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因为唯有承认人民思想及言论的自由，始能真正实现民主的政治，然则吾人以此事衡量共产党，则共产党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共产党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产主义或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假如容许，则何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在共产党区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任何反对共产党或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或在共产党区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刊物？ |
” |
| —— 储安平《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客观》第4期第2页 |
| “ |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
” |
| ——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13] |
| “ |
我们历观中国最近二十余年的历史，深感过去中国政治上的人物对于党争的兴趣太浓厚，排除异己，不择手段，一切施政，常以私党的利益为首要，对于真正有关民生的建国大业，大都缺乏兴趣，缺乏热忱。政治上这种人一多，国家即易陷入乱境，而不易纳于治途。因为政治不清明， 社会无是非，秩序不安定，民生不改善，而却希望这个国家稳定，是诚难乎其难。所以就今后中国治乱而论，应当鼓励一切对于党争兴趣淡薄的人，出而参政，尽量减少磨擦的空气，多从事改善民生的工作。 |
” |
| —— 储安平《中国未来局面中的一个安定因素》， 《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 19页 |
| “ |
过去外蒙之为中国领土，无人敢加否认，而共产党报纸竟公然刊载“外蒙共和国总理”某某人抵达莫斯科之消息。苏联东，共产党亦东，苏联西，共产党亦西；甚至苏联与中国有什么间题时，共产党报纸的论调似乎也成为了一个非中国人的报纸的论 调。在许多地方，常常使入觉得，中国共产党较之苏联似尤 “苏联化“，而中国共产党的报纸恐怕比苏联的报纸更象一个苏联的报纸。 |
” |
| —— 储安平《共产党与”国家“》 ，《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 23页 |
| “ |
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行真 正的民主。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 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 的。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 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 而为绝不可能之事。而人民之有无思想言论之自由，又为一个 国家或一个社会之有无“民主“的前提。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其意见。假如人民不 能自由表达其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何能实行民主？ |
” |
| —— 储安平《共产党与民主自由》 《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25页 |
| “ |
就我个人言，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 本身固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政党，同时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是“共产党民主＂，而不是我们所要求 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见“的民主。 “共产党民主”与“人人可以和平地， 出乎本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见“的民主， 固为截然两事，两者之间实有极大的距离。 |
” |
| —— 储安平《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 26页 |
| “ |
在一个民主国家，一个由民选出来的政党，为了顾全本党的前途，搞不下时，早就漂漂亮亮的下台了，但在一个以武力争得政权的国家，一个执政党，即使在最无办法的时候，还是要挣扎维持其政权。挣扎是人情之常，就看如何挣扎。在正路上挣扎，成败另为一事，要亦不失为一种努力，若走错了路，则所有的挣扎，都成为了一种浪费和罪 行。 |
” |
| ——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28页 |
| “ |
在过去一年多的和谈中，共产党一直把持攻势地位。他们 一再要求和平。国共双方对于“和平”究竟有无诚意？有人认为国民党是有诚意的，有人认为共产党是有诚意的。我们认为国共两方面根本就无所谓诚意不诚意。我认为只有＂顾到自己，也顾到对方，更顾到国家“，这才算是“诚意”，专门替 自己打算，都是为私，绝不足以语“诚＂。即以“和平”而 论，以前共产党的“无条件停战”和最近国民党的“就地停战“有什么不同？最妙的是双方的主张停战，据说都是为了人民。既然共产党的“无条件停战”和国民党的“就地停战“没 有什么不同，则为什么共产党要求“无条件停战“时，国民党 不接受，国民党要求“就地停战”时，共产党不接受？原来停 战与张三有利时，张三即要求停战；停战与李四有利时，李四 即要求停战。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老百姓只是他们的幌子。现在我们看得很明白，共产党对于“和平“是越来越不发生兴趣了，要和平，从前是“无条件”的，现在是有条件的了；或者 从前的条件低，现在的条件就高了。 |
” |
| —— 储安平《中国政局》 《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31页 |
| “ |
老实说，宪法不宪法，共产 党并无太大的兴趣，共产党真正的兴趣，还是在军队和地盘两者之上。 |
” |
| —— 储安平《中国政局》 《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32页 |
| “ |
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 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 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 “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 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 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梢神。假如只有相信共产 主义的人才有言论自由，那还谈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同时，要实行民主政治，必得有一种公道的精神。所谓公道的精 神，一是好的说他好，不好的说他不好，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 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 |
” |
| —— 储安平《中国政局》《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34页 |
| “ |
共产党对人，只有 “敌” “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 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任何人情与友谊。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 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他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他获得成功的速度；梁漱淏先生的摆脱现实政治和张君肋先生的脱离民盟，也多少与共产党这种极端作风有关。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 "少“的 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 “无“的问题了。 |
” |
| —— 储安平《中国政局》，《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 35页 |
| “ |
中国今日需要努力者，即是要大家来推动，使这个国家进入于法治境界。要讲法治，即须尽量使制度法律化，人迁就制度，不要制度迁就人，不要因人立制，不要因人授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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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安平《国大评论》，《中国现代思想史简编第五卷》44页
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储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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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在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的发言中说：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土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竞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