈和哥哥游园庆祝
周翘楚：那您后来就顺利地到了复旦大学是吗？您是第一次到上海吗？第一次到复旦，有一些什么样的心理感受啊？
张宽：当时从内地省份贵州走出来，不像你们现在外地同学进校有时髦的行李箱，大多数还有父母送。我背了个背篓，还有煤矿木工房加班给我赶钉的一个小木箱就过来了，背背篓进复旦校园现在可以想象吗？
我坐火车从贵阳到上海，有师兄师姐来北站接站迎新，那个激动啊，从贵州的山沟一下子坐进复旦的文科楼，那个文化震荡，比后来出国留学还要大。真的，上海的生活从来都洋派，在复旦学外文有外籍教师，有原版电影，对西方文化了解得很多了，出国时并没有受到 Culture Shock，但进入复旦是深切地感觉到了这个Culture Shock，不过当时还不懂这个概念。
在贵州镇宁中学代课，第三排右四为张宽，摄于1977年
周翘楚：您第一次来到复旦的时候是在文科楼是吗？我现在就在文科楼采访您，不过有可能并不是同一栋。您当时对复旦校舍有什么印象？当时的复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就像您提到的有老文科楼啊之类的，您宿舍在什么地方？上课一般在哪？生活都有些什么样的轨迹？
张宽：宿舍是在复旦老校园“南京路”旁的七号男生楼。一个宿舍住七个学生。我妻子也是我们复旦的同班同学，几年前，我和妻子带着儿子一起到我住过的那个宿舍楼去，敲开宿舍门，看见一个小伙子短裤背心坐在酷暑中读书。我对儿子说这就是二十五年前你老爸的模样。上课也是在校园里，从宿舍走到离相辉堂不远的老文科楼也就是十分钟吧，沿着南京路的林荫道走过去就可以上课了。
周翘楚：那老师您刚才提到复旦的这个南京路，现在年代有一些了，我们也不太知道哪一条是南京路，您能具体说说吗？
张宽：南京路就是与邯郸路平行的林荫大道，老校园干道，两边种植了法国梧桐。对，就是现在面对光华楼的那条路，现在应该就叫“光华大道。”
周翘楚：老师，您在复旦上课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发生，或者说是有没有什么室友同学或者是老师，让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张宽：我在复旦念了七年书，本科和硕士都在这里念的。我们是小班，十八位同学，有四位上海同学邀请我去家里做过客，分别是班长王卫新、团支书吴建平，后来转去哲学系的孙晓萌和家住浦东的陈梅。我们德文系当时有一位教文学课的袁智英老师现在已经从同济大学退休了。本科教我们精读、泛读课的是钱晶老师、彭道升老师、蒋敏华老师、米尚志老师、朱虹老师、马静珠老师、马庆发老师、夏正标老师、徐龙顺老师，他做过外文学院副院长，后面两位可能还在复旦。有一位口语老师我们叫她 Frau Wang (中文名字汪晓玲)是德裔犹太人，嫁给一位在奥地利留过学姓汪的上海医生，外籍教师有 Uta, Wolfgang 等。有几位现居德国，我们有一个复旦77级德语班的微信群，把一些老师也加进去了，所以现在我们都有联系。
这些老师给我们启蒙，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做学生的是很感激的。外籍教师有 Uta, Wolfgang 等。钱晶老师、袁志英老师、汪晓玲老师都邀请我上家门拜访过，印象最深最亲近的是我做硕士生的导师董问樵老师，他已经去世了。我和我妻子卫文珂（那个时候还是同学）本科毕业后留在复旦念硕士研究生，每周一个下午去董老师家上三小时课，上课之后导师会让我们留下，师母正好做好晚饭请我们一起用餐，德文称呼导师是 Doktor Vater，就是这样一个关系，也是很贴切的称呼。
那时的师生关系很亲近的，毕业时导师确认我和卫文珂有了婚姻之约后，送给我们一个三百元人民币的红包贺礼，那时候这是很大一笔钱，差不多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半年的工资，使我们非常感动。到美国安顿下来后我们给董老师寄了封情深意长的信，还夹带了一张美元支票。
硕士生的导师董问樵老师
本科期间中文系和外语系有些课是一起上的，比如翁义卿、夏仲翼、袁晚禾老师的欧洲文学史课，刘季高老师的中国古典文学课，后来我也去旁听中文系朱东润老师关于杜甫，王水照老师关于苏轼，哲学系严北冥老师关于道教、佛教的专题课和讲座。记得中文系严修老师讲《诗经》的“采采芣苡”那篇时，带到课堂一株车前草给大家展示，所以我现在在房子后院专门种了些车前草，在大学里用英文讲《诗经》时带给学生们看，还开玩笑嘱咐女同学小心不要触摸，因为车前草是 fertility herb。复旦期间我兴趣广泛跨系听课对我后来改行做比较文学有所帮助，从复旦硕士毕业后到北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进的不是外文所，而是“中国”文学研究所，就是这个转变。
周翘楚：老师，请问您刚才说，您到北京之后进了是什么地方的中国文学研究所？
张宽：我进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研究所，不是外国文学研究所。当时复旦英文专业的杨烈教授是系里老师中公认的才子，1981年秋天复旦外文系研究生招考中国语言文学试卷是他出的，他亲自判卷，看我考分特别高，就希望我能够跟着他去做莎士比亚研究。
那时复旦外文系英文专业的索天章、杨岂深、杨烈几位老师有个计划，想把莎士比亚剧作译成元杂剧体，杨老师就跟董老师商量，董老师说不能因为有个考生中文考得好，就要调剂给你，我们做一个妥协吧，我同意我的学生在学有余力的前提下跟你学莎士比亚。所以英文专业莎士比亚的研究生课，我也在那边旁听。
那一年复旦外文系招了十来个研究生，杨老师请外文系的研究生和77级毕业新留校的老师每周六下午到他虹口公园附近的家中一起读书包饺子，并为此成立了一个饺子诗社，“骄子诗社”的谐音，复旦学生是天下骄子嘛。杨老师家的诗社活动持续了10多年，至今大家还有微信群，一起写诗谈论文学艺术，交流信息。
“饺子诗社”成员合影，前排左二为杨烈教授
周翘楚：那时候复旦的这样一种校风学风，跟我们现在还是有些不同，更有一些亲近的意思。
张宽：那时学生远没有现在这么多，老师按照传统方式教书育人能照顾得过来，可以说古风犹存。
周翘楚：听起来这个饺子诗社非常有趣，您再多跟我们说说，你们包饺子后写诗吗？
张宽：先读书然后包饺子。复旦外语系的研究生和留校老师不管哪个专业大家都会英文，杨老师让我们诵读唐代的诗歌，然后对照英文的翻译讨论翻译得失。有时候老师写一首近体律诗，然后我们步他的原韵各人写一首，他再给我们修改。我们当时写的这些诗现在出了个诗集，主编是当年日语专业77级留校，现为上海杉达学院日文系主任、村上春树译者和研究专家施小炜教授，他是饺子诗社总会长，我挂美国分社社长的头衔。
诗社每学期换题目，有一个学期读拉丁文，杨烈老师找来凯撒《高卢战记—Bellum Gallium》原文的选段，教我们一句一句读，给我们讲拉丁语名词主格、宾格、授格、夺格、呼格的形态变化，动词形容词的变化以及时态。在诗社受到这个训练，后来我到德国去学古希腊文就相对容易了，因为两者的语法比较接近。就是这样，学过拉丁文，写过诗，唐诗英译和英诗中译，早期诗社成员还跟杨老师一起合写了一本《世界文学史话》，复旦大学出版社最近再版了。
那时诗社的主要成员有施小炜（日语）、韦遨宇（法语文论）、张国强（莎士比亚）、程介未（英语文论）、张翎（英语文学、如今的海外华裔实力派小说家）、张宽、张东书、张玉芝、卫文珂（德语文学）等，晚一些的有高鸿、郑海瑶、张大晟、徐海静、郑竹筠、杨海虹等。
现居伦敦的郑海瑶学妹在《新民周刊》有一个恺蒂专栏，2009年她在专栏里有一篇文章详细回忆了我们的饺子诗社活动。你知道柏拉图写了 The Symposium（Συμπ?σιον），朱光潜译成《会饮篇》，是说学人们要聚在一起喝酒，然后研讨学问，我们这个饺子社和西方的传统也可以连在一起的。
我以前在山东临沂上中学时，被发现有些体育天赋，参加过中学田径队和地区少年体校。复旦大学上第一节体育课，老师让我们在篮球场跑了一圈后就跟我说，你以前一定受过正规训练。我说对，她立即邀请我参加复旦校田径队。我说有什么好处吗？我学习很忙的。她说第一可以领套校服，穿上可神气了，第二你每参加一次训练就给你发一张猪排餐卷，就可以加一块肉，第三你的体育课可以免修。主要是为了那个猪排，就去训练，一个星期训练三次。
我曾经是我们复旦连续七年从本科生到研究生，400米和 400米跨栏第一名。有一年上海高校运动会上4x400米接力赛，复旦队破了1958年的校纪录，我们参赛队员每人奖励了一件印有“复旦大学破纪录奖”字样的运动背心，我至今都不太敢相信能破大跃进时期的纪录，每人平均 52秒多一点，平时没那么快，会不会是场上的顺风帮忙？这个纪录现在已经刷新了吧，因为大学可以招特长生了。
田径队77级短跑组十个人毕业，九个考上研究生，一个留校，教练很高兴，逢人就讲参加体育运动队的好处，我也一直认为当业余运动员，热爱体育运动对学习有益无弊。我看到过 Rhodes Scholarship申请要求：必须是英语国家品学皆优的学生，加上热爱户外运动。
我做过复旦外文系德语77级体育委员、外文系学生会文体委员、首届复旦研究生院学生会体育部长，在复旦两次被评为校三好学生，1979年一次，1984年研究生期间还有一次，因为我学习成绩排名靠前，又在学生会服务，更重要的是体育运动能力出众。现在我美国的家里还有复旦大学校三好学生的奖状贴在墙上，有点自恋对不对？
因为儿子在洛杉矶那边念书时，获得一个“三好奖状”拿回家，表扬他的 Ability-Potential-Endeavor，我说我也有一个，于是就翻箱倒柜把本科那个找出来贴在墙上，比儿子那张还大些（哈哈）。
因为我妻子当年也是复旦同学，我就跟她开玩笑，说你看儿子有一个，我也有一个，你怎么没有啊？她说你知道吗，我当时是团支部的，你的三好学生是我提名的（哈哈）！我说那时候你就知道这张奖状最后会挂你家里吗？
我们本科时期还没有谈恋爱，只是互有好感。学校那时也不允许本科生谈恋爱，因为涉及到毕业分配的问题。如果不同省份来的学生谈了恋爱，学校把你们分配在一起会有困难，会给学校管理造成不方便。现在社会进步了，你们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
周翘楚：那老师，您不如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和您妻子之间的故事。因为您说你们是同班同学，然后你们一起投入了同一个研究生导师的门下？
张宽：德语77级十八个本科生，就我和卫同学留下来做研究生。那一年复旦全校招了两百出头研究生，十分之一的女生，卫同学大约是颜值较高的一位，中文系的朋友还开玩笑说张某人“独占花魁”呢！我们每周一次一起挤公共汽车到导师家去上课。本科时我俩在班上学习成绩就名列前茅，彼此有好感，关系也比较亲近，时间长了自然会进一步产生感情。
研究生学习半年后我已经决定要追求这位女同学了。有一天董老师那边打电话来叫我周末过去一下，到了才知道他们想把一个孙字辈的亲戚，也是学外语的，介绍给我。我向师母坦白我和卫同学已经私定终身，这对师母来说是比较难以接受的，因为导师和师母的出身和经济社会地位都很高，导师中学、大学、博士都是1949年前在德国念的，导师和师母家族在欧美都根深枝壮。那个年代国内研究生很少，我类似于现在婚恋市场上的“优质股”，他们就想帮助亲戚物色一个研究生。而我这个穷小子真可以说是“不识抬举”。
师母生气了，从此以后不再给我们做晚饭。上完课以后，我们就从威海路坐公共汽车回学校，赶到学校晚饭开过了，只好在西藏路转公共汽车时吃一碗阳春面当晚餐。
周翘楚：那可以看出您和您夫人感情也是非常的好，就是一路这么多年从同学开始一直到现在，让人羡慕。
张宽：对，我在复旦不仅为今后的职业发展做好了准备，也收获了爱情，终成眷属，是我们班硕果仅存的一对。而且和妻子一直过得不错，尽管有时候我开玩笑说我们是阳春面吃出来的爱情，甚至说我们之间是 convenience marriage，后面这个说法有时会惹恼她。
周翘楚：您硕士毕业之后到了社科院的文学研究所工作是吗？请问您是被分配到那儿的吗？还是说有一个找工作的过程？
张宽：是我自己的选择吧。因为那一级本科生就和我妻子两位留下读了研究生，复旦外文系计划把我留校的。管人事分配的领导告诉我内定我留校，他们已经替我未婚妻联系了上海机械学院。我就不太愿意，我说要么两个都留下来。他们说只有一个名额，两个人很困难，要想两个人到同一个单位的话可以把我们送到外交部。驻奥地利的大使需要两个秘书，你们可以去工作。
我们犹豫了一下，那时候觉得对文学比较喜欢吧，我就自己联系了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因为念研究生期间我在《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德文化关系的有些分量的论文，那边对我有印象，我一提出，他们就表示很愿意接收我。然后我说我妻子也想过来，文学所帮助她联系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语部，我们俩算在一个单位，为这个原因就到北京了。
周翘楚：那您去北京之后的工作又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呢？你再给我们描述一下您的工作啊，然后包括您之后如何想到去美国？
张宽：复旦毕业后到北京进的是文学所“国外中国学”研究室，就是国外汉学，看欧洲人十七、十八、十九世纪怎么研究中国，翻译了些什么东西。我在复旦本科和硕士期间英文免修，二外选了法文，所以英德法这三种文字都能阅读。我用一年多把能找到的欧洲汉学的材料梳理了一遍。第二年，“西方中国学研究室”改名为“文艺新学科研究室”，介绍和研究西方的文艺理论新思潮、跨学科理论、比较文学理论和实践。
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受德国瑙曼基金会(Begabte Beförderung)委托选拔“青年才俊”去德国进修，在社科院文学所做了不到两年就去了德国（后来海归又在文学所工作了两年，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先去了德国马堡大学，格林兄弟曾经是那个大学的学生，格林童话的背景就是它附近的村庄。我住在马堡大学宿舍里面的时候，下午鼓起复旦田径队的余勇到森林里面越野跑步。一会儿就看到这是小红帽（Rotkäppchen）住过的地方，那里是白雪公主(Schneewittchen)住过的地方。在马堡停留了一年，第二年转学到柏林自由大学，转学的原因是因为我妻子也获得同一个基金会的资助到了柏林。
在德国这两年我主要研究德国的诗歌和学习古希腊语，后来感觉到德国的比较文学领域有些因循守旧，他们的学者还在做所谓“影响研究”，那时美国已经做“平行研究”，甚至是“文化研究”了，我们就决定去美国念书。我在德国向美国的几所大学申请，得到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Amherst 比较文学博士项目的奖学金。
那时人特别老实，觉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意我到德国，没有同意我到美国啊，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回到社科院文学所申请转到美国读博士学位，搞得领导挺为难的，说，哎呀，本来是送你出去进修，你现在又要读博士学位，还要转一个国家，你拿到博士项目录取通知和奖学金了，又那么老老实实的回来，我们卡着不让你走觉得对不起你这个老实人，按规定是不能同意你走的，但是按照人情应该让你走。他们犹豫了，最后说开个特例吧，同意我以自费公派的方式到美国去。
先到了马塞诸塞州呆了一年，有人就告诉我说你这样的背景，英德法都能阅读，德文英文都能写作，在国内有这么好的位置，还发表过一些论文，推荐信又那么强，推介人一位是当时的外国文学研究会的会长，也是著名的诗人冯至先生；还有就是我们社科院文学所当年的所长，大名鼎鼎的刘再复先生；另一位当时名气不算大，但现在大有名气的德国学者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复旦英文专业的汪跃进同学当时在哈佛进修，正在申请转成博士学位生，他告诉我说你这三封推荐信加上你自己的背景完全可以进一个美国最好的大学。
陪同李泽厚先生在弗赖堡郊外寻访海德格尔小木屋
海德堡德国诗人歌德塑像前
我马上申请转学，斯坦福录取后那个暑假，和我新婚妻子开着一辆十年旧的本田人货两用车 (Honda Station Wagon)，没有空调，二十多天横穿美国从东岸开到西岸，沿途见到国家公园就拐下去住几天帐篷，这个时候我妻子也申请到了印第安纳大学的 PhD Program，她陪着我开到西海岸帮我安顿下来，再飞回印第安纳州去念书。年轻的时候要多去体验，德文 Wanderungsjahre“漫游时代”就是这个意思，中文也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在电脑前写作博士论文
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与斯坦福大学导师合影
获得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
周翘楚：那老师您后来与家人重游复旦有什么样的感悟呢？
张宽：2007年的暑假，我和妻子带着儿子重游复旦。到邯郸路校门口跟门卫解释是老复旦，门卫很友好，就让我们进去了。我们先去我住过的七号楼宿舍，因为文珂本科时的宿舍九号楼已经拆了，就带着儿子去看他妈妈研究生时的宿舍，到我们以前上课的教学楼。邯郸路校门对面原来是运动场，现在也开发了，光华楼也修起来了，变化很大很大。复旦是一个好地方，我们生活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就是在复旦。我儿子的小名都叫“旦旦”，纪念复旦嘛。
周翘楚：谢谢张老师，然后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对我们青年学生有什么寄语吗？
77–81级的复旦大学四川同乡
张宽：我希望大家在复旦的这段时期，除了抓紧学习以外，还要享受大学生活，结交朋友，大家的视野可以开阔一点，像我当时中文系、哲学系、新闻系的课都去听过，参加过复旦诗社暨“诗耕地”社团活动，也加入了复旦大学的四川、山东、贵州的同乡会，交到了很多好朋友。希望你们好好的享受这样的时光，能找到终生伴侣更好！
周翘楚：好的，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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