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井惠民
山间小县的钱唐当时的地位仅仅和邻近的富阳、海宁、余杭等县约略相等。吴大帝（孙权）年间，尝置东安郡于富阳，后三年废；梁武帝太清三年（549），侯景置富春郡于富阳，临江郡于钱唐，陈初置海宁郡于盐官（今海宁），皆不久即罢；陈后主祯明元年（587）又置钱唐郡于钱唐，下辖钱唐、于潜、富阳、新城四县，属吴州，后二年隋平陈罢郡。可见自孙吴以来，钱塘江下游，随着人口的增加，本已有分建一郡的需要，只是还找不到一个已具有相当都市规模，适宜于做郡治的大县，只得在江口诸县中，随便择一而治。这几县既然都还不够作郡治的资格，因而郡则屡置屡罢，郡治则迁移靡定。
隋王朝建立后，废郡存州县，开皇九年（589）平陈，改钱唐郡为州时，置余杭县并将州治移于此处，因名杭州，下辖钱唐、余杭、富阳、盐官、于潜、武康六个县，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杭州的名字。钱唐县成为杭州的属县，次年（590），把州治从余杭移到钱唐县城内。
开皇十一年（591），隋文帝派杨素平定杭州杨宝英的叛乱后，“移州于柳浦西，依山筑城”。那时吴山东麓离钱塘江很近，柳浦就位于吴山东面的钱塘江边，大致在今天河坊街东端往东一点的中河路高架附近。随着泥沙淤积，秦始皇需要西至富阳才能渡江，七百年后南朝刘宋时下游的柳浦已成为江北到绍兴的渡口，当时这一带是一交通要道。从将台山起，有将台山、凤凰山、万松岭、吴山等一连串的冈阜，居高临下，形势险要。这些冈阜的南坡向阳，是建造州治馆宇的理想地址。同时山上富于泉水，不像北面形成时间不长的平原，地下水还是咸苦的。不易解决的饮水问题，使得杨素没有选择西湖东岸平原作为州治所在地，而是在柳浦西面依山筑杭州州城。钱唐从此成为地当交通要冲的大县，并上升为州的治所，这也是杭州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州城。
上述州城指的是州政府官衙附近的城墙，民居和市场在山地很不方便，还是在北面的平原上发展起来，特别是靠近西湖东岸一带，可从西湖取得淡水。若按《隋书》的说法城墙“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一里三百步），杨素造的州城应该仅限于东起柳浦，西近西湖，北自吴山北麓，南达钱塘江边，这一圈的长度随便山路如何曲折迂回，也到不了“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 ，所以前人怀疑这数据不正确。谭其骧在《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的演讲中说：“《杭州府志》载，隋杨素创建州城，周围即有卅六里九十步，此说殆不足信。隋代初年杭州还是一个新起的小郡，无需乎偌大城郭。且《太平寰宇记》明说隋代依山筑城，足证城区限于凤凰山东、柳浦之西一带。大抵今凤山门南吴越牙城、南宋皇城的故址，实为隋代州城所在；南起江干，北届今武林门、艮山门的市区，当肇基于唐，惟筑城年代已无可确考。”
这个说法很有道理，现行《隋书》共八十五卷，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纪传部分，由魏徵主编，成书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另一部分为史志部分，始修于贞观十五年（641），成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是由长孙无忌监修的。杭州城墙“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的说法出现在后一部分，离隋亡已有近四十年，杭州又有进一步发展，很可能把杨素造的州城和当时的杭州实际城域混淆起来。当时杭州实际城域已经拓广到南起江干，沿盐桥河（今中河）向北到艮山门附近拐向西，到西湖的东北角，沿西湖东岸向南回到万松岭下，和杨素造的州城南半部相接。谭先生所说的“当肇基于唐，惟筑城年代已无可确考”的城墙应该就是这一段。猜测这段城墙是在唐高宗永徽年间（550-555）建成，上报给朝廷，包括杨素造的那段州城在内，“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刚好那时在修《隋书》，修撰者未仔细核对，写成杨素造的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这次修的城墙，因为拱卫的是民居和市场，杭州当时又不是重要城市，质量不会太好，所以三百多年后，钱镠在杭州第二次筑城时，差不多按原址重筑了一道坚固的罗城。
炀帝大业六年（610），杨素凿通江南运河，从现在的江苏镇江起，经苏州、嘉兴等地而达杭州，全长400多公里，自此，拱宸桥成为大运河的起讫点。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促进了杭州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隋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杭州是：“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有户15380。”杭州户口统计由此开始，按五口之家计算，整个杭州包括全部属县在内（下同）的人口应有七万多，繁荣景象，由此可见。
唐初，为避国号讳改钱唐为钱塘，可见钱塘两字的出现并不是为了纪念五代吴越国王钱镠修筑的海塘，而在唐初就已有之。杭州户籍人口一直在不断增加，唐贞观（627-649）年间，已有15万余人，到开元（713-741）中发展到58万人。此时的杭州，已与广州、扬州并列，为我国古代三大通商口岸之一。可正如上文所说，杭州建城后，民居和市场所在的北面是位于形成不足一千年的冲积平原上，因此唐宋时期，杭州城区地下水还十分咸苦，不能打井饮用。“饮水难”成为市民安居乐业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也是杭州城市难以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以苏轼说过：“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咸苦，居民零落”。
幸运的是此后杭州来了三位大名鼎鼎的好市长，他们关心民瘼，为解决饮水问题尽心尽力。他们又是能力很强的行政官员，所采取的解决办法非常有效，一直沿用了好几百年。
唐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年）李泌任杭州刺史，到任后首先就着手解决杭城百姓的饮水问题。他看到有些百姓是到西湖取水饮用的，于是来到西湖边，亲掬西湖水品尝，感到此水清淡可口，可以养民，又有泉眼数十道潜流地下，水源充足，如把西湖水引到城里居民稠密区就能解决问题。根据近年杭州市河道整治中心指挥部技术部提供的资料，西湖是悬湖，在杭州所有水系中水位最高，正常水位为7.18米（黄海标高）。而据钱塘门遗址发掘结果，宋代杭州地面比现在还低两米，西湖东岸平时几乎和西湖水面持平，雨季时还可能淹没现在的核心市区，靠一道湖堤挡水，因此李泌从西湖引水入城的方案是可行的。
浙闽一带山区水源充沛，山上有许多小泉水汇成山下的一条条小溪，山坡又多产毛竹。山村村民因地制宜，有一个世代相传的引水入自己家里方法，姑称之土法自来水。把毛竹较粗的一头锯下后对劈，并打通竹节，一段段竹筒连起来，再利用毛竹较细的一头，按水位落差做成不同高度的支架，把泉水引到自己家厨房大水缸中。如果水缸满了，就让泉水自行溢流，通过水缸旁砌好的地沟排入小溪。前几年回祖籍探亲，见到祖居的乡亲还在使用这种土法自来水，不过水缸已用砖和水泥砌成容积更大的水槽代替，上部设有溢流孔，讲究一点加一根导流管，可自行溢流到地沟中去。
李泌应该见过这种引水方法，它由水源、管道和储水器三部分组成，依靠水位落差输水，于是就借此解决杭城居民饮水问题。他先在杭城人口稠密的地方，大致沿今天的延安路，距离西湖东岸约三百步的南北一线，由南到北开凿了相国井（今井亭桥）、西井（相国井之西）、金牛井（西井略西的北面）、方井（金牛井之西北，靠近当时杭州的西城墙，俗称四眼井）、白龟井（龙翔桥西）和小方井（原来的钱塘门内，今小车桥一带，俗称六眼井），统称六井。它们实际上是面积较大、可容纳较多水量的地下蓄水池，井壁和底部用砖砌成，能够防渗漏，其深度根据和入水口水位保持足够输水的高程差确定。第二步，在疏浚涌金门至钱塘门之间的西湖东岸后，按照到对应井口最近距离处的湖底砌上砖石，做成入水口，外面打上木桩护栏，在入水口中蓄积清澈的西湖水，有的还设有水闸，可随时启闭。最后采用“开阴窦”即在入水口与出水口之间开挖深沟，安上竹管，覆土后成为暗渠，引湖水入井。两节竹管用类似以麻布和漆制造漆器的方法连接，使水不渗漏。苏轼称赞此项工程说：“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井邑日富”。
四十多年后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西湖以及至六井的通道都已严重淤塞，市民又在饮用苦水。白居易疏浚了西湖，并制定一些管理西湖的法规，刻石立在湖上，下文将会详细介绍。同时他又清理阴窦竹管，恢复了六井，尽管只当了两年多的杭州刺史，政绩有口皆碑。此后六井经历多次淤塞，由于对杭城民生的重要，又多次重新修通，直到南宋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