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泌时开凿的六井中，金牛井很早就湮废了，六井事实上只剩下了五井，城中用水还是很紧张。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知州沈遘就令人在六井南面人口较集中的美俗坊，又新凿了一口供水量特别大的南井，仍然是引西湖水入城，以供城中百姓的饮用，后人称之沈公井，其位置大致在涌金池东半里地。后来，为了保护西湖的环境，他又禁止抓捕湖中的鱼鳖，以保护湖水的洁净。沈遘（1025—1067），字文通，杭州人，宋史有传，与弟弟沈辽、堂叔沈括俱有文名，称为三沈，沈括知名度最高，是《梦溪笔谈》作者、宋代著名科学家。
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第一次到杭州，就任通判。当时金牛井早已没有了。因有十余年前，沈遘所凿的南井替代，故仍称六井。熙宁五年（1072）秋知州陈襄到任，六井俱废，杭城百姓饮水困难，陈襄在深入民间了解民情时，听到老百姓说：“六井不治，民不给于水。”立即回答说：“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于是任命仲文、子珪两个和尚率其弟子如正、思坦负责整治六井，苏轼作为知州主要副手之一，协助陈襄做了许多工作，还亲自负锸执畚下工地劳动，了解情况。当年秋天开挖输水渠道，更换了输水管，补好了漏水之处，再引西湖水入井，第二年春天完工，使六井又蓄满清水。还通过涌金池把水引入城内水系，城内的河流也获得畅通。陈襄（1017～1080）理学家，字述古，福州人，仁宗、神宗时期名臣，以善于举荐人才著称，他举荐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等后来都是名相，还有苏轼、苏辙、曾巩等文章巨擘和张载、程颢、程颐等理学大师，宋史有传。
当时方井因年久失修，水质接近浊恶，迁移到西面的李姓民宅附近重新挖井，结果发现了方井旧址，而李姓民宅已建成六十年了。可知当时方井已不在李泌最初所设的位置，前此也曾被废，易地重建过，只是何时及如何变化没有记录。陈襄还疏浚吴越国时所挖的涌金池，把它分隔成为 上、中、下三池，上池为饮用水源，不得洗衣饮马。新建两座闸，一座引水入三池，再通向城内水系河道，另一座注入南井。因为水源充沛，南井的水很大。白龟井和小方井的暗沟直通西湖，引至相国井、西井以及方井的西湖水则另用两道闸门分别控制，这四座进水口的水闸都砌有围墙保护水源。
修复六井的当年，江南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枯竭，水宝贵得如酒醴一样盛在酒坛里保存着，只供饮用。唯有杭州供水充足，百姓交口称赞陈襄。苏轼为此专门写了一篇《钱塘六井记》，文章结束时讲了自己的感触：“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井竭，非岁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故详其语以告后之人，使虽至于久远废坏而犹有考也。”这种为政者的经验总结，在今天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正是这篇文章，给后人留下了六井的所在位置及其从西湖引水的路线：“六 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为相国井，其西为西井，少西而北为金牛井，又北而 西附城为方井，为白龟井，又北而东至钱塘县治之南为小方井。而金牛之废久矣。 嘉佑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缘河而东至美俗坊为南井。出涌金门，并 湖而北，有水闸三，注以石沟贯城而东者，南井、相国、方井之所从出也。若西 井，则相国之派别者也。而白龟池、小方井，皆为匿沟湖底，无所用闸。”
十几年后苏轼以知州身份第二次到杭州，六井又废。他研究了历史上历次六井堵塞的时间，发现周期越来越短。结合上次整治的经验，知道问题出在输水管道：本来竹管就容易朽坏，使得阴窦堵塞，随着城市发展，车辆不仅数量增多，载重量也增加，越来越容易压坍竹管或阴窦，就像今天的桥梁常被超载的重型卡车压坏一样。上次主持修复六井的和尚子珪已经七十多岁了，在他的建议下，苏轼改用细腻的陶土烧成的陶瓦管代替竹管，四周再用石函保护，避免阴窦泥土坍陷堵塞，取得很好效果。后来苏轼在为子珪和尚请求封号的时候，还特意提到：“熙宁中，六井与沈公井，例皆废坏。知州陈襄选差僧仲文、子珪、如正、思坦四人，董治其事。修完既毕，岁适大旱，民足于水，为利甚博。臣为通判，亲见其事。”子珪被赐号为惠迁大师，因此南井也叫惠迁井，明代此处有沈公井巷，附近有惠迁桥。
因为吴越国时期杭城扩建，盐桥河已包括在城内，为供城东居民饮用苏轼又在比原来六井更东的盐桥河西新开凿了两口井，把西湖经在吴越国时开通的涌金池和清湖河的水引来，不仅水质清冽而且水源充沛，盐桥河有上千艘船装载西湖水，不需多长时间就可装满百余担水。直到南宋六井对杭州居民的饮水还十分重要，所以宋孝宗和宋理宗时都有整治六井、保护水源的历史记载。
六井惠民（下）
后来苏轼被贬到惠州安置，一举一动都受监视，不能擅离贬地。有一次他接到广州知州王敏仲来信，告知广州正流行瘟疫，百姓死亡人数众多，特地想讨教有何良策。苏轼在惠州有一位朋友，罗浮道士邓守安，十分了解广州情况，两人一起探讨解决办法。认为广州人饮用咸苦的水是致病的重要原因，而白云山有水质很好的泉水。于是苏轼回信建议引白云山蒲涧水入城，改善水质防疫，并介绍了杭州六井所用的引水方法，又把土法自来水推广到广州。
随着时间推移，杭州地下水质逐渐变好，元代已经没有修治六井记录；明代以后人们就地掘井的井水也能饮用，原有六井的功能减退，除相国井外其余五井都已废弃填埋。相国井座落杭城中心的今解放路和浣纱路口西北侧。据苏轼的文章，它是六井中最大的一口，因李泌后来任宰相而得名，从前井旁还有一座祭祀李泌的相国祠。井上曾建有亭保护水质和供人休息，浣纱路本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填没的浣纱河的一段，河上的桥在南宋的京城图上就叫井亭桥，现在此处地名仍叫井亭桥，只是既没有河也没有桥更没有亭。
民国时在原址用红砖砌了一个大井栏，1987年重修，改用白色大理石制作井圈护栏，在井旁立石碑记其事，并将相国井列为杭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又在湖滨三公园当年向西湖取水的入口处，重建李泌引水装置和六井各不相同的井栏作为纪念标志，表达杭州人民对李泌、白居易、苏轼这几位德高望重老市长的缅怀和尊敬之情意。
李泌是历史上著名的神童和贤相。唐玄宗政治最清明的开元年间，少儿时期的李泌就已经受到玄宗与名相张说、张九龄的欣赏和奖爱。开元十六年(728)，刚刚七岁的李泌就能为文赋诗，一次儒、道、释三教学者聚会，玄宗把他也召人宫中参加会议。《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泌既至，帝方与燕国公张说观弈，因使说试其能。说请赋‘方圆动静’，泌逡巡曰：‘愿闻其略。’说因曰：‘方如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张说是当时一位名诗人，被时人称为“燕许大手笔”，相比之下，七岁李泌的作品在立意方面远远超过已经五十多岁的张说的作品。于是《李泌传》继续记载“说因贺帝得奇童，帝大悦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赐束帛，敕其家曰：‘善视养之。’”
张九龄告诫他说：“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李泌听后十分感动，尽管他聪明早慧，并不因此自满，而是非常勤奋学习，搜罗书籍，家富藏书，且多为书祖，比肩者寡。后来李泌被封为邺县侯，后世以“邺侯书”为藏书甚多的典实。
他身经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四朝，参与宫室大计，辅翼朝廷，运筹帷幄，对外策划战略，配合郭子仪等各个将领的步调，使其得致成功。可以说他是肃宗、代宗、德宗三朝的重要人物，由盛唐转入中唐的历史紧要关头，为唐皇朝重归稳定作出重要贡献。早在肃宗和代宗两朝，皇帝就有意任他为宰相，但他几次避让，使自己在激烈的权力争夺中没有受到致命伤害，表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直到去世前两年，才在德宗手里接受宰相位置。当时皇帝就对他说：“卿昔在灵武（灵武是德宗祖父肃宗即位的地方），已应为此官，卿自退让……”。
古代杭城及周边各县的举子进京赶考，都要先来到相国井虔诚参拜，向相国井投入银钱求赐功名，这应该是相国井一直未废的原因。直到文革以前，绍兴等外地学子来杭参加考试，还慕名到相国井，向井里投币。高考恢复后最初几年，又有不少学子到此井投入硬币，那时水清见底，可以见到堆积着一层白花花硬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