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北京青年报》上看到连载《何方谈史忆人》片段，觉得这位曾任张闻天秘书的老先生的回忆颇有趣。有趣，主要是因为他的回忆佐证了一些事情，让我禁不住要说道说道。
“零碎的事情”
在北青报的连载中，没有看到何方对“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直接记述。但是在间接的叙述中，这个因美蒋特务为了破坏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而策划实施的恐怖谋杀，造成搭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8名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及记者、3名外国记者和5名机组人员不幸遇难的事件，被何方列在“其他零碎的事情”中——事情发生后，“我们出发表外交部声明，同港英当局进行交涉外，中央十六日还决定第二天要在中山公园举行追悼遇难烈士的群众大会，内定卫生部长李德全以红十字总会会长名义做主旨讲话，讲稿由外交部拟定”。这个讲稿就是张闻天找何方连夜赶写的。
为这么一件震惊世界，让在万隆会议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始终牵挂的事赶写讲稿，在张闻天的大秘何方看来，不过是个“零碎的事情”。时隔55年，读来依然令人开眼。
不敢说1955年的当时，身为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张闻天和他的秘书何方也是把这个事情当成“零碎的事情”来对待。但是他们起码没有当成“特别紧急的事”。这也是何方老先生的回忆给我们的明白无误的信息。他说：“张闻天必须在晚上十点钟睡觉这一情况中央领导都知道。所以周恩来还专门给外交部打过招呼：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晚上不要去打搅闻天。”
1955年4月，因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周恩来总理改变行程，先去仰光与缅甸、印度和埃及政府的领导人碰头，之后再前往万隆。为此，周总理和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于4月8日抵达昆明，进行准备。
在昆明的周总理，依然关注着国民党特务的动向和有关人员的行程安全。根据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的《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1991年8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中，署名史实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一文记载：(1955年)“4月9日晚，外交部办公厅获悉，台湾国民党特务欲破坏我代表团所乘飞机，并备有定时炸弹。与此同时，昆明长途电话传达周总理的紧急指示：要外交部将此情况火速转告香港新华分社和我国代表团，要他们立即向香港当局提出交涉，并请香港当局保证我有关人员的安全；同时指示外交部在北京向英代办进行交涉。”“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当晚将周总理的上述指示转告了香港新华分社和我代表团。次日一上班，又向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作了汇报。张闻天副部长随即指示欧非司副司长张越向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交涉。” 请注意，董越千当晚把周总理的指示转告了香港新华分社和我代表团，但是到次日上班时才向张闻天汇报。——不能打搅十点钟必须睡觉的常务部长大人啊！哪怕是人命关天！4月10日得知情况后，张闻天如何指示张越副司长办的交涉，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是事后英国代办处4月17日给我外交部的备忘录说：4月10日中国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副司长通知英国参赞，国民党分子可能要对一批中国记者于次日离港前赴万隆会议时进行捣乱，请求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这一通知并未在任何方面予以详述、也不含有破坏的意思。英国代办处的备忘录还说，英国参赞询问此批人员的数目、居留地点、有关航空公司的名称和出发路线，当时这位副司长不能对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予以答复，而是在此后以电话通知的。
我两年前就质疑过张闻天领导外交工作的能力，以及他对同志对工作的责任心。何方老先生的回忆，佐证了我的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