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海成陆（上）
杭州号称中国七大故都之一，但是在中国历史悠久的名城中，比较起来，它只能算一个小弟弟。远的不说，就和北面不远的苏州比较，二千五百多年前伍子胥为吴王阖闾兴建姑苏城的时候，现在杭州市核心市区的上城区和下城区还没有升出海面呢。尽管如此，杭州的“杭”字却出现很早，四千多年前，大禹到会稽举行部落首领会盟，就是乘船渡过浙江去绍兴的。渡河这一行动用“航”字表达，于是把大禹渡江的地方叫做“禹航”，古籍中“航”和“杭”相通，后来讹作余杭。余杭地名来源还有另一种说法，把“航”字的边旁从“舟”字改成“木”字，就由渡河的行动改成了渡河的工具即所乘的船：“杭”，此地是当时大禹放置渡江多余下来的船只，所以叫做余杭。
大禹乘船渡江地方在现今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镇，那里正是距今五千三百至四千二百年良渚文化的中心地带。考古人员2007年11月29日在杭州宣布，一座290多万平方米的5000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遗址的核心区域被发现，其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推算下来大禹去会稽的时候，这座古城已经存在多年，它很可能就是随大禹去绍兴会盟的当地部落首领的住地。
虽然良渚文化的发现，表明余杭一带早有先民居住，但毕竟人烟稀少，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才在那里设置余杭县和钱唐县。初设时钱唐县在余杭县西面的山区，更是一个山间小县，属会稽郡，根据南朝刘宋元嘉年间（424—453）曾任钱唐县令的刘道真所著《钱唐记》记载，当时的县治位置在如今杭州北高峰东麓灵隐寺附近，钱唐是最早的一个见诸文字，与杭州有关的地名。
秦始皇在此立县，为什麽把它命名为钱唐呢？据南宋《淳祐临安志》的说法：“唐者途也，所以取途达浙江者。其地有籛氏居之，籛古钱字，因以为名。”钱姓是杭州一带的大姓，并非因为钱鏐曾在此立国，而他本来就是当地人，钱姓出自古帝颛顼玄孙彭祖（即籛铿），封于彭城（今徐州）。至于“唐者途也”的出典，《尔雅》“释宫”中说：“庙中路谓之唐，堂塗谓之陈（堂下至门径也）。” 后来《毛诗郑笺》简化为：“唐，堂塗也。” 唐在汉代及此前是作宗庙中的路解释，到了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拓广为：“唐，途也”，即通常的路途。按照这个说法，此地因为是钱姓聚居地宗庙（祠堂）中的大路而得名钱唐。
另一说法是北魏地理学家阚驷在《十三州志》中说：“武林山出泉水，东入海。”今天杭州西湖的北、西、南三面的群山当时总称为武林山，山上流出的许多小溪总称为武林水。所以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记载：“武林山，武林水所到之处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这也是杭州又叫做武林的由来。这些小溪中最大的一股叫做金沙涧或金沙港，其源头就是现在的灵隐寺和飞来峰之间的那条小溪，那里有一股泉水就是有名的冷泉。当时那个小海湾一直伸延到灵隐附近，县治可能会受到潮水的影响，于是就修了一条海堤，把这条海堤命名为通往泉水的路：泉唐。“泉”和“钱”两字古音相通，可以相互借用，因此有钱唐这个县名。
更早一些，东汉袁康、吴平所撰《越绝书》写了秦始皇到绍兴祭大禹时的路线，提到余杭东南面一个叫“槿头” 的地名。从语音学角度看，“槿头”与“钱唐”，在越语中读音非常接近，几乎一致，都读如汉语拼音的“jian dou”，由此可以推测，槿头是当地的乡土地名，而钱唐是秦代官方记录的地名。按地名学“名随其主”原则，当以本地“槿头”为准确。“钱唐”最初是秦代官方对“槿头”这一乡土地名的记音，这是钱唐之名来源的第三种说法。
西汉后期直到整个东汉，谶纬学说十分盛行，王莽企图篡夺西汉政权，当政后十分忌讳刘字和组成刘字的卯、金、刀三个字，甚至金、刀边旁的字也都要尽量避免。西汉的五铢钱的“铢”字和钱唐县的“钱”字中都有“金”字，当然不可用，于是就新铸大泉五十代替汉武帝所铸的五铢钱作为流通货币。基于同样理由，钱唐县被改名为泉亭县，到东汉初才恢复原名。这些都是当时“泉”和“钱”可互借的例子。
用大泉五十代替五铢钱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为了掠夺百姓财富，“铢”是古代重量单位，一两为二十四铢，五铢钱因其实重五铢得名。一枚“大泉五十”重量只及西汉五铢钱重量的二个半，却要当五十个五铢钱用，意味着每发行一枚大钱就要从百姓手中夺走四十七个半五铢钱财富，这必然引起人民不满，于是民间仍用五铢钱交易。为此王莽以重刑酷法规定：凡敢私藏五铢钱者将作为犯人充军戍边。币制混乱不得人心，加速了王莽的灭亡。
秦时钱唐县附近的浙江水面颇为辽阔，西湖尚未形成，只是一个容纳若干条从西面山区顺流而下的溪水的小海湾。不仅如此，据清代居住在今天西溪的孙之騄所著《南漳子》：“盖唐之前自杭至嘉皆悬流，其南则水草沮洳以达于海。”可见杭州东面在唐代之前，多数地段还是遍布河沼港汊、水草沮洳的沼泽地。
孙之騄的说法是有史籍作为依据的。据西汉后期地理学家桑钦所著《水经》，长江东至石城县（今安徽贵池）分为二，一支东北流经毗陵县（今江苏常州）北为北江，为现在的长江入海段；另一支东至会稽余姚县入海。稍后班固《汉书•地理志》在丹阳郡石城县下注：“分水江首受江，东至余姚入海，过郡二，行千二百里”。到了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注《水经》时，把这一支叫做南江。北江、南江加上源自太湖，当时叫作中江的吴淞江，合称三江，初唐王勃《滕王阁序》中“襟三江而带五湖”就是指此。后来石城至乌程（今浙江湖州）一段完全淤塞，乌程至入海口一段就变成如上面孙之騄所写的那样。隋代杨素开凿江南运河时，利用这段南江，节省了不少人力物力。
和孙之騄差不多同时的杭籍著名词人历鹗在《艮山杂志》中写道：“自赭山约十余里为临平湖，又十余里为槎渎，又十余里为诏息湖，又十余里为泛洋湖，又十余里为缆船石，以上五处，在今犹为大泽，在古则连贯为一。” 历鹗提到的湖泊，位于西湖古海湾的东北部。明代正德年间，还在泛洋湖畔挖出过古代海船，可见在古则连贯为一的是一海湾。现在这几个湖已经难觅踪影，不过直到解放初期，在杭州城内今天的中河立交桥下杭州体育馆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泛洋湖残留部分的白洋池。这些湖泊在宋代以前常受海潮倒灌影响，水质不宜饮用。随着岁月消逝，这些湖泊的水质逐渐变好，但由于开垦圩田，水面面积大大缩小。
西湖曾是一个小海湾另一证明是，葛岭及南高峰面向西湖的山腰上，常可发现古代江潮留下的平行水痕。古人早就注意到这种现象，苏轼就说杭州本来是江海故地。南宋周密在《癸亥杂识》讲到吴山青衣泉时写道：“石壁间皆细字水波纹，不知何年涤水至此？今之城中，皆当深入水底数十丈。”
在史籍中出现“钱唐”地名的最早记录，是在《史记》的《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
《越绝书》第十记载更详细：“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年东游之会稽，道度牛渚（今采石矶），奏东安、丹阳、溧阳、鄣故（长兴西南）、余杭、轲亭，南奏槿头，道度诸暨、大越。以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
“奏”字在这里解释为登陆。从路线位置及语音考，“轲亭”应即皋亭，“轲”，当是越语“皋”的转音，当地有秦始皇船过皋亭时正好遇到民众在祭防风氏的传说，可证秦始皇当年东巡是路经皋亭的。明代已经有名的湖墅八景中有皋亭积雪，皋亭山又名半山，地处杭州城区东北部约十公里，坐落在拱墅区半山镇的半山村，自西向东北绵亘十余公里。地域历史文化可追溯到距今四、五千年新石器时代，曾发现战国时的墓葬群，可见秦始皇时已经有相当多的居民。
“奏”字说明从轲亭到槿头是乘船的，由宝石山缆船石传说，秦始皇最先到达钱唐的地点是宝石山东南侧，并把座船停泊在那里。由此可知秦始皇的时候不仅西湖未曾形成，杭州核心市区未成陆，就是从宝石山以北直到半山，即清代孙之騄在《南漳子》中讲到是“水草沮洳”之地，和历鹗在《艮山杂志》中写到有五个湖泊的那一片陆地，那时也同西湖一样，都是连贯为一的一个小海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