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里桥之战：一场完美的战狼拯救人质事件。

来源: longmarch 于 2020-04-18 11:50:02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13894 bytes)

本帖于 2020-04-18 13:32:31 时间, 由普通用户 longmarch 编辑

巴夏礼事件，1856年，巴厦礼领导的谈判团因拒绝行跪礼而被清政府扣押，这是就巴夏礼事件。有不少学者认为，巴夏礼事件就是诱发火烧圆明园的直接原因。

1860年英法联军以更换条约为名进逼北京。当英法联军在天津和通州时，清政府与其有过一系列的外交谈判。

通州谈判时，英方派代表巴夏礼率领39人参加，清政府答应英法联军提出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但在枝节问题上却是寸步不让，在巴夏礼面见皇帝“跪与不跪”这一点上争执不下。

钦差大臣全权谈判代表载垣

说：“按中国礼制，见皇帝必须跪拜。”巴夏礼说：“我不是中国的臣”。争辩既久，相持不下。清政府接到谈判通报后指示：“必须按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予许可。”巴夏礼拒不接受，扬长而去。清政府则指示僧格林沁将巴夏礼一行39人截拿扣押，押往北京作为人质。

巴夏礼一行39人被扣押，英法联军迅速进军，兵临北京城下。炮火中皇帝和嫔妃仓皇出逃。圆明园落入侵略军之手，接着是连续两日的抢掠圆明园中的奇珍异宝。三日后，皇帝的弟弟奕忻在武力的逼迫下向英法联军交还了人质，但39名人质，生还的仅有18人，其余归还的全是尸骸，其中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的尸体是七至八块。

英国公使额尔金和英军司令格兰特见到人质和尸体后，认为只有毁圆明园才能给中国皇帝极大的打击。于是，他们把辉煌的皇家园林看作是中国皇帝的私有财产，成为联军报复和发泄私愤的对象。追寻到底是英法军队先进的圆明园还是先看到人质的尸体的？

历史背景

1860年8月21日，天津大沽失陷后，僧格林沁统率蒙古马队七千、步兵万余名，从天津撤防退至通州、八里桥一带，准备与英法联军进行野战。8月24日，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城。8月31日，咸丰帝急派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到达天津，会同直隶总督恒福向英、法侵略者谈判乞和。9月7日，当谈判破裂后，联军决计进犯北京。9月19日，英法联军对八里桥一带开始全面军事侦察，通过入华多年的传教士为辅助。英法联军通过侦察发现北京到通州运河沿岸部署大量清军，运河上有一座17世纪石料单孔桥，即为八里桥，距京师8公里。

僧格林沁在通州一带的军事部署是，由他统率马、步兵17000人，驻扎在张家湾至八里桥一线，扼守通州至京师广渠门的大道。又命副都统伊勒东阿督带蒙古马队4000人防守八里桥；另有1000名察哈尔蒙古马队由总管那马善统带，防守马驹桥东南之采育，以防敌军从马头西进，绕道进犯京师；直隶提督成保率绿营兵4000人防守通州。副都统胜保率京营5000人驻守齐化门以东至定福庄一带，作为声援僧格林沁和护卫京师的后备部队。僧格林沁统率清军共计达30000人，其中蒙古马队共近10000人。1860年9月18日，英、法联军先头部队自天津北犯，是日中午，自河西逼近张家湾附近，并向张家湾的清军驻地发炮攻击。僧格林沁所部守军早已严阵以待，向敌阵勇猛冲锋。英、法联军为抵御彪悍的蒙古马队，以数百支康格列夫火箭齐射悍不畏死的蒙古勇士，蒙古骑兵马匹惊骇回奔，冲动后面的步队，导致阵势混乱，纷纷后退。在清军失利的形势下，僧格林沁立即率部退入八里桥，以扼赴京道路。随后，英法联军一举占领了张家湾和通州城。 [2]

1860年9月19日，清朝朝廷在《谕僧格林沁等应敌机宜》的“廷寄”中询问：“僧格林沁自退扎八里桥之后，日来与该夷是否又经见仗？”在《著乌兰都迅带马队赴通》的“廷寄”中指令：“僧格林沁现扎八里桥，胜保现扎于家卫，防堵由通入京要隘，以截夷人前进……著乌兰都迅即统带所部马队官兵二千三百名，日夜趱行，前往通州以西八里桥地方，听候僧格林沁等调拨，勿稍迟延。” [3]

战役过程编辑

开始

八里桥之战旧照

八里桥之战旧照 [1]

通州僧格林沁所部退守八里桥后，他和瑞麟商定，全军分设南、东、西三路截击敌军。其中，将近1万名满、蒙马队军部署在八里桥一带防守。八里桥东距通州八里，西距京城三十里，是由通州入北京城的咽喉要地。清军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丛林，在这里构筑了土垒和战壕，准备和敌军在此决一死战。9月21日凌晨4时，英法联军由骑兵在前开路向八里桥方向推进。

凌晨5点半，英法联军发出了出发信号。雅曼率领法军两个炮兵连和参谋部兵员，科利诺率领法军一个炮兵连居中，成为先头部队，英军居后。英法联军各有4000余人，共为8000余人，投入战斗的清军共2.5万至3万人。蒙托邦声称是清军首先发动了进攻，清军骑兵面对英法联军排炮毫不畏惧，一批一批冲击。清军发现英法联军中法军和英军之间的空隙，趁机冲击进入，一度突破了英法联军的防线。

上午7时，英法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清军阵地发起攻击。东路为雅曼指挥的法军第1旅，西路为格兰特直接指挥的英军。南路担负着主攻八里桥的重任，是科林诺指挥的法军第2旅。此次作战以法军为主，由法国人孟托班担任总指挥。 [2]

激战

八里桥之战打响后，清军马队即按原定部署立即由正面冲上前去。他们奋不顾身，齐声大呼杀敌。由于火枪装备有限，就手持长矛、弓箭，凭着一腔热血迎击英法联军，企图冲乱和割裂英法联军的战斗队形。一部分骑兵冲至离敌人四五十米的地方，有的甚至冲到敌人的指挥部附近。激战1小时，毙伤多人。但清军马队遭到据壕作战的联军步兵密集火力的阻击和敌炮榴霰弹的轰击而大量伤亡，战马因受惊而横冲直闯，几近不能成军，被迫在敌人火力的逼使下退却下来。随后，南路的法军主力第2旅将大量的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之后，给胜保部沉重打击，所部亡惨重。当法军第2旅的两个前锋连队冲到桥边时，守卫石桥的清军士兵勇敢地冲出战壕与法军展开了血刃战。后因胜保中弹受伤退下战阵，遂率军退至定福庄。当战斗打响以后，僧格林沁才知晓，主攻八里桥的是南路敌军，而不是西路敌军。为了弥补战前的决策失误，僧格林沁在胜保部与南路敌人战斗的同时，指挥马队穿插于敌人的南路与西路之间，企图分割敌人，尔后以步队配合胜保部包围南路敌人，歼灭敌人主力。由于胜保所部溃败，僧格林沁的作战意图未能实现，遂与西路英军展开英勇激战，双方伤亡惨重。 [2]

结束

上午9时，英军兵分两路，一部分继续与僧部对抗，一部分向于家围进攻，企图抄袭僧军后路。僧格林沁分兵无术，面临腹背受敌的险境，但他仍然“骑着马站在前面，挥舞着黄旗表示挑战。八里桥之战，从早上7时打到12时，战斗十分激烈。其中，蒙古骑兵在战斗中表现得异常勇敢，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多次冲向敌军阵营进行英勇的战斗。

法国远征军中尉保罗·德拉格朗热对清军骑兵描述：“炮弹和子弹无法彻底消灭他们，骑兵们似乎是从灰烬中重生。他们如此顽强，以至于一时间会拼命地冲到距大炮只有30米远的地方。我们大炮持续和反复地排射，炮弹于他们的左右飞驰，他们在炮火中倒下了。” [4] 蒙托邦、科利诺、雅曼等部队采用刺刀、炮火持续攻击，布杰（Pouget）少校率领法军第101旅夺取了清军阵地中心村庄，雅曼率法军占领八里桥。

英法联军开始采用大口径火炮射击拼死一战保卫八里桥的埋伏清军，最终占领了八里桥，桥上清军尸横遍野。蒙托邦回忆：“八里桥成了这一天最动人的一幕。早晨还斗志昂扬的那些清军骑兵，现在都已消失得无踪影了。这座桥是一种古老文明造就的伟大古迹。那些衣着华丽的骑兵，在桥道上挥动旗帜，毫无掩护地以一种对我们的大炮和火炮无能为力的炮火，作出了反击。” [5]

据俄使伊格估计，当时清军投入约5至6万人，其中3万骑兵，损失1000人（清朝自己估计为3000人）。法军死亡3人，受伤17人，英军死亡2人，受伤29人。1860年9月21日，英法联军自郭家坟向八里桥附近进攻。胜保、僧格林沁、瑞麟奉命迎击，激战半日后僧部溃退，胜保、瑞麟继续督军奋战，激战中胜保连中数弹而昏晕落马。最终清军战败，英法联军也遭受打击。战后胜保受咸丰美誉“忠勇性成，赤心报国”。 [6]

战役结果

八里桥之战是近代军队与封建军队的一次经典战役。英法联军当时已经经历过拿破仑战争锤炼，和最新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考验，兵员是义务兵役制加职业军官团。不仅装备的是配备刺刀的前膛燧发枪和滑膛炮。部分使用了，刚刚发明不久最新的线膛火炮和线膛步枪。使用的是空心方阵和三排阵列的战列步兵线等最新战术。而八旗军是以冷热兵器混用为主的步骑混合军队，绿营军装备的是少数进口和仿制的旧式滑膛枪、自制的本国鸟枪，抬枪，抬炮、劈山炮、和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十九世纪欧洲的近代军队在面对世界各地的封建军队作战时，有不少压倒性的胜利的。八里桥之战，三万多清军伤亡过半，而一万人 [7] 的英法联军只有十二人阵亡。

指挥战斗的法军将领孟托班回国后，被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封为“八里桥伯爵”，还让他当了参议员。法皇提议再给他年金五万法郎作为奖赏，但遭到了多数议员的反对。议员们认为，发生在八里桥的不过是“一场引人发笑的战斗”，说：“在整个战役期间，我们只有十二个人被打死，不值得再给他那么高的奖赏！”

历史评价编辑

法军军官吉拉尔在《法兰西和中国》中对清军的英勇作战做了详细的描述：“光荣应该属于这些好斗之士，确是应该属于他们！没有害怕，也不出怨言，他们甘愿为了大家的安全而慷慨地洒下自己的鲜血。这种牺牲精神在所有的民族那里都被看作为伟大的、尊贵的和杰出的…… 这样的英雄主义在中国军队里是经常可以看到的；而在欧洲则以误传误，竟认为中国军队是缺乏勇气的，此乃是一大谬误。”并点评说：“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的军队是由两万五千名鞑靼兵和为数众多的民团所组成的”，“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覆地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然而，他们顶住了使他惨遭伤亡的强压火力”，最后，他们“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 [8]

保尔·瓦兰在《徵华记》记载说：“中国人和以勇气镇定著称的鞑靼人在战斗的最后阶段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中没有一个后退，全都以身殉职”。 [9]

德里松伯爵的《翻译官手记》中这样写到：“敌人已经两次被打退，却还没有认输，正准备横下一条心来争夺通道。……中国人现在可不是躲在城墙的后面或由工事掩护着来进行战斗，他们现在已挺身而出。在那里，皇帝的鞑靼禁卫军，帝国军队的精华正聚集在首都的大门口。在桥的正中央，冒着枪林弹雨，他们的一位官长骑着马站在前面；他挥舞着黄旗表示挑战，尽管隆隆的炮声盖过一切，可是他还在高声呼喊着。在这位英勇的官长的周围，桥栏的大理石块四散飞舞，我们的炮弹造成了成批的杀伤。死神一刻也没有歇手，却并没有吓倒这些不灵活，然却勇敢的斗士，他们寸步不退。” [10]

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主张僧格林沁领导的八里桥之战是中国千年传统的骑兵冲击、冷兵器近战与西方经过拿破仑战争和工业革命后以炮兵为核心的火力战之间的两个时代的决战，血肉之躯终归抵挡不住侵略者的新式枪炮。以及主张八里桥之败却对“师夷长技以制夷”有了进一步认识。 [11]

学者胡世芸认为僧格林沁在第三次大沽口之役中已经知道冷兵器不能抵抗新式兵器，就不该督率马队与联军决一野战，是他的无知和错误使官兵付出惨重的代价，僧格林沁丧师误国难逃其咎，但与主和派也不可同日而语。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