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啄木鸟》
一、死囚被谋杀
1950年11月16日，湖南省城长沙市。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初冬之日，但对于彭祖清等二十四名囚犯来说，晴空万里还是乌云密布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们从午前分别被提出各自所待的监房，集中关押于一个特地腾出的大监房，根据门口森严的戒备来估计，今天十有八九是大限之日。果然，一会儿送来了午餐，菜肴竟是香味扑鼻的回锅肉、辣子鸡，大米饭管饱。于是，这干人就明白了：这是“长休饭”，真的是大限到了！
那时正是“镇反”运动刚刚拉开序幕的当儿，执法简易化。这些囚犯直到吃过饭一个个被五花大绑后押出市看守所时，还没接到法院的判决。那时虽是法院判决，但公布时一律是以军管会的名义。有军管会落款的判决书已经制作好了，准备张贴于墙上公布于众的布告也已经写好，只等公审大会上宣布后用朱笔在上面打一个大大的勾，就把死囚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了。那时候执行死刑还没有四周砌着高墙的刑场，就在市内找块空旷的场地把人拉过去枪决就是了。枪决之后，会有家属抬着棺材来收尸；没有家属的，朋友也可以；朋友也没有的，就由政府负责处理善后。这次处决二十四名死囚，需要比较大的场地，法院就选择了湘江畔的一个业已废弃的码头堆场，就是露天仓库。押解死囚也没有现在这样的装备和声势，通常就是市局公安大队(相当于如今的武警)、法院的法警和武装民兵。
公审大会宣判后，二十四名死囚立刻被押赴刑场。露天仓库那边，已有大批群众等着看热闹，远远看见押解队伍过去，顿时一片欢呼，还自发喊起了口号。维持秩序的公安民警和民兵牢牢把守着警戒线，使押解队伍得以顺利进入刑场。江边的砖地上，事先已经用石灰画好了—个个圆圈，押解人员将死囚按顺序一个个推进圈内，就地跪下。当时枪决死囚都是由公安大队执行的，一律用步枪射击。当下，公安大队指派的二十四名执行人员——在每个死囚背后站定。现场有一个执行总指挥，以往处决十名以内的死囚时通常是由公安大队的中队长、指导员担任的，这次由于处决的死囚多达二十四名，公安大队特别重视，大队长刘高堂亲自担任总指挥。刘大队长站在死囚后面大约五六米处的一张八仙桌上，右手提着一个用白铁皮制作的喇叭筒，左手执一小红旗，扯开嗓门对着喇叭筒吼道：“听令！预备——”
几乎是同时，跪在地上石灰圈内的死囚中忽然有人怪声怪调地叫起来：“饶命啊！我检举……立功……检举尚保……”
这声音传进了刘高堂的耳朵，但因为声调怪得离谱，而且又是一口江南腔，北方出身的大队长根本无法分辨，只道是哪个死囚恐惧至极精神失常胡乱叫嚷，这在以前执行死刑时是经常出现的，因此他根本不予理睬，只管接着发令：“——放！”
随着一阵枪声响起，二十四名死囚纷纷倒地。刘高堂站在八仙桌上继续发令：“检查毙命情况，未毙的即予补枪。”
话音刚落，有人大喊：“报告！”
这位大喊“报告”的兄弟是公安大队的班长小薛，他所率的班负责对其中四名死囚执行枪决。他是班长，不必亲自动手，待在执行战土的后面看着就是了。而那个怪声怪调大叫“饶命”的死囚，就是他这个班执行的四名死囚中的一个。那死囚一叫唤，小薛虽然也是北方人，难以分辨江南口音，但寻思这人总是有啥重要情况要说的，正要向刘大队长报告时，执行令已下，负责执行的战士已经准备射击了。于是他也就顾不上考虑啥了，一个箭步蹿过去，伸手抓住了枪管往上一托。就在这时，那个战士扣动了扳机，子弹射向天空。可是，这个没挨枪的死囚还是倒下去了，而且就像其他挨了枪的死囚一样没了声息。
当下，小薛向刘高堂汇报了情况。刘高堂跳下八仙桌前去查看，果然，这个死囚没中弹，人却像是死过去了，于是就把卫生员喊了过来。卫生员检查后说这个犯人还有呼吸，心跳也有，不过很微弱，估计是吓昏过去了。刘高堂问小薛：“这家伙叫唤什么了？”
小薛说：“好像叫饶命什么的，他那话我一时难以分辨啊。”
刘高堂不是一个好脾气的军官，当下就恼火了：“死囚叫饶命你就阻止执行了？那他叫救命的话你小子还就劫法场了？这是经市军管会判决的，必须执行！别说你小子了，就是咱们局长也没更改的权力呀！”说着抽出了腰间的佩枪，准备亲自对该死囚执行枪决。
就在这时，旁边站着的副班长小王向他立正报告了。小王是南京人，能够听懂江南方言，报告说这个犯人除了叫“饶命”，还说要检举立功，他说要检举—个叫“尚保”的人。
刘高堂听着就把枪收起来了。这时军管会、法院的人也过来了，听小王又说过一遍之后，马上交换了意见，当场决定：把这个死囚送医院抢救，待其苏醒后视其检举内容再裁定其生死。
于是，这个名叫彭祖清的死囚就被送往附近的部队医院，军管会指定法院、公安局派员看守。法院派了一个刚从华中革命大学毕业的十九岁的小伙子裴庆，公安局方面就由公安大队承担看守使命了，刘大队长说既然这事儿是小薛弄出来的，那就交给小薛这个班吧。于是，小薛就带了小王和另一个战士小张前往医院值勤。
经军医救治，彭祖清苏醒过来了，不过不能言语，问什么也没反应，眼神与疯子无异。裴庆向军医请教这是咋回事，军医说这个犯人受了严重惊吓，眼下的症状就是老百姓平时所说的“吓傻了”。裴庆问：“那么能不能恢复正常？我们还要讯问哩。”
“这个，”军医回答，“应该是能够恢复的。先让他好好休息，估计一两天就差不多了。”
三个公安战士加上一个也佩着手枪的法官裴庆看守一个傻子样的对象，按说安全系数该是极高了。可是，正所谓世事难料，当晚，死囚彭祖清竟然让人干掉了！
医院为让彭祖清好好休息，就在当天傍晚给他注射了镇静剂。注射后没多久，彭祖清就入睡了。在场的四个看守者是以裴庆为主的，但这个年轻人比较谦和，他跟小薛商量该怎么排班轮值。小薛说：“裴同志你是法官，领导派你过来是负责问案的，看守的事儿该当咱们三个当兵的来承担，所以依我说呢你晚上就不用值勤了，在隔壁屋里睡觉吧，由我们三个轮流看着这主儿。他如果脑子清醒了，我们就叫你过来立马问案；如果还不清醒，那就让他继续睡。”裴庆觉得小薛说得有道理，于是就点了头。不过，他还是问了问小薛三人轮值的安排。
小薛三人的排班是每人三个半小时，其顺序是小薛、小王、小张。轮到值勤的待在病房里守着彭祖清，另二位就在隔壁屋里和裴庆一起睡觉，到点了，值勤者就去唤醒接班的过来。裴庆有一块旧表，摘下来留在病房里给小薛三人掌握换岗时间用。
凶杀案就发生在下半夜三时。值勤的小王看换岗时间到了，就像上一岗的小薛那样离开病房去隔壁屋里唤醒小张。小张才十七岁，正是好睡的年龄，小王连推几下都没动，又不好出声叫唤，生怕惊醒了裴庆和小薛，于是就揪耳朵、捏鼻子，折腾了片刻方才把小张弄起了床。两人轻手轻脚溜出去到隔壁病房交接班时，彭祖清却已经不需要看守了——被子被掀开，胸口插着一把匕首，直没至柄！
这样，这案子就没有裴庆的活儿了，交由公安局负责侦查。死囚彭祖清摇身一变成了该案的被害人，案由是反革命分子——系“内调局”(即“中统”，抗战胜利后改组为“内调局”)湘站(湖南站)潜伏特务，历史上曾有重大罪行，解放后继续犯罪。这次被处决的二十四名死囚是“镇反”运动开始以来的第一批死刑犯。具有树典型的用意，因此其名单都是上市委常委会讨论逐个拍板定下的，彭祖清是其中一个。昨天在刑场临时将其拉下送医院之事，稍后就报告了市委，现在这人被杀了，自然要受到特别重视。长沙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程萍闻讯后亲自前往现场察看，然后，召集领导班子开会，决定组建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侦查。
当时的长沙市公安局下设八个机构：秘书室、人事科、侦审科、行政科、司法科、外侨管理科、总务科和公安大队，负责侦查案子的是侦缉队，连同拘留(看守》所归司法科管。彭祖清被杀案专案组就由市局侦缉队与案发地城东公安分局侦缉股共抽调了四名侦查员组成，组长由市局侦缉队副队长任桂福担任。
11月17日下午，勘查过现场，询问过裴庆、小薛等人的专案组在城东分局开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
这个案子，听着颇有些吓人，甚至还很神秘。不过，从现场勘查所获得的痕迹来看，凶手作案的轨迹还是比较清晰的。这家医院是部队的后方医院，由于战事已结束一年多，所以其警戒措施不像战时的野战医院那样严格。当然，跟地方医院比，还是使人颇有安全感的，门口昼夜设置的岗哨就是一个标志。不过，由于医院已经向地方上的老百姓开放，进出人员多而杂，岗哨也就起不到特别的作用了。凶手没从大门进入医院，而是从医院西侧的竹篱笆墙上拗断竹子弄出一个洞后潜入的，作案后也是顺着老路逃离，这可以从遗留在竹篱笆墙边的脚印作出准确的判断。
那么，凶手为何能把下手杀人的时间卡得那么准呢？难道他知晓裴庆、小薛他们的排班情况？专案组分析下来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勘查时在距凶杀现场二十余米处的一间空房里发现了八个烟蒂、一些啃过的卤鸡骨头、用来包卤鸡的干荷叶，以及一摊便渍，窗台上还有一个清晰的脚印，经与竹篱笆墙那边的脚印比对，完全一致。因此，可以判断凶手应该是在午夜时分即小薛和小王十一点半换岗后潜入医院的，可能当时就想下手，但发现病房里有人待着，就悄然进入那间空房潜伏着，等到下半夜三点小王离开病房去唤小张来换岗时？溜进病房行凶杀人。
那么，凶手是如何进入那间空房的呢？这个，专案组也调查过了，了解到那间空房原是病房，最近医院接到上级通知，让腾出几间屋子，打开窗子通风透气，准备作为存放药品、器械的仓库使用。后来知道，这是为业已开赴朝鲜的志愿军准备的后勤物资。由于志愿军入朝作战伊始是严格保密的，所以医院方面根本不知道。那间病房腾出后，后面靠着绿化区的那排窗子就开着，凶手就是爬窗而人的。
然后，就是分析凶手作案的动机了。专案组四位侦查员在没有任何争议的情况下，一致认为这是杀人灭口。彭祖清在刑场上大喊“检举”因而被枪下留人的一幕，乃是一桩大新闻，料想定是不胫而走以飞快的速度传遍了全城八个区。可以想象，定然也传进了彭祖清要检举的对象的耳朵。这个对象别无选择，只有铤而走险把彭祖清干掉了。
案情分析会开到这当儿，忽然来了一位令专案组意想不到的人——局长程萍。程局长是骑着自行车出来遛遛的，这是他喜欢的运动，其实并非为健身，而是察看社情，重点是关注公安条线方方面面的事儿。他调来长沙前，是吉林省公安厅厅长，据说那时就经常搞此类微服私访。这天，程萍骑车遛到蔡锷中路，就拐入城东分局来了，正好跟专案组侦查员聊聊。当下，程萍听专案组长任桂福汇报了案情分析情况后，问：“往下你们准备怎么做？”
任桂福说：“我们准备访查医院内外的夜间情况，并追查凶手遗留在现场的食物残渣系何处出售的卤菜熟食，查到线索抓获凶手后，其背后的情况就能顺藤摸瓜查摸清楚了。”
程萍沉思片刻后缓缓点头：“侦查凶手的路子这样考虑应该是对头的，不过，你们最好有多管齐下的打算。这样，如果这一步走不通，就能迅速去走下一步了。”
程萍离开后，专案组继续讨论，任桂福说看来程局长对我们刚才的思路是有保留意见的，我们再从多角度多方面想想吧。于是，四人再次分析案情，反复琢磨，最后决定把集中力量围绕凶手访查线索的思路调整为一边访查一边了解死者彭祖清的情况。
二、探究被杀原因
11月18日，专案组四人分成两拨开始了调查。任桂福和侦查员古克山一路负责访查凶手情况，侦查员仇一铁、黄金道负责调查彭祖清的情况。一连查了两天，还真给程萍局长估着了，任桂福、古克山那一路竟然是白板一块，无论是医院内外还是熟食卤菜，哪条都没查摸到线索。如果这个案子放在如今，现场的鞋印可能还有调查价值，跑得辛苦些，就能调查到鞋子的生产广家、出售店铺，往下运气好的，没准儿可以查摸到是—个什么样的顾客前往购买的，再往下或许就能逮着正主儿了。可是，这一套在1950年那阵子是玩不转的，因为那时候很少有人穿得起皮鞋、球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男女老少一律穿自制的布鞋。而凶手在医院现场留下的脚印，恰恰就是这百分之九十之中的，所以指望以鞋觅踪就没门儿了。
再看仇一铁、黄金道的那一路，这二位兄弟的活儿似乎比较好干些，他们调阅了彭祖清案子的卷宗，那里面载有彭祖清的全部历史情况，甚至还有关押期间看守所对其所做的“在押人犯表现记录”。
彭祖清，三十三岁，江苏无锡人氏，出身商人家庭，其父是开棉布店的，后来与人合资发展成了二家棉纺厂。彭祖清于1937年毕业于江苏私立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经老师推荐前往上海，在一家名唤《大上海》的小报当了一名美术编辑。不久，该小报倒闭，彭祖清被《东亚导报》聘用。《东亚导报》是一家汉奸报纸，其后台是日本驻沪的文化特务机关“兴亚院”。彭祖清仍担任美术编辑。因为他会说几句日语，有时就被“兴亚院”召去相帮画一些宣传画、写写大幅标语之类。时间稍长，他就跟几个日本特务交上了朋友。这情况不知怎么让国民党“中统局”驻沪地下机关的特务知晓了，于是就派了一个美女与其联系，动员其参加“中统”。彭祖清面对美人计，将计就计，但拒不就范。于是第二次来找他的就是一个相貌凶狠的彪形大汉了。不过此人说话倒还客气，说据调查，得知彭先生的令尊大人已经把棉纺厂迁往重庆去了，他老人家在那里经营得不错。咱们实话实说，彭先生如果再不给面子，那就只好一个电报发到重庆总部去，那就不是什么厂子倒闭的后果了，令尊大人的性命可能也会有问题呢！这话一说，彭祖清马上点头，于是当场履行手续参加了“中统”。
彭祖清成为“中统”特务后，利用和“兴亚院”日本特务的交往收集了一些情报。这样过了一年多，“中统”方面忽然紧急通知其“已经暴露，立即撤离”，于是就根据事先的应急安排逃往浙江，辗转抵达长沙，向“中统”湘站报到，以中学教师的身份继续替“中统”做秘密工作。抗战胜利后，彭祖清本来是想回江南的，但他已经在长沙娶妻生子，而“中统”方面也需要他继续留在长沙。于是，就打消了念头，从此就在长沙定居了。
彭祖清在“中统”乃至整个国民党系统没有任何背景，加上工作能力有限，所以未能受到上峰重视，在升迁上一直处于坐冷板凳状态。他从1939年初参加“中统”到1948年底整整九年，级别只升过三档，而同僚中升得最快的竟然有八档的。直到1949年南京“失守”，国民党中央机构迁到广州，“中统局”改组为“内调局”后，上峰方才想到他，一下子给他提了三档，不过同时也交代，一旦长沙“失守”，彭祖清就得作为潜伏力量留下，届时其职务为“内调局湘站地下军第二大队大队长”。
1949年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彭祖清正式就任“地下军大队长”。这个大队连他在内一共只有七名成员，都是有官职的。潜伏初期，上峰未下命令，他们也就乐得清闲，活动经费照领，干着的那份公开职业还有一份正常收入，等于是拿双薪。彭祖清那时已经不在学校当美术老师了，而是自己开了一家画店，除了替人画像、出售作品外，还兼带着搞美术培训，收入不错，日子过得颇为滋润。不过好景不长，到了1950年3月，台湾的指令就下达了，让彭祖清着手准备组织对湖南省和长沙市的共产党高级领导实施暗杀。彭祖清于是遵命照办，指挥着手下六名弟兄足足准备了三个月，包子还没端上灶，皮儿不知怎么就破了，悉数落网。“第二大队”七名成员，三死一无期三有期。
至于彭祖清在关押期间的表现，看守所认为还是可以的，“尚能遵守监规”，预审员也说他“能交代犯罪事实”——就是说没费多大周折就将其罪行查明了。
11月19日晚上，专案组对上述情况进行了讨论，考虑到了一个问题：如果说彭祖清的“检举”行为对于被检举的对象来说乃是一种“出卖”或“叛变”，那么，被他“出卖”的对象有什么理由能够相信彭祖清自被捕后到1月16日押上刑场的这段时间始终能够守口如瓶呢？如果没有这种理由，那么这个目前来说还属于假设的对象又会怎样呢？
答案应该是简单明了的：一是找不到能够相信彭祖清会守口如瓶的理由；二是一个人有重大把柄捏在另一个随时有可能一嗓子嚷出来的人手里，肯定惶惶不可终日，而且不会老老实实坐以待毙，而是要竭尽全力试图阻止后者的检举。因此，如果说凶手往彭祖清胸口插一把匕首之举是要达到灭口目的的话，那么在这之前他也应该有过试图灭口的行为，或者起码为灭口做过一些准备工作，比如打听彭祖清被捕后的种种情况，或跟其家属甚至看守所工作人员接触之类。
于是，11月加日、21日两天，侦查员连续对此进行了访查，可是仍然毫无收获，无论是彭祖清的家属还是看守所工作人员，都说自彭祖清被捕关押以来，没有任何人向他们打听过相关的情况。
这就奇怪了，专案组意识到这个案子有些棘手，于是再次开会分析，想到程萍局长所说的“多角度”，于是就转换角度来考虑——会不会是凶手杀错人了？
杀错人是要具备条件的，比如认错了人，比如弄错了地方，本该进这间病房的，却进了另一间病房，等等。那么，本案是否具备这种条件呢？这就需要调查了。在调查之前，先得梳理本案中属于杀错人的条件。侦查员梳理下来，认为通常情况下，只有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中的一个，方会出现杀错人的情况：认错了人；认错了地方；认错了病房。于是，次日立刻开始调查。查得情况如下——
先分析“认错了人”的情况。要确定这个假设，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凶手没有认错地方和病房，纯就是认错了人。那么，首先就得有一个“认”的过程。彭祖清被从刑场送往医院时，担架是放在马车上一路疾驶而至的，马车上自然有数名公安大队的武装人员押解，后面那辆车上还有法院和公安局的人。如此，途中就不存在“认”的问题。进了医院，担架立刻往急诊室抬，武装人员随即封锁急诊室门口。待到抢救后，从急诊室送往病房时，也不过是从同一幢大楼的这一头到那一头，自然是医生、护士加上武装人员聚在一起把彭祖清躺着的活动轮床围了个严实，别说走廊里的全部闲杂人等早已给清场清掉了，就是没清掉，也不太可能看清彭祖清的脸孔。彭祖清被送进病房后，自始至终有人看守，门窗紧闭，除了医生、护士按时来检查外，谁也没来推过门。因此，侦查员认为“认错了人”的可能性并不存在。
然后再看“认错了地方”。这是指凶手作案时跑错了医院，一般说来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作为侦查分析，只要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发生的，就都要考虑进去。可是，侦查员察看了部队医院的地形，打听了其在这一带地区的知名度，都表明这是这一带唯一的医院，已经存在了一年有余，不但城东区的老百姓，就是长沙全城的人都是知晓这家部队医院的。况且，作为部队医院和地方医院的区别，该医院的标识是很容易辨认的：一是门口有岗哨，二是四周的篱笆墙上都涂了用于防潮的黑色柏油，上面每隔一段就用石灰写着斗大的“军队医院”的白字，即使在晚上也可以辨别清楚。所以，认错地方的可能性也应予以排除。
这样，就只有“认错病房”的可能性了。从作案情况来判断，本案应该是一起预谋杀人案。通常凡是预谋杀人的，作案者事先踩点应是少不了的，即使不是凶手本人来踩点，也得差个马仔代劳，反正必须得打探清楚要杀的对象住在哪个病房。不管是凶手还是马仔，这桩活儿不能不做，而且要切实落实后方能下手。而医院的病房是有号码的，哪个病区哪间病房都——标明，如果打探的家伙连这一点都没弄清楚，凶手是没法过来作案的。而侦查员遍访了医院各病区的医务人员和病人，都说没有发现有与医院不相干的陌生人出现过，更无人打听过什么。
更具有说服力的是，彭祖清入住的是二个单人病房。这样的单人病房在医院每个病区只有一间，以前未向地方开放服务时，规定正团级以上的干部才能住。后来向地方开放了，级别不说了，但得付其他集体病房单个床位五倍的钱才能入住。那时候人们普遍经济拮据，再说还没有实行公费、劳保制度。生病一般都得自己掏钱，有钱住院已经不错了，谁还舍得加倍掏钱来住单人病房？最近—个月的住院病员中除彭祖清外只有四人人住过单人病房，两男两女，一个是资本家的千金小姐，其余三个都是年过五旬的老头儿老太，四人都不具备与彭祖清的共同点，且彭祖清住的内科单人病房近期根本无人问津，没有一个病人入住。如此，侦查员就排除了认错病房的可能。
这样，侦查工作就进入了死胡同，专案组四位侦查员思来想去，反复讨论，还是没有结果。这天深夜，大伙儿是带着一肚子的郁闷躺下歇息的。
次日，11月22日上午，任桂福把古克山、仇一铁、黄金道三人召拢来，说这桩棘手案子还得继续往下整，我们再议议，看怎么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四人议了一阵，形成了—个新的思路：凶手并没有杀错人，他那柄匕首要捅的确实是彭祖清，不过，其动机或许不是敌特灭口，而是另有原因，比如仇杀、情杀？
正议到这里的时候，惦着这起案子的程萍局长来电话了，询问侦查情况。任桂福汇报了前几天的情况后，又说了说刚才的思路。程局长说：“搞侦查就好比是走迷宫，一条道走不通，就得换一条路走，走也并非闭着眼睛瞎走撞运气，而是要有依据地选择路径。我的这个观点只是供你们参考，至于具体怎么考虑怎么去做，你们比我有发言权，我就不多说了，这个案子已经传遍了湖南全省，湖北方面估计也知晓了，影响比较大，一定要尽快拿下来。”
任桂福放下话筒后，说：“看来我们的新思路程局长是赞同的，唉，反正不管赞同与否，我们眼前也就只有这么一条路了，那就试着走走看。”
于是，就讨论怎么走。这比较简单。就围绕着彭祖清生前的情况进行调查。这一查，令侦查员们大吃一惊：死囚彭祖清竟是—个不折不扣的淫棍！
侦查员用了三天时间，从彭祖清的妻子陆锦花、陆的娘家亲属、其以前在中学任教时的同事、被捕前所开的画店所雇的女佣等人处了解到，彭祖清平时特别喜好结交女性。跟女人结交的用意非常明确：就是为了上床。他结交对象几乎不加选择，只要年龄合适，机会合适，立马下手。没人说得清彭祖清究竟与多少女人上过床，连其本人估计也是一笔糊涂账。而他被捕后，公安局审查的是敌特罪行，其他与此无关的问题一概不问，因此，卷宗里对此只字全无。
11月25日晚，专案组开会讨论，在综合分析了彭祖清的上述桃色情况后，提出了一个疑问：如此肆无忌惮地玩弄女性，难道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吗？被他糟蹋的那些女人，有的是未婚，更多的是已婚，她们的亲朋好友知道后难道就善罢甘休了？如果在旧社会，彭祖清是国民党特务，一旦惹出麻烦来，自会有人替其出面摆平。问题是根据调查，彭祖清在新社会仍是我行我素，有机会就上，那如果遇到了麻烦人家还不找他算账？他没了保护伞，谁还能替其摆平呢？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可能：是否因桃色方面的纠葛引发了这起命案？专案组决定对此进行调查。
侦查员走访了彭祖清的亲朋好友，所调查到的彭祖清与女性通奸的情况使他们深感吃惊：彭祖清在长沙解放后被受调查人所知晓的通奸对象就有十九名之多！那么，其11月17日凌晨被杀害于部队医院是否与这十九个女子中的哪一个有关呢？专案组决定向这些女子一一当面进行调查。因为调查话题有些敏感，任桂福特地向领导提出要求临时调派两名女同志予以协助，领导于是就指派两位已婚女警员小乔和小李来专案组帮忙。侦查员兵分两路，用了两天时间接触了那十九名对象，了解下来，这些女性在与彭祖清的特殊交往中，没有谁与其发生过矛盾。
一干侦查员傻眼了一阵后，振作精神继续分析，议来议去认为这个思路没有错，于是就坚持往前走。
11月30日上午，侦查员找到了彭祖清的妻弟陆锦仁。陆锦仁在汉口做生意，家也安在那边，平时只在过年时才回长沙与父母兄弟姐妹团聚。这次却是意外，他盘算更改经营项目，回长沙来考察市场，正好让专案组“逮”着了。侦查员仇一铁、黄金道就和他聊了一会儿，据他说，他与彭祖清这个姐夫接触很少，扳着手指头能够数清次数的。不过，侦查员和他聊下来，似乎还是有收获的。据陆锦仁说，今年6月下旬，他曾接到彭祖清的一份电报，内容是向他借三百万元(旧版人民币，合新版人民币三百元)。他手头没有这么些现钞，正准备向朋友筹措时，又收到彭祖清的第二份电报。说不借了。
三百万在当时并非一笔小款子，可以用来盖房了。专案组觉得其中似有名堂，于是就去邮电局查出了电报底稿，先核实了这件事，然后再追查下去，却没查到线索。
12月2日，专案组把彭祖清被捕前经营的那家画店的女佣徐姨请到了城东分局。这个主意是侦查员古克山想出来的，他认为在山穷水尽的状况下，找徐姨这样一个跟彭祖清接触时间较长的对象聊聊，或许有意外收获也说不定。其他三个侦查员对于此举有些不以为然，因为之前他们已经三次找过徐姨了解情况，并无收获。没想到的是，竟然让古克山说着了。
三、凶犯落网
徐姨是长沙当地人，这年二十八岁，已婚，生有一对子女，其夫是卖水的挑夫。徐姨容貌平平，体态有些偏胖，肤色黝黑，是那种典型的劳动人民形象。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她竟然也是彭祖清的情人之一。据她说，当初彭祖清辞去中学美术教师的工作自谋出路开了这家画店雇其当女佣的一周之后，两人就上了床。
那么，她跟彭祖清是否发生过矛盾呢？徐姨摇头。那么其夫呢？徐姨说一直到现在，她丈夫也不知道这事，甚至连彭祖清出事被捕被判死刑，到后来未执行死刑却又被人干掉的事也不清楚。侦查员此刻就像新闻记者采访那样，唯恐“天下不乱”，听说徐姨夫妇未跟彭祖清有过矛盾，就寻思没戏了。哪知再往下谈时，徐姨无意中的一句话使他们产生了兴趣，这句话是：“今年6月底的二天，就是彭先生被政府抓进去前大约半个月，彭先生从外面回到店里时，神色有些慌，一直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头发也有些乱，身上衣服还沾了泥沙。”
侦查员一听，这时间跟陆锦仁所说的收到借款电报的事相吻合，马上打听详情，但徐姨却无甚可以提供。那就试着启发吧，黄金道问了问那个情节发生前后的情况。徐姨说这件事过后两天，彭先生曾让她前往城南区排风街的“大鹏旅馆”送过一封信，是交给那个老板娘的。这样，调查的触角就理所当然地伸向“大鹏旅馆”了。先通过城南公安分局对该旅社及其老板夫妇进行外围暗查，了解到以下情况——
“大鹏旅馆”于1938年12月开张，是一幢三层楼房，共二十四个房间七十来张床位，这在当时的长沙已经算是有点儿规模的旅馆了。老板颜必开是湖南临湘人，今年五十六岁；是—个体态偏瘦其貌不扬的精干小老头儿，据说会武术。没人知晓他来长沙开旅馆前是干什么营生的，他自己也从未对人说起过。老板娘复姓完颜，名彩珠，苏州人，四十挂零，据说年轻时颇有姿色，即使现在还是风韵犹存。她是颜必开筹建“大鹏旅馆”伊始嫁给这个比自己年长十六岁的男子的。
专案组根据上述隋况进行了讨论，对于颜老板的历史情况产生了疑问；另外对颇有姿色的完颜彩珠当初何以肯嫁给比她大十六岁且其貌不扬的颜必开也有些难以理解。任桂福说他有一种预感：这个颜老板的身世可能有问题，其历史上很有可能是犯过什么大事儿的；至于那个完颜老板娘，估计历史问题是没有的，但是由于其风韵犹存，跟彭祖清有一腿也难说。
次日，四名侦查员前往“大鹏旅馆”。进门一看，涨台——就是现在所说的“服务台”——里坐着一个打扮时髦的妖艳女子，看上去不过三十出头，侦查员不禁暗叹完颜老板娘驻颜有术。完颜彩珠初时以为来了客人，满脸笑容地站起来迎客，忽然发现这四位都是空着手没行李的，脸上的笑容就不见了，正待开口发问，打头的古克山已经秋风黑脸地沉声喝问：“颜老板在吗？”
“哦，老板不在，他出去了，您几位……”
古克山道：“我们是公安局的！老板不在，找你这个老板娘一样的！”
那当儿警察办案还没有亮证件的习惯，自报家门就是了。没想到古克山这么一说，完颜彩珠竟然大惊失色，语不连贯：“你们……找……找我干啥？我……我……我又没犯啥事儿！”
这句话对于侦查员来说，背后就透出了另一层意思：完颜彩珠本人没事，可是她的丈夫颜必开是有事儿的，而且，丈夫的事儿妻子是知晓的！，那就行了，既然你知晓，不找你还找谁？当下，任桂福就命令仇一铁、黄金道守住账台，严禁人员进出，他和古克山就地讯问完颜彩珠，获得了以下情况——
今年春上，“大鹏旅馆”接待了一对来自江南的中年夫妻，那是彭祖清无锡老家的亲戚。这对夫妇的入住登记手续是彭祖清在客人抵达长沙前一日来旅馆办理的，接待他的正是老板娘完颜彩珠。论年岁，完颜彩珠要比彭祖清大七岁，可是她显得年轻，而彭祖清又是—个“有淫无类”的主儿，因此，两人见面伊始就有些眉来眼去暗送秋波的意思。要说完颜彩珠的身世，不幸中还真有些不大光彩——她是十六岁上被人贩子卖入妓院的。直到1938年二十八岁时方被“大鹏旅馆”的老板颜必开赎身娶回了家。十二年的妓女生涯，使完颜彩珠形成了对男女间的事情与常人两样的观念。这样一个女人，遇上淫荡成性的彭祖清，就有点儿干柴烈火的意境了。如此，待三天后彭祖清的亲戚离开长沙，彭祖清来旅社结账时，完颜彩珠就有意要跟其建立联系了。那天虽然是老板颜必开接待的彭祖清，但完颜彩珠还是瞅了一个机会把一张小纸条塞到了他的手里。纸条上写的是：五天后，半夜十二时请过来，从后门进。
五天后是1950年4月22日，完颜彩珠的丈夫颜必开每年这天必去寺庙进香，为表虔诚，是要住在庙宇里的。完颜彩珠选准了这天，寻思必成好事儿。对于彭祖清来说，也正是求之不得，于是，那个销魂春夜就是他迈向死亡的开始。可以说，即使彭祖清的特务身份没有暴露，没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他后来也会死在颜老板手里。
从此，这对男女就悄然开始了交往。两人幽会的次数不算频繁，每月也就两三次，都是趁颜必开有事外出时在旅社进行的，白天晚上没有定规。这样过了两个月，到了1950年6月26日那天，出事了！那天上午，完颜彩珠骑了自行车去画店，佯装顾客入内去转了转，跟彭祖清通了—个信息：下午两点去旅社。
这天，颜必开中午有饭局，别人请他。颜老板是个大方的人，他说人家请我喝酒，我不能吃白食，吃过饭后就请人家喝茶。完颜彩珠听着，寻思饭局加茶局，等结束后回到家里只怕天都快黑了，于是就决定约会。
当天下午，彭祖清如约而至。两人去了三楼的一间空客房，不想这天颜老板的茶局没有约成，人家另有事儿急着要去处理，就婉言谢绝了，于是他提前回到了旅社。颜老板不知妻子红杏出墙，但回来见完颜彩珠没在账台待着，就问店员是怎么回事。店员对于老板娘的行径有所察觉，但因为完颜彩珠平时经常施以小恩小惠，也就有意包庇，推说老板娘出去买东西了。颜老板于是就坐进了账台，吩咐沏茶、送上水烟筒。店员见这架势似是要待下去，就有点儿慌了，生怕一会儿老板娘下楼被他撞见。老板不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主儿，到那时定会责怪店员谎报而大发雷霆。于是，就悄悄让一个学徒去三楼密报完颜彩珠。
完颜彩珠闻知情况有变，丈夫镇守账台，那是下楼的必经之路。而且他有着一份好记性，对于每个住店的旅客都是过目不忘，稍稍扫一眼就记住了。彭祖清这张陌生脸孔是蒙不住他的，届时必会生疑，只要一追问就坏事了。至于她自己，倒还没事儿，只要没有彭祖清，她谎称头晕上楼睡了会儿之类也就混过去了。当然。为使店员不被老板斥责，她还可以说自己是对人家说过要出去买东西的。
可问题是有彭祖清这个人在，那就惹麻烦了。让他待下去吧，一会儿五点钟到了颜老板要上楼逐个房间查看的，这是他多年以来的规矩，一看彭祖清这张陌生脸孔，那就要出事了。让彭祖清硬着头皮下楼开溜吧，不管走前门后门，都是要经过账台的，还是逃不过颜老板的盘查。完颜彩珠感到左右为难，于是就征求彭祖清的意见。彭祖清说既然这样，那我就作第三个选择吧——悬楼下到后院，爬墙出去就是了。完颜彩珠想想也只有这样了，于是就去卫生间找了截用来晾衣服的绳子，帮情夫从窗口攀爬下去。
本来这件事也就这样糊弄过去了，谁知合该有事——彭祖清安全下到地面，穿过后院爬墙而出时。颜老板正好去后院上茅房，一眼就看见了刚爬上墙头的奸夫，而完颜彩珠正倚着三楼窗口心急火燎地往上收绳子哩，于是就明白了。前面说过，颜必开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当下就地取材，这根绳子就绑住了妻子，绑还不算，还吊了起来用鞭子抽。完颜彩珠哪里经受过这等待遇？几鞭子一抽就把与彭祖清通奸的全过程一五一十招供了。
颜必开这个人有个特点，越是愤怒越是冷静，冷静得使人觉得比大发雷霆还要可怕。当下，他冷笑数声：“呵呵——好得很！这姓彭的，我记下你了！”
完颜彩珠是知道丈夫脾性的、当下见状就意识到彭祖清没啥好果子吃了，弄得不好，丢了性命也难说呢。于是，她就忍着伤痛偷偷写了一封信，自己这段日子肯定是被管制分子没法出门了，就偷偷给了学徒小丁子一点儿零钱，央求其给彭祖清送去。彭祖清收到信后，寻思自己交了这么些年头的桃花运一直没出过事，这次还真是倒了大霉了。他意识到这件事发生在当今，并非旧社会，没人能替他遮掩了。当然，他作为“地下军大队长”，手下还是有几个虾米部属的，还有武器，只要下一道密令，就能送颜必开见阎王。可是，这样做公安局肯定要调查，而且一查就会查到他头上来，那事儿就闹大了。所以。动武是不行的，那就只好另觅他法。
彭祖清想到颜必开是生意人，生意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字：钱！给他些钱钞吧，破财消灾算了。于是，彭祖清就写了一封信，差徐姨送去交完颜彩珠，再转给颜必开。徐姨完成了使命，把信送到了，也捎回了完颜彩珠答应周旋的回条。彭祖清于是立刻筹措钱钞，这就有了给汉口的妻弟陆锦仁发电报借款之事。
可是，完颜彩珠那边之后就没有下文了。彭祖清意识到颜必开对于那顶绿帽子看得很重，不肯原谅，这样，他就又发了份电报给妻弟说放弃借款。往下如何料理？只好另外设法了。
7月2日，完颜彩珠接到彭祖清从邮电局(画店无电话)打往旅社的电话，与其商量如何解决这事，通了十来分钟电话，还没说出个主意来，颜必开出现了，完颜彩珠慌忙挂断了电话。
完颜彩珠心里惦念着这件事，之后就想跟彭祖清取得联系，当面商量。可是，还没找到机会，就传来了彭祖清被捕的消息。那还是颜必开告诉她的，颜必开不知从哪里听说的传言，称彭祖清—伙罪大恶极，依人民政府惩办反革命的规矩估计难逃一死。颜必开为此高兴异常，置酒相庆，说他正盘算着如何弄死彭祖清以报“绿帽子之仇”，人民政府倒先下手了，那好啊，也省得劳动他这把老骨头啦。
之后，颜必开就一直等待着彭祖清—伙判刑。11月15日，不知他从哪里打听到的消息，说明天政府要举行公审大会，听说要干掉几十个反革命分子，料想彭祖清这厮劫数难逃，就让完颜彩珠跟他—起去刑场等着看彭祖清的下场。完颜彩珠哪有这份心思？但她不敢违拗丈夫，只好于次日随颜必开前往湘江畔的刑场。执行枪决时，发生了意外一幕。她瞅见颜必开脸色一变，不知嘟哝了一声什么，然后抽身退出人群，不知去向。当晚，颜必开一宿未归，直到次日上午七点多才一脸疲惫地返回。至于颜必开去了哪里，是不是杀死了彭祖清，完颜彩珠就不清楚了。
完颜彩珠刚说完，涉嫌杀人的颜老板从外面回来了。不难想象，正好撞在侦查员手里。专案组四位是来调查而不是捕人的，手枪都佩着，手铐却没带，就用绳子将其绑上。然后就是搜查，把凡是属于他的布鞋都拿走了。经技术人员鉴定，留在医院现场的脚印与其中一双布鞋完全吻合，其指纹与死者胸口那把匕首柄上遗留的指纹也相符。于是，就确认颜必开确实是杀死彭祖清的凶手。
巧的是，专案组还没来得及对颜必开进行讯问，市局秘书室意外收到了一份由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转来的在押人犯的检举材料，举报长沙“大鹏旅馆”老板颜必开真名张炯，系二三十年代活跃在洞庭湖上的著名湖匪“一刀切”！这样，对颜必开的讯问就顺利多了。
颜必开原名张炯，湖南常德人氏，曾在旧军阀部队担任连长。1925年因与上司发生矛盾，一次酒后激烈争执中拔枪打死了营长、副团长，遂逃离军队，在洞庭湖落草为匪。因其有着正规军人的军事技能和一定的指挥能力，渐渐坐大，手下聚起了百来名土匪，成为洞庭湖上有名的匪帮。抗战爆发后，匪帮内部发生火并，张炯处于弱势，遂卷了部分赃款流落江湖。1938年12月，张炯化名颜必开定居长沙，娶从良妓女完颜彩珠为妻，用赃款盘下一家旅馆，易名“大鹏旅馆”。
婚后，颜必开对完颜彩珠的以往并不计较，但完颜氏系风尘女出身，担心其难耐寂寞，旧病复发，故对其防范甚严。多年来，正是由于这种防范，完颜彩珠才没有红杏出墙。新中国成立后，颜必开觉得新政府管理下的长沙社会风气日趋正派，妓院取缔，妓女成了良家妇女，寻思完颜彩珠也该改变了，再说年龄也已步入中年了，所以渐渐放松了对她的管束。哪知这妇人水性杨花的心思不死，跟彭祖清勾搭上了。对于颜必开来说，戴绿帽子乃是最不能容忍之事，倒霉摊上此事，想来想去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只有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方能解心头之恨。因此，当彭祖清要求破财消灾时，他断然拒绝，必欲让彭祖清血溅五步。可是，颜必开还没来得及动手，彭祖清已经东窗事发被政府拿下了。人们议论纷纷，都说看来彭祖清小命难保，颜必开大觉快慰。
哪知就在行刑前，彭祖清忽然大喊着什么，然后就保住了性命。颜必开非常失望，他骑上自行车一路跟踪载着彭祖清的马车一直到部队医院。想来想去觉得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决定手刃了这厮。凶杀案就这样发生了。
四、“藏宝”之谜
至此，这起故意杀人案的侦查工作画上了句号。这天是1950年12月3日，屈指算来，专案组对该命案的侦查一共花了十八天时间。
可是，事情并没有完，还有跟死者相关的另一桩内容哩——彭祖清临刑前大喊的“检举”又是怎么回事呢？因此，12月4日，领导把专案组四名侦查员请到办公室去，先是表扬了一番，每人犒劳了一盒香烟，然后说专案组暂不解散，你们几个接着要查清这个死囚想检举何人。查清楚真相后，我给你们—并庆功。那时就不是一盒香烟了，我请你们下馆子海吃一顿！
这样，任桂福一干人就又有了一桩新活儿。这桩活儿领导似乎没那份急迫感，专案组四个侦查员也就可以从容些许。当晚，他们自己凑了点儿小钱儿去一家小面馆吃了一顿，除了面条，还点了猪头肉、卤鸡爪、花生米、豆腐干之类的凉菜和一斤散装白酒。尽管事先说好轻松轻松不谈工作，但一杯酒下肚，还是自然而然地把话题扯到了下一桩活儿上。所以，这顿小酒其实也是新案子的首次案情分析会。不过，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收获的分析会。
四人先对彭祖清临刑前叫喊“检举”的动机进行分析：在死囚中，上刑场时吓得屁滚尿流、大呼冤枉或者神志失常的现象是有的，可是叫“检举”的却只是偶尔发生。长沙去年处决一批死囚时，曾有死囚大叫“检举”，当时是枪下留人了，可是那厮却无甚内容可以检举，胡言乱语了一番，调查下来都是假的。一周后，军管会下令处决。因为枪毙的就他一个，所以也就不特地为他开公审大会了，甚至刑场就临时设在看守所后面的池塘畔。拉出去崩了就是。那是一个历史上有反革命罪行的恶霸，被枪毙前他竟然对执行人员说：“我总算多活了八天。”
那么，眼前这个死囚彭祖清是否也是这样一个家伙呢？侦查员议来议去，觉得很难确定，因为无论是与否，都缺乏依据。任桂福说：“既然议不清楚，那就只好按照‘否’来对待了，因为毕竟他除了叫嚷‘检举’外，还说了要检举的对象——一个名叫‘尚保’的人。我估摸上级领导也是这样考虑的。”
这样，专案组的面前就出现了一道名唤“尚保”的迷宫之门，这道门只能用钥匙来打开，不能用诸如强砸之类的方式去对付。可钥匙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而且几无分析的基础。
那时候夜生活贫乏，四人议到这当儿时，酒菜已经解决，小面馆的顾客早已走光，就剩他们四位了。四位的酒量都差，合喝一斤已经头重脚轻了，任桂福说今晚就各自安歇吧，明日再接着商议。
第二天，12月5日，专案组讨论了一天，终于理顺了思路，找到了调查方向，制订了调查方案。侦查员认为，既然立足于认同彭祖清临刑前确有情况要检举，那就按照确有“尚保”这个对象来调查。以此角度进行分析，大致上可以推断“尚保”应该是敌特条线的主儿，而且可能是彭祖清以前的“中统”同事。所以，应该从彭祖清以前的“中统”历史上进行调查。怎样调查？无非是查其档案、查其在“中统”包括上下线在内的同僚、查其从事特务生涯的历史，从中找出一个名叫“尚保”的对象来。
这一查，一直折腾到12月30日。可以说，这时专案组四位兄弟对于彭祖清的历史情况、社会关系等等方面的了解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之前负责审理彭祖清潜伏特务案的承办员了。可是，查来查去，彭祖清的历史上就是没有一个名叫“尚保”的交往对象。累得人仰马翻的专案组意识到这件事黄了，任桂福向领导一汇报。领导说马上要过阳历年了，你们先休息吧，过了元旦再研究。
1951年1月2日上午，专案组开会，原已经做好，了耗一整天也没个新思路的思想准备，哪知才议了半个小时。侦查员黄金道忽然提出一个观点：我们对“尚保”两个字的发音是否领悟得准确？会不会彭祖清要表达的是另一个意思，而我们从公安大队小薛等人的书面材料里看到“尚保”两字，就先入为主了？这个观点引起了其他三个侦查员的重视，讨论下来，认为这或许是一个新思路。于是，组长任桂福决定马上投入新的调查。
新的调查分两路同时进行，一路去向彭祖清的家属调查其平时的口音和语言习惯；另一路则前往公安大队找小薛、小王等人核实彭祖清在刑场上到底喊的是什么。
彭祖清的妻子陆锦花是长沙县人，她说，其夫在长沙已经生活了多年，能够说当地话，不过很多发音都带有明显的江南话余韵；而在紧急情况下，他脱口而出的话基本就是他的无锡家乡话了。陆锦花为表示自己所说并非虚言，甚至当场说了几句无锡话，说这就是她丈夫平时经常脱口而出的家乡话。
另一路侦查员收获更大。侦查员古克山问小王：“你是南京人，听得懂彭祖清的话，你说他当时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说的是不是他的无锡家乡话？”
小王点头：“是的。”想了想又补充，“应该说，他刚开口喊的‘检举’是带着江南口音的长沙话，后来的‘立功’和‘尚保’就完全是无锡话了。”
“你认为‘尚保’是什么意思？”
“好像是哪个人的名字吧，百家姓中是有‘尚’这个姓的呀。”
“这两个字在无锡话里的读音，除了名字，还可以是其他什么意思？”
小王试着默念了一下，说：“好像还可以理解为‘藏宝’。”
一语提醒了侦查员：对啊！会不会彭祖清要检举(也可以理解为“反映”或“提供线索”之类，生死关头慌不择言词不达意也是正常的)与“藏宝”相关的情况啊？
专案组对此自是甚为重视且慎重，于是又去找了无锡、苏州人各一名，请他们对“尚保”、“藏宝”的读音予以甄别，最终确定：如果彭祖清当时所言的那两个字并非“尚保”，那就只有理解为“藏宝”了。大家认为，既然之前对“尚保”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调查无果，那眼下只能认为“尚保”之人名并不存在，所以，就得往“藏宝”上面靠了。任桂福向领导汇报后，领导表示支持他们的想法，指示说那就按照“藏宝”的思路调整调查方向吧。
1951年1月4日，专案组开会专门讨论关于“藏宝”的问题。侦查员立足于假定彭祖清确实是要检举“藏宝”之事，对这个死囚未能吐露的秘密进行了分析。一般说来，“藏宝”无非是属于两种情形中的一种：自己秘藏的财宝和他人秘藏的财宝，自己的可能还包括其家庭、家族、亲戚，他人的则应包括亲朋好友或者某个机构比如特务组织等等。应该说，像彭祖清这样的文化水平，被捕前因为是潜伏特务，所以对人民政府的政策、法规是有所了解的，这两种因素加起来，“藏宝”如果是属于他自己个人或者小家庭的，应该不会用“检举”这个词汇，而应该用“坦白”或“交代”，可是，他却真真切切地说了“检举”二字，因此专案组估计他所说的“藏宝”应该不是属于他自己的。
这样，就应该考虑从上述两大类情形中将“自己”与“家庭”这两种剔除。剩下的那数种情形，就需要进行调查了。专案组把调查范围排了排，发现工作量颇大，光是地点就有无锡、镇江(彭祖清曾就读的“江苏私立美术专科学校”所在地，民国时的江苏省城)、上海和长沙，这还不包括彭祖清的卷宗中没有列人的曾经出过公差的几处地方。至于调查时所要我的对象，那就更多了。这样的调查，以那时警方的经济状况而言，侦查员即使再节省出差费用也负担不起。因此，专案组需要专门写一份报告，送往局长案头，由程萍局长亲自批准后方可实施。
程萍局长批准了这个调查方案，说财政上对专案组的开支可以实报实销，只是人力上大方不起来，“镇反”运动正在进一步铺开，警力捉襟见肘，专案组同志只好多多辛苦了。
于是，调查分两路进行，一路是组长任桂福留在长沙单枪匹马就地调查，那时对于调查人员的人数没有具体规定，如果警力足够，通常都会安排两人以上一路，但在如眼前这种警力缺乏的情况下，一个人调查也是有的，所获取的证据在法律上同样有效。另一路是侦查员古克山、仇一铁、黄金道，他们离开长沙后前往武汉，搭乘长江客轮顺江而下，到镇江上岸后开始调查，然后走陆路由无锡去上海，在上海调查结束后乘轮船到武汉，走陆路返湘。
这两路调查，工作量都非常大。因为之前彭祖清的卷宗中的内容只是与特务案有关的，无关的内容侦查人员即使在调查中接触到，也不会载入案卷；而后来专案组为查摸“尚保”线索所进行的调查中，也是有的放矢，盯着“尚保”查，对于其他信息并不在意，当然也不会记录在案。而现在的调查虽然与“尚保”有联系，但要比“尚保”更广泛，无论是时间，还是人物，以及彭祖清就读的社初中和美专，供职过的报馆、“兴亚院”、“中统局”，执教过的学校以及经营的私人画店等等，都得——查到。说得夸张点儿。相当于把彭祖清的个人经历从童年到死亡这三十多年一五一十梳理一遍，专案组为此付出的艰辛可见一斑。
对于“藏宝”线索的调查，这里分别道来。先说长沙任桂福这一路——
自从1月5日启动“藏宝”调查以后，专案组长任桂福的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虽说当时的长沙没有如今这么大，但也有八个区。虽然市局给专案组配备了一辆除了铃儿不响其他部件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可是整天奔东跑西得费多大劲？更要命的是，白天进行自行车运动，晚上的睡眠时间还不多，满打满算也就半宿——午夜之前得整理白天的调查材料。如此一个星期折腾下来，即使年轻体健也没用。1月13日，任桂福早晨醒来头痛欲裂，去医务室一量体温，高烧三十九度。医生给他开了病假条，还通知伙房给供应病号饭。那时烧发得再高也是看作小毛病的，一般就是吃点儿退烧药，没有吊针一说。任桂福吃了医生开的退烧药后睡了一觉，醒来已是下午两点多。烧好像退了，头也不痛了，只是身子却似乎越发疲软，懒洋洋地躺在床上不想起来，不过思维还是自然而然地往案子上去想。想了一会儿，他忽然想起前些日子去城南分局看守所提审一名人犯向其调查关于“尚保”之事时，对方说过他以前曾和彭祖清共过一段事，同为“中统”湘站的情报特务，还去湘西出过差什么的。当时，任桂福因为是盯着“尚保”这一主题调查，所以其他内容就忽略了，也没往下问问彭祖清曾经跟对方说过些什么。眼下，要调查“藏宝”，是否有必要再去找这主儿了解一番呢？想来想去，寻思还是去一趟的好。于是就起了床，去伙房请炊事员下了碗面条吃了，强撑着骑着那辆破车前往城南分局看守所。
此刻任桂福要提审的这个人犯，姓步名俊超，湖南吉首人氏，三十七岁。步俊超原是长沙县的一个国民党税务人员，抗战爆发时作为一名热血青年，响应国民党政府的号召，毅然辞职要求参军入伍去前线杀鬼子。长沙市里的征兵处收下了他，不过没给他发军装。而是被“中统”物色去了。步俊超接受半年训练后，就作为一名情报特工，先去已被日寇占领了的北方地区活动了一段时间，后来调回长沙，上峰将其留在“中统”湘站做财务丁作。对外身份是“鑫泰碾米厂”的账房先生。“鑫泰碾米厂”是步俊超的姐夫开的，步俊超与姐夫悄悄勾结起来，把“中统”湘站账面上的钞票偷偷划到“鑫泰碾米厂”的账上，趁市面上稻谷廉价时囤积，待米价上涨时高价抛售，从中赚取差价。这种手脚偶尔做做还行，经常做那就难免翻船。1945年初，步俊超做的手脚终于败露，“中统”湘站当即决定严惩。那时长沙已经沦陷，“中统”湘站处于“地下工作”期间，严惩也就是密裁了。幸亏湘站派出执行密裁任务的行动特工是步俊超的朋友，当年一起作为热血青年，同被“中统”选调去特训班接受训练的，当下故意磨磨蹭蹭不下手，同时让老婆向步俊超急报消息。步俊超吓出一身冷汗，与姐夫商量对策，最后由姐夫托了当地一位社会名流出面去向湘站头目求情，不但退出全部赃款，还另外“乐输”黄金二十两给湘站，这才免死。那二十两黄金。自然进了特务头子的腰包。
事后，湘站对步俊超的信任度自然大大下降，财务当然不能再让他沾边了，但也不能将其开革，因为处于“地下”环境中，开革后步俊超就可能走向敌对阵营，出卖组织，给“中统”造成损失。因此，湘站就把步俊超派往未沦陷的湘西地区先待一段时间再说。组织上对步俊超是很不放心的，考虑得派人将其“陪送”过去。正好这时学校期末考试结束，教美术的彭祖清没甚事儿要做，湘站就指派他“陪送”步俊超去湘西。
上峰向彭祖清交代使命时是说清楚了的：授你“见机行事”之权，途中如发现步俊超有不轨之图，随时可以将其密裁。彭祖清当然没向步俊超透露这道命令，但步俊超既然是一名干了数年的情报特工，自然意识到彭祖清的“陪送”意味着什么，所以一路上对彭祖清甚是小心，事事当先操持，把自己当成彭祖清的勤务兵；而且明明上峰是发给旅费了的，他都交给彭祖清不让动用，而宁愿自己掏钱花销。这些，再加上两人一路攀谈下来，无意间发现原来他们竟然还搭得上些许亲戚关系：彭祖清的妻子陆锦花，是步俊超已病亡的前妻的姨表妹。如此，两人就成了一对无话不说的哥们儿。
那么，在长达二十多天的旅行中，彭祖清是否跟步俊超谈到过关于“藏宝”的话题呢？此刻任桂福去城南分局提审步俊超就是要了解这一点。
步俊超那次去了湘西没多久，日本就投降了。他在那里正好生了一场大病，也就没人来搭理他。待到半年多后自己返回长沙时，原湘站的那些头头脑脑早就离开长沙“还都”南京去争权夺利了。这样，步俊超就算是脱离了“中统”。这段历史，步俊超在长沙一解放军管会张贴布告让曾参加过反动政权党政军警特等的人员前往登记伊始，就主动去分局登记了。当时分局让他回去，还在“鑫泰碾米厂”工作。“镇反”开始后，公安局翻查当初的登记材料时想到他这个“中统”老特务，就把他逮进去审查。步俊超的历史情况比较清楚，所以几次讯问后也就没人来搭理他了。他处于等待处理的阶段，因为这段日子不断有囚犯上刑场，所以今天看守员传唤他出监房时，他颇有些紧张，待到押出来见到了任桂福，认出是上次曾来找其外调的侦查员，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步俊超向任桂福请教：像他这样的历史罪行，会不会判死刑？
任桂福说什么样的罪行判死刑政府是有规定的。我听下来，似乎你罪不该死。当然，你如果有立功表现，那就不但不会被判死刑，连有期徒刑也不判直接放了也有可能啊！于是，就顺理成章地说到了关于彭祖清与其接触期间的谈话内容，让步俊超回忆彭祖清当时是否曾经说到过类似“藏宝”的字眼儿。步俊超听说如果他提供的情况对于政府查案子有帮助，就算是立功行为，顿时来劲。当下.就一边回忆一边陈述，终于回忆到了似与“藏宝”相关的线索——
1945年清明节，彭祖清“陪送”步俊超抵达湘西吉首，那是步俊超的老家，也是他们此行的终点站。当时“中统”湘站在湘西设立有—个湘站湘西室，步俊超就是向这个机关报到的。当天下午两点多，两人前往湘西室办理手续，彭祖清是销差，步俊超是报到。当晚，湘西室请两人下馆子。那时，吉首还没有著名的酒鬼酒，不过湘西自古就有“醉乡”之称，那条横穿全境的被湘西人视为母亲河的酉河，被当地人称为“酒河”。因此，当时吉首酿造的烈酒已经颇有名气。据步俊超说，他和彭祖清的酒量都还算不错；在长沙喝白酒通常是一斤的量，抵达吉首那天的晚餐席上只不过喝了十一二两(十六两老秤)就已经觉得不胜酒力了。两人回到下榻的客栈后，沏了一壶茶，边喝边胡磕牙瞎聊天。因为次日要分别了，又喝了这么些酒，话就多而直率。两人说到了抗战，盼望尽快结束，好脱离“团体”过一份自由日子。步俊超记得彭祖清说过他早就想离开“中统”了，只是上峰不准。
步俊超当时说，离开“团体”后就少了一份收入，只怕以后的日子过得不如现在这样滋润哩。彭祖清听了连声冷笑，说老兄你可能是这样，这个问题对于我而言就并非如此了。步俊超就问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你那份教书匠职业能挣大钱发大财？彭祖清说我当教书匠自然发不了大财，不过不瞒老兄你说，我手里有点儿好东西，或者说是宝货，拿点儿出来一变卖就够我花一辈子了！步俊超已经忘记自己当时是怎么说的了，反正两人说着说着就不知下文了。次日醒来，都是和衣而卧，昨晚说了些什么都忘记了。
彭祖清离开吉首好几天后，步俊超才依稀想起清明那天晚上两人的谈话内容，头脑里也闪现过彭祖清所说的他手头有“宝货”的话头，不过可能由于酒醉之故，似乎并不真切，所以也就没当回事。后来，他回到长沙，直到长沙解放，几年间跟彭祖清见过数次面，也曾一起吃过饭喝过酒，了解到彭祖清还是过着原来那种日子，教书匠不做了，自己开了个画店，属于小本经营，就断定这主儿即使那晚真说了那话头，也是吹牛。
步俊超关于彭祖清的这段往事的陈述，并未使任桂福特别感兴趣，毕竟步俊超自己也不敢肯定这百分之百出自彭祖清之口而并非是他的梦境，尽管其内容似乎跟“藏宝”有关系。这样，在耗费了若干时间后，任桂福又踩着破车返回城东分局专案组驻地。不过，经这一折腾，人倒是觉得清爽了些，烧也彻底退了。闲着也是闲着，就翻卷宗。翻阅到彭祖清在关押期间写的“亲笔自传”，发现其中对1945年清明前后“陪送”步俊超去湘西吉首之事竟然只字未提，于是顿生疑窦，暗忖难道清明节之夜这家伙跟步俊超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事后，彭祖清跟步俊超一样也回忆起了这段情节，意识到自己酒后失言，于是就故意在“自传”里把“陪送”之事一并抹去，省得让公安局发现其特务同僚中还有一个叫步俊超的，从而发现这个秘密？
任桂福于是决定对此事进行调查。可是。折腾了三四天，竟然连门儿也没找到——无论是敌特档案还是被捕在押的“中统”特务的口供笔录，都没有关于步俊超被发配湘西的记录。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当然就更谈不上知晓彭祖清、步俊超两人清明之夜在吉首客栈的谈话内容了。后来分析，此系步俊超为邀功而虚构的内容。
任桂福觉得自己简直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就在这时，前往江南调查的古克山三人联名发来了一份加急电报……
五、一无所获的江南之行
古克山、仇一铁、黄金道前往江南侦查的第一站是镇江，那是彭祖清当年离开老家无锡踏上社会的第一站，他在这座当时的江苏省会城市上过三年私立美专。侦查员此去要调查的是彭祖清在镇江求学时，是否跟同学或者其他熟人聊起过关于“藏宝”的内容。
三人到了镇江一打听。那所私立美专早在抗战爆发后的次年就关门打烊了。那么是否留有以前的师生档案或姓名住址之类的呢？侦查员通过教育界的老人打听到了校长李嘉良的住址，说是在金山寺附近的一条巷子里。一路问过去，巷子是有的，李府也是有的，不过李嘉良已去世多年，他家里并无当年美专的资料。侦查员脑子活络，失望之后随即想到一点：老校长去世时，总有以前的学生前来吊唁吧，他们留有地址吗？一问，吊唁名册是有的，不过名册上按例是只留姓名不写住址的。但侦查员对此已经很满足了，有姓名总比什么都没有强。于是就把名册上学生的姓名抄了下来，拿到公安局求助。在当地公安局的帮助下，总算找到了十三个当年的学生，用了一天多时间一一拜访了。最后获得的结果是：美专学生中有彭祖清其人，不过谁也没听他吹嘘过关于“藏宝”的话题。侦查员对此说法的可靠程度基本认同，因为这十三名学生中，有两位当年乃是彭祖清的室友，与彭祖清的接触要比其，他同学多得多，既然连他们也没听说，那说明彭祖清确实没有说过这方面的话题。
于是，古克山三人就去第二站——无锡。在那里，他们似乎撞到了大运！
彭祖清的祖籍并非无锡，而是安徽安庆府，他的祖父名叫刘必庆，当年是习武出身，曾考中过清朝咸丰年间的武举人。武举人如果想进一步发展，要么出钱捐官，要么就继续刻苦习练武功，还得学点儿兵法以备应付笔试，然后奔那三年一趟的武进土考试。刘老爷子当时是怎么想的，已经无法查考了。不过，接下来的事实证明无论他是怎么打算的，都是白打算，因为不久太平军就打到了江苏。刘老爷子不知是被迫的呢还是自觉自愿的，反正就成了忠王李秀成麾下的一名军官。后来，太平天国烟消云散，刘老爷子潜逃江湖，几经辗转，最后改名换姓隐居于太湖中的一个无名小岛上。从这时起，刘必庆就成了彭明德，待风声平息后迁居无锡城内，创业置房，娶妻生子，往下就有了彭祖清的老爸彭晰怡和刘姓改彭姓后的第三代、后来的“中统”特务彭祖清。
据侦查员接触到的一些与彭家为邻的老人说，以前坊间有传说，称彭家那武举人老爷子当年干“长毛”败逃太湖时，曾携有财宝数箱，其价值难以估计。尽管侦查员觉得这似与“藏宝”话题有涉，可毕竟是传说，而他们大老远从湖南赶到江苏，并非为收集民间传说，而是调查确凿的证据。
于是再往下访查，总算查到了一丝像样的线索。前面说过，彭祖清的老爸原是开棉布店的，后来与人合资发展成了一家棉纺厂，纱厂开张时还联系当地报馆发了消息。侦查员从图书馆找到了当年刊登消息的那张《太湖时报》，上面赫然刊登着这家名唤“怡理棉纺厂”的私企是彭晰怡与—个名叫宁民焘的人合伙投资开办的。一打听，那个宁民焘已经八十高龄了，尚健在，就住在无锡城里。于是前往拜访，了解当年合伙开厂之事。宁老头儿的说法令侦查员吃了一惊：他竟然分文没出，都是彭老板掏的款子，拉他出面不过是借用其名义，因为宁家跟陈果夫、陈立夫沾着点儿亲戚关系，纱厂有此名头，可免来自四面八方的骚扰。当然，宁民焘的名头也不是白借的，彭老板每月按时向他奉上大洋二百，逢年过节另有孝敬。
这样，彭晰怡的开厂资金来源就成了一个疑问。可是，往下就无法查了：彭老板已经过世，纱厂那个会计科长汪北也在新中国成立前三年病故。除了这二位，纱厂就再也没人能够说得清楚当初的启动资金究竟是怎么来的了。
三名侦查员一番商量后，正准备锲而不舍盯着这个方向继续调查，派出所民警向他们提供了另一条线索。这条线索的出现，使古克山三人眼前一亮，但往下调查的结果出现了他们无法拍板定夺的情况。于是只好给专案组长任桂福拍发加急电报。这条线索是——
抗战胜利后次年春，即1946年3月初，彭晰怡因为把抗战初期内迁重庆的纱厂迁归无锡而连日劳累，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而殁。彭晰怡有两个儿子，彭祖清是老二，上面还有老大彭祖福，在南京教书。当下彭祖福急往重庆奔丧并负责料理后事。彭老大在重庆办毕丧事后，随即扶柩回乡，安葬老爸。在长沙的老二彭祖清没有前往重庆奔丧，他直接从长沙返回无锡老家，回家后即负责主持迎灵准备工作。
数日后，彭老大扶枢而归。接下来，奇怪的事情就接连发生了：先是三十六岁、素来体健的彭老大一夜之间暴病而亡。毛病发作时是即送医院的，医生说是突发心脏病，也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心肌梗死。这样，原本为彭老板准备的墓地就得扩大了。彭家是有墓地的，也就不必另行购买，只要请风水先生踏勘一番指点合适的位置就行了。不过，全权负责操办父兄安葬事宜的彭祖清忽然作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回掉了之前老大雇请的和尚、道士和土工，说由其另行安排。彭氏家族上上下下心有异议，一应亲朋好友也都犯了嘀咕，不过若论在这桩事情上的发言权、定夺权，此刻就数彭祖清最大了，所以别人也就作不得声，只有静观其如何作为。
而彭祖清的作为简直令人目瞪口呆。回掉和尚、道土和土工之后，派人购买了大量建筑材料，砖头、石灰、黄沙、纸筋、毛竹、芦席、草包以及当时建筑行业还较少使用的被称为“洋灰”的水泥、钢筋和五百斤糯米，建筑材料是直接用船只运往城外史家湾彭氏墓地的，糯米则送往碾米厂去碾成米粉。亲族们看着于是就议论纷纷，说如此看来，彭祖清是要把父兄的坟墓打造成类似碉堡样的坚固建筑物了。只是，用这等阵势安葬死者，有这样的必要吗？还有，为什么把本地的土工都给回掉了呢？“远来的和尚好念经”，莫非彭老二要从外地请能工巧匠来兴建这项工程？
果然，建筑材料全部运到后的那天晚上，史家湾那边停靠了三条乌篷船，载来了七八个匠人师傅。天明后，他们开始干活了。不是挖土刨坑，而是绕着整个墓地用毛竹、芦席和草包竖起了一道一人半高的临时围墙。这种临时围墙通常用芦席搭建即可，彭祖清设计在芦席内侧再衬以草包，是因为芦席有缝隙，外面紧贴着可以从缝隙中看见里面的景象，衬以草包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此举加上这种特别的设计，顿时让亲友以及外人对彭祖清的这项工程产生了强烈的神秘感。
而彭祖清还在用他的实际行动不断地使这种神秘感发酵。当天，他差彭府佣人老周购买了两盏汽油灯和一些汽油送到基地。老周回来一说，人们便明白匠人师傅要开夜工干活了。修坟墓还要开夜工，那不是民间前所未有之举吗？彭祖清跟着又有了一个前所未有，他让匠人们晚上干活，白天休息。匠人在芦席、草包围就的墓地里干了些什么活？那就谁都不清楚了——包括彭家雇用的职业看坟人曹阿五一家，他们是住在墓地外面的两间草房里的，平时的活儿就是天天去墓地做些维护工作，这几天也用不着他们效劳了，甚至连墓地也不让进。不过并未给曹阿五放假让其歇着，而是奉彭祖清之命绕着墓地外围转悠，不让其他人靠近。
匠人师傅如此神神秘秘地干了三天活，到第四天夜间，彭祖清突然下令：今晚子时安葬父亲、兄长。这时，彭祖清让曹阿五雇的三条木船已经悄然停靠在彭府后门外的河里。一切从简，没有和尚、道士诵经超度，只有亲属啼哭举哀，焚纸送行。船载棺柩沿河出城，抵达史家湾时，墓地上的芦席草包围墙已经拆除，建筑材料也已消失，两个洋灰铺底、青砖砌壁的墓穴已经完成，墓碑也已竖好。连夜落葬，完事后已是天明时分。一干亲属疲惫不堪登船返回时，忽然发现先前还在抬棺入穴、封闭墓门的匠人师傅连同他们的乌篷船已经消失。
丧事就这样办完了，彭祖清次日即与众亲属告别返湘。而一个传说就此诞生，先是在亲属间，后渐渐在坊间传开，说的是彭家祖上有不菲财宝的升级版：父殁之后，彭家老大老二为继承祖传财宝争得不可开交，最后老大不明不白暴死，老二彭祖清得到了全部财宝，以办丧事为名藏于墓地。
坊间传说传到了活跃于太湖地区的盗墓贼耳朵里，他们决定对彭氏墓地下手。1948年仲春，一个风高月黑之夜，四个盗墓贼潜至墓地，却被看坟人曹阿五察觉。曹阿五是猎户出身，当下对准这伙贼人放了一枪。千百粒铁砂打出去，贼人全部受伤，狼狈而逃，从此都有了一张麻子脸。而江湖上也就知晓了曹阿五的厉害，就此镇住了所有想动彭氏墓地脑筋的家伙。
古克山、仇一铁、黄金道三人获得派出所提供的以上线索后。立刻去史家湾察看彭氏墓地，还跟曹阿五谈了话。了解到派出所民警所说的情况基本属实，当年修建彭老爷子和彭老大的坟墓时，曹阿五确实奉彭祖清之命不准任何人进入临时围墙之内，并日夜巡逻，防止闲人窥探。侦查员认为，别的不说，光凭这一点就已经很值得怀疑了，于是就决定循着这条线索往下调查。不过想得容易，做起来却颇有些难度，因为谁也没有亲眼见过彭祖清往墓地埋藏财宝。
三个侦查员反复讨论下来，认为要想解开这个疙瘩，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挖开坟墓看个究竟；二是寻找当年施工的匠人调查。挖墓乃是彻底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只要挖开坟墓，是否埋藏着财宝，可以一目了然。而如果选择第二种方式的话，难度既大，这条路是否走得通也还是一个问题。因此，古克山三人倾向于掘墓，但涉及经费等问题，他们拍不了板，得由专案组长任桂福定夺。所以，他们就联名往长沙拍了一封电报。
任桂福接到电报后，由于不知古克山他们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于是就回电询问，本来这些情况直接通话就能说得清楚，可那时候长途电话没有如今这等畅通，花上半天一天时间好不容易接通了，没准儿刚说上两句话就掉线了。所以双方只能用电报沟通，三百元(旧币)一个字，标点也算，古克山三人在无锡那边一边起草一边心痛不已。任桂福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后，立马动身。
1月20日晚，任桂福抵达无锡。与古克山三人会合后，听他们当面汇报了情况，然后连夜商量往下应该怎么办。议来议去，最后还是依着任桂福的意见办：暂不考虑掘墓，而是寻找当年修造坟墓的那几个匠人进行调查。
1月22日，专案组径奔史家湾找看坟人曹阿五。那时候已经土改，寸土全无的曹阿五分到了土地，心里正感激共产党，所以非常乐意配合专案组查案。经其回忆。侦查员获取了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当年来的那几个匠人师傅，说一口绍兴话，加上只有绍兴才有的乌篷船，可以肯定他们来自绍兴。那么，彭祖清是怎么跟绍兴匠人联系上的呢？他远在湖南，跟绍兴离得很远哩！这个，曹阿五就说不上来了，不过他有建议：你们可以去无锡城里向荐头店问问看。
荐头店就是如今的职业介绍所，向社会各界提供有偿服务，可以为顾客介绍各种需要的职业线索。侦查员用了半天时间，跑到第四家荐头店的时候终于查知，彭祖清通过这家名唤“四海荐头店”的单门面小店找到了浙江绍兴上虞的匠人师傅。荐头店还保存着五年前的账单，上面有那伙匠人的领头吴世大的地址，此人住上虞县汤浦乡下一个叫作“汤家埭”的小村。
往下，就该奔上虞了。侦查员到那里了解下来，得知吴世大已经不住汤家埭了，他因为涉“一贯道”案，已被绍兴公安局拿下。于是，侦查员回过头来奔绍兴，去看守所提审吴世大。如此辛苦奔波，结果却令人失望。据吴世大说，五年前他确实接过一桩这样的活儿，就是彭祖清主持的安葬其父兄的工程。旧社会走村串庄干活儿的匠人师傅被称为“吃百家饭的”。长期的江湖生涯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因此，当他们到了墓地，一看那里堆着的建筑材料，再听彭祖清向他们交代先要在墓地四周用芦席、草包搭建临时围墙时，心里就明白这户东家非同小可，必有丰厚随葬，否则如此防范作甚？吴世大心中暗喜，以为这工程干下来能多挣不少工钱。可是，他空欢喜了一场。待到把围墙搭建好，彭祖清向他们交代施工细节时，他才发现这份活儿除了所用材料考究一些之外，并无其他特别之处。这使他颇为不解！但又不便发问，只有照干。三天活儿干完，材料还剩下不少，彭祖清让供应商来船装走退货了。下葬那晚，还是吴世大一伙儿效的力，他们特地留了心，可是扛在肩膀上的棺材的重量与通常无异，说明里面并未藏着金银财宝。
这下。吴世大一干人就犯了嘀咕，暗忖这个姓彭的东家如此折腾，算是什么名堂呢？按说，工匠是不能向东家当面提出这种问题的，即使工匠提出来了，东家也不可能回答。可是，这回吴世大提出来了，而作为东家的彭祖清竟然也回答了，或者说，是他指定一位发言人代为回答了。吴世大提问题并非出于好奇，而是为了他们一伙工匠的切身利益。本来，荐头店方面联系他们时说好了的，干完活儿，东家将向他们支付工钱一百块银洋。可是，现在活儿结束了，两口棺材也下葬了，彭祖清拿出来给他们的却只有七十块银洋。于是，作为工匠头儿的吴世大要开口请教了：“东家，这是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干完活儿您付给我们一百块银洋的吗？”
彭祖清怎么说呢？他没有回答，指了指一旁的一位穿褐色长衫的老先生：“让马先生给你们解说一下。”
马先生是彭祖清请来的风水先生，头天吴世大他们抵达伊始，就看见老头子在墓地内外转来转去，手里捧着个罗盘，口中念念有词，听不清在嘀咕些什么。之后消失了数日，一直到今晚，又出现在墓地，手里的罗盘换成了一块大大的俄罗斯怀表，时不时看一眼，最后还像发射火箭搞倒计时一般叫喊，让工匠按照他定下的下葬时间准确地将棺材放入墓穴。现在，这老头子操着一口常熟话开腔了。树老根多，人老话多。马先生说了很多，意思可以概括成—句话：计划赶不上变化。
怎么说呢？原来，彭祖清起初是想趁这次机会把自己的寿穴一并修造起来的，之前他已经请了一位无锡当地的风水先生指点了寿穴位置。于是，他就购置一应建筑材料，准备好好完成这项工程。墓地周围用芦席、草包搭建的临时围墙，就是按照那位风水先生的指点实施的；那位先生还问过看坟人曹阿五的生辰八字，掐算出与亡者犯克，故在下葬前不宜进入墓地。
彭祖清雇请吴世大一伙工匠的当天，荐头店主老钱对彭祖清说，常熟马先生是苏南一带最出名的风水先生，看墓穴特别是寿穴极有一套，彭先生您何不请马先生去墓地看看，他这几天正好在无锡盘桓呢。彭祖清于是就请老钱找来了马先生，交谈之下，对对方那套风水学问甚为佩服，于是就请马先生去复核。马先生到史家湾踏勘之下，否定了寿穴位置，并断言这块墓地的风水已经用尽，再葬彭家的任何死者都会对彭氏全族的后代极为不利。彭祖清相信马先生的说法，当场决定取消自己的寿穴计划。
寿穴取消了，而当晚工匠就开进现场开始干活了，彭祖清在安排活儿时只好把三个墓穴改成两个。待到完工结账时，工钱自然也只能打七折，马先生说已经多付给你们三元多大洋了，足见东家宅心仁厚。吴世大等一干工匠听了，寻思既然马先生这样说，那就认了吧。马先生的名头在苏南地区实在太大了，寻常土工都不敢得罪他，否则他只消在替东家看风水时说一句“不宜请东南方向籍贯的工匠施工”(绍兴在无锡的东南方)，那他们就甭想在这一带揽活儿了。倒是彭祖清于心不忍，又掏出了十枚银洋算是额外奖赏。吴世大等人收了钱，拜谢后，连夜撑着乌篷船离开了。
侦查员听吴世大如此这般一说，认为吴世大的这番陈述不像是作伪。当然，还得去找荐头店主老钱和马先生调查核实。于是，任桂福四人重新返回苏南，两人去常熟，两人在无锡，分别找钱、马了解情况。最后获得的结果是，吴世大所言属实。
这样，彭祖清在其老家无锡的藏宝线索就没了。这天是1月29日，还剩一周就要过春节了，而案子的调查却是毫无进展。专案组成员个个心情沉重，当晚聚在旅馆里商量下一步应该如何走。按说外调计划中还有一部分—一对彭祖清在沪那段历史中可能的有关藏宝线索的调查尚未完成，应该赴沪继续进行调查。可是眼看要过年了。去沪调查不一定找得到相关知情人，那就得在上海逗留到春节后。如此的话，开支太大，倒不如先回长沙暂时休整，待过了春节再赴沪调查。
于是，1月30日，专案组动身回返。谁也不曾料到，长沙那边却有好事儿等着他们……
六、《月下仕女》泄露真相
1951年2月3日，专案组返回长沙。四名侦查员刚刚进到办公室坐定，想泡杯粗茶润润嗓子时，看守所刘所长来电话了，对任桂福说：“哎呀，小任你总算回来啦！”
刘所长找专案组是为完颜彩珠之事。颜必开杀人案侦破后，其妻完颜彩珠也一并进了看守所，不算刑事拘留，而是“留置审查”。看守所方面没有料到这个女嫌疑人的人所给他们带来了空前的麻烦。她自入所第一天，就在监房里大喊大叫“冤枉”，白天叫。晚上也叫，有时甚至是半夜叫，凄厉的声音把其他人犯搞得不胜其烦。光叫也就罢了，她还自杀。最近半个月来，她已经自杀了四次，用被单搓绳子上吊、放风时捡了薄竹片割脉，还撞过一次木栅栏牢门(当时的监房门全是粗木制作的)，使所方很是头痛。刘所长亲自出面找她谈话，予以训教；她根本不听，只是一口一个“我冤枉”。根据规定，看守所方面是不管在押人犯案子的，甚至禁止所方打听人犯案情，即使是所长也不例外。因此，刘所长对完颜彩珠的案情并不了解，她叫冤枉也就没法与其往深里谈。碰上这种情况，看守所方面只好采取强制措施，给完颜彩珠上了戒具；同时跟专案组联系，要求他们去看守所处理。
刘所长于是就给任桂福打电话，却被告知出差了，整个专案组都不在长沙。几时回来呢？这是专案组的工作，其他人谁也说不清楚。使刘所长感到头痛的是：年终了，许多案子都结案了，看守所人犯释放了不少。女性人犯原本就很少，而且案情通常都不重，被捕后较男性人犯来说，其配合态度也要好得多，加上“家有小孩儿、老人需要照顾”之类的事由，所以从宽释放的比例较大。而被上了戒具的完颜彩珠，昼夜都是需要其他女犯协助监守并照料生活的，现在人手少了，这活儿简直就没法干了。因此，刘所长急出了满嘴燎泡，一日数次往市局打电话打听专案组是否回来了。现在终于逮着了任桂福，就急赤白脸地让他马上过去一趟。
任桂福于是跟其他三名侦查员讨论这件事，说看看应该如何既符合政策又合情合理地处置此事。众人一议，暗吃一惊：这个女人当初结案时其实就可以释放了的，因为并未发现她参与彭祖清命案的犯罪证据啊！任桂福说：“这属于延期羁押，违反规定了，责任在我这个组长身上，回头我得检讨。现在，赶快放人吧。”
这种情况，在那个时代出现的频率比较高。那么，发生了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呢？无非赶快放人就是了。没有什么“国家赔偿”，也不必跟人家解释，甚至说声“抱歉”也没有。
不过，这件事摊在任桂福身上有点儿例外。他意识到对完颜彩珠的延期羁押应该是他这个专案组长的责任，就有些内疚，再考虑到当事人此刻的情绪，就决定在释放这个环节上做得细致一些，不要再节外生枝弄出麻烦。于是，他就作了安排：让居委会协助适当做一些安抚工作，并跟邻居以及“大鹏旅馆”的员工讲清“一人做事一人当”的道理，不要歧视完颜彩珠；另外，对完颜彩珠释放后的生活以及参与旅馆的管理之类也需要作一些交代。这些工作，是需要专案组派人去居委会和旅馆做的。当下，任桂福跟古克山三人一说，那三位说反正我们闲着也是闲着，干脆就一起走一趟吧。任桂福说那好，咱们这就行动。现在是十二点一刻，争取在两个小时内把手续办好，让看守所三点钟放人。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个“走一趟”，竟使“藏宝”之谜顺利得以揭晓！
四个侦查员中，任桂福、黄金道去了居委会，古克山、仇一铁去了“大鹏旅馆”。线索，是去旅馆的古、仇二位发现的，而且还是两人同时察觉到的。事后他们回想起来，对于同时察觉当然感到奇怪，但更不解的是，之前他们也见过这件东西，却视若无睹。一点儿感觉都没有。那件东西是“大鹏旅馆”迎门服务台内墙壁上的一幅《月下仕女》。这是一幅水墨彩绘国画，画面是一个身着古装手执罗扇的美女静坐于庭院一角的一张藤椅上作沉思状，头顶是一轮明月。画技是专业水平，但看得出是出自画匠而非画家之手，缺少那份人物、景物的神韵。画面与本案并无关系，关系是在落款上：洛君为大鹏旅馆专写于已丑年仲秋。
古克山、仇一铁两人的目光同时落在落款上，思维同时定格，然后对视了一眼。古克山也就不打算跟账房先生说话了，指了指旁边一间空着的客房，嘴一努，示意仇一铁入内说话。进了房间，关门，压低了嗓音一说，两人的感觉是一致的：己丑年是前年——1949年，仲秋就是9月下旬吧，这幅画应该是作者洛君前年仲秋时节专门替“大鹏旅馆”创作或者临摹的。洛君是哪位呢？就是彭祖清平时画画时使用的几个笔名中的一个啊！这就是说，彭祖清早在前年9月以前就已经跟颜必开或者完颜彩珠有来往了。可是，按照颜必开、完颜彩珠两人的说法，完颜彩珠是去年4月暮春初夏时节才跟彭祖清相识而成为情人的，颜必开呢，则从未与彭祖清打过交道。就是前年、去年的事情，而且彭祖清是这对夫妇生活中的一位重要角色，应该不会把时间记错的。那就是故意说谎了，这个谎言的后面，显然隐藏着什么秘密，而且是关键的秘密。
这时，任桂福、黄金道和居委会的人一起过来了，古克山、仇一铁把两人扯进房间这么一说，那二位赞同他们的判断。这样，释放完颜彩珠的话头就放一放吧，先把《月下仕女》从墙壁上摘下来作为证据拿到手再说。然后，直奔看守所。
路上，几位侦查员议了议，认为这对夫妇中，应该是女方容易攻下，于是决定先讯问完颜彩珠。果然，仅仅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政策攻心，完颜彩珠的心理防线就崩溃了，对真实案情作了供述。有了妻子的口供，再去对付丈夫就容易了。颜必开随即招供，于是，真相大白——
1938年，颜必开隐迹江湖潜逃至长沙改名换姓落脚于此后，用积蓄的赃款盘下了“荣鑫栈房”。本来，“荣鑫”是一家可以即刻投入营业的客栈，可是，颜必开要按照自己的方案将门面和房屋结构稍予改造，然后挂出“大鹏旅馆”的招牌。当时，完颜彩珠已经和他厮混在一起，以为这个计划除了浪费金钱外，没有第二个用项，力图劝阻。但颜必开没听，自顾招来两名工匠开始施工。这个一意孤行之举在当时造成的后果有二：一是颜必开发了大财；二是那两个工匠命赴黄泉。
原先的客栈，因为是要给住客提供伙食的，伙房面积很大。而颜必开准备经营的旅馆，并不向旅客提供伙食，所以他认为伙房太大无用，就减少一半面积作为厨房，另一半改造成库房。原来的伙房是平房。改建后的厨房也是平房，但库房却要搞，成二层楼。从开支考虑又不想动房顶，于是就往下挖一人多深吧。颜必开的财运，就是这么挖到的。那两个工匠挖到大约两米深时，在一旁监工的颜必开说可以了，—个工匠挖了最后—锹，触及硬物。颜必开说挖下去看看是什么东西，结果挖出了一口上盖石板的大缸，缸内盛满了金锭银条。当场清点，计有二十两重金锭五十个，共千两；百两银条一百二十块，共一万二千两；此外，还有黄金、珠宝首饰四十二件。清点过后，颜必开毫不迟疑，当下抄起铁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两个工匠劈死，尸体就地掩埋。
以颜必开的狡猾，此事原本是不会让完颜彩珠知晓的，但碰巧完颜彩珠准备好了夜宵来招呼工匠去吃，于是目睹了杀人的一幕，惊得魂不守舍。其时还是旧社会，颜必开对法度根本不屑一顾，干脆对完颜彩珠摊牌亮明了其洞庭湖惯匪的身份，然后说你看见了也就看见了，不管是我发财还是他们两个丧命，这都是老天爷早已安排好的。你要想太太平平和我同享富贵，只有四个字：守口如瓶！做得到吗？完颜彩珠自是频频点头如鸡啄米。颜必开说旅馆开张当日，你我正式成婚，这些财宝今后就是我们家的了，老子百年之后，就都归你了；但如若你违拗老子之意，这两个工匠的下场就是你的榜样！老子杀人如麻，根本不当回事，你明白了吗？完颜彩珠当场跪下，对天发誓一定守口如瓶。
颜必开向一家机修社定制了四个双层白铜箱子，拿回来后在夹层内灌以生石灰，然后将金银装入箱子，锁上，亲自动手在库房一角挖了一个更深的坑，四周及下面铺以青砖，将箱子放入，上盖石板，覆上泥土。之后，由于“大鹏旅馆”经营得还可以。况且颜必开手头还有一些为匪时积蓄的赃款赃物，而他和完颜彩珠也不敢过度挥霍，因此一直没有动过这些金银。
不觉数年过去，到了1949年秋，情况发生了变化，完颜彩珠奉丈夫之命去找画店订制那幅《月下仕女》图时，结识了彭祖清，图还没交，两人就已经上了床。完颜彩珠是妓女出身，风月老手，跟男人打交道一向不过是逢场作戏，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即使嫁给了颜必开也仍是这种思维，与颜必开夫妻数年并无感情可言。可不知怎的，自跟彭祖清勾搭上后，不但对其产生了感情，而且日趋升温，最后竟然到了如胶似漆、无话不谈的程度。到这当儿，颜必开当初对她的死亡威胁就起不到作用了。1950年暮春的一天，完颜彩珠终于向彭祖清吐露了“大鹏旅馆”藏宝的秘密。但不知她当时是怎么想的，或者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对于丈夫的惯匪历史以及在发现财宝的现场杀死两名工匠的情节倒是做到了守口如瓶，只字没露。
财富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对于彭祖清这样的“中统”老特工也不例外。他获悉“大鹏旅馆”的藏宝信息后，经过反复盘算，决定设法占有这些财宝，然后与完颜彩珠私奔海外。彭祖清对完颜彩珠一说，完颜彩珠深以为然，催着彭祖清赶快行动。可是彭祖清却迟迟不动。他是怎么想的？完颜彩珠交代说没对她说过。而彭祖清早已毙命，侦查员也无法知晓。不过专案组可以推测，认为大抵可能是这样的：彭祖清的这个决定要付诸实施是有相当难度的，不过难度并不在如何从颜必开那里夺取财宝。这方面，他有足够的把握，比如只消让完颜彩珠把美国最新研制的特工专用产品往颜必开的茶壶、酒杯里放一丸，这个旅馆老板就可沉睡三昼夜，醒来还会浑身无力三昼夜，这些时间，足够他挖出财宝与完颜彩珠私奔了。难度也不在如何偷渡海外。从审理潜伏特务案中获取的证据表明，彭祖清手里掌握着至少两个从广东偷渡海外的秘密关系，那是特务组织交代给他的，以备有紧急情况时使用，他完全可以动用这条渠道偷渡。真正的难度在于彭祖清的特务身份，他如若与完颜彩珠私奔海外，那就是“放弃职守”，等于是战时的临阵脱逃，那是要受到严厉制裁的。因此，估计彭祖清迟迟难作决定的原因是在考虑偷渡海外后如何逃避台湾特务机关的追究。
彭祖清迟迟难作定夺，对于完颜彩珠来说是一种煎熬。年轻时的妓女生涯使这个如今已经步入中年的女人对人——尤其是男人，戒心颇重，她担心彭祖清变心，甚至担心彭祖清生出谋财害命的念头，偷偷设法把她和颜必开的性命给害了，然后自己占有这笔数额巨大的财富。完颜彩珠不是一个很沉得住气的女人，她除了有一套对付嫖客的职业本领外，对于其他需要沉得住气的事情一概低能。如此，完颜彩珠就连日寝食难安。这情形，当然逃不过颜必开的眼睛，便诘问原委。完颜彩珠以身体不适搪塞，颜必开不信，于是就动用“家法”。完颜彩珠对惯匪出身的丈夫的“家法”甚为恐惧，熬“法”不过，只好乖乖招供。
颜必开得知完颜彩珠已经将其藏宝之事透露给彭祖清，大怒：老子的往事早已告诉你了，提起当年洞庭湖上著名的“一刀切”谁人不知？倘在以前，不管是日伪还是国民党的时候，老子对你这贱货只有一个字：杀！如今他妈的运气不济，摊上共产党执掌天下，老子倘若干掉你这贱货便没法存身，这也是命，姑且寄下你这颗头颅吧！只是这些金银财宝没法转移，旅馆厨房天天在使用，如若把旅馆歇业，这班伙计就丢了饭碗，人民政府跟我等商家是有约法三章的，这便是违反了“不准让职工失业”的条款，政府会因此找麻烦。姑且只好认命吧——暂且维持原状。
当然，这件事自此就成了颜必开最为操心的大事，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地下藏着的那些金银财宝，还会牵连出一桩二命大案，那两个工匠的尸体至今还在业已改建为库房的地底下埋着哩。如果再想得深远一点儿，还关系到当初杀死工匠后一不留神向完颜彩珠亮明的“一刀切”的湖匪身份。因此，颜必开就得想出一个周全的法子来，把这些烦心事都解决掉。想来想去，终于想出办法来了——
第一步，地下那些东西当然得转移，而且还要赶快。这就必须让旅馆歇业一段时间，但需要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既让外界认为旅馆必须这样做，又不能惊动政府。这个法子让颜必开想出来了——与账房先生及两个老伙计商议重新装修旅馆，构划方案，甚至请来营造行的师傅当面请教并设计图纸，还对内对外都放出风声：旅馆装修期间，将向因停工歇业回家休息的全体员工发放足额薪水。颜必开甚至还跑了趟区政府，专门咨询了关于这方面的政策，以防“触电”。
第二步，指使完颜彩珠约彭祖清来旅馆幽会，故意败露，却又让彭祖清逃掉。于是上演一出苦肉计，对完颜彩珠动用“家法”，从而使两人的奸情被外界知晓。这是颜必开设下的伏笔：待他把地下藏着的秘密转移之后，即使彭祖清对外放风称“大鹏旅馆”藏宝，政府因此来查问时，颜必开也能以情敌之间的矛盾来为自己开脱。不信，那就挖吧，自然挖不出啥东西来。
办法想出来了，颜必开稍稍定心。可是，接下来发生的情况是颜必开意想不到的。正当他紧锣密鼓地选择建筑材料、物色施工人员时，彭祖清的潜伏特务身份暴露了，这主儿失风被捕，给关进了看守所。颜必开顿时懵了，定下神来后只好寄希望于彭祖清是“中统”老特务，指望他能熬得住公安的讯问，对藏宝之事守口如瓶。
那么，旅馆装修工程是否还要进行呢？颜必开想来想去，决定还是照常进行。可是，就是因为此事拖了数日，导致颜必开的计划搁浅了——工商、税务部门下达了联合通知：为核定工商业私营商家的固定资产，以为下一步即将进行的税收改革作参考依据，自即日起全市各私营工厂、商家一律不准进行房屋改建、设施改造、产品调整等，在这之前业已开始进行的工厂、商家不在禁止范围之内，可以继续进行。颜必开得知消息后大失所望，无奈之下只好认命，静观事态发展再作计议吧。
在颜必开看来，自己的运气似乎还不错，彭祖清被捕后并未交代藏宝秘密。当然，颜必开并不知晓彭祖清潜伏特务一案的审理进展情况，因此心里的忐忑是可想而知的。他变得特别关心时事，每天让账房先生念报纸，还特地去旧货市场买了一台美国产的十七灯收音机收听新闻；至于每天早晨泡茶馆那更是必修的功课。这颗心一直悬到11月15日，终于基本放了下来，颜必开得到消息：次日市里将召开公审大会，枪毙—批反革命分子，彭祖清估计在内。
颜必开反复考虑，决定次日去刑场。此举倒不是因为颜必开像一般百姓那样对处决人犯充满了好奇心，想去凑个热闹看个稀罕，他“一刀切”亲手杀的人多了去了。哪里还有什么好奇心。他之所以要去刑场，一则是想亲眼看到彭祖清被枪毙，好彻底放下心来；二则觉得彭祖清对于藏宝之事能够守口如瓶，心存一份感激，也算是去为其送行。
哪知，彭祖清在最后关头喊出了一嗓子“藏宝”。完颜彩珠是苏州人，颜必开与其生活了十多年，也能听懂一些江南话，当时他离彭祖清不过七八米距离，自然一听就明白这家伙喊的是什么意思。颜必开极为失望地看着彭祖清被停止执行死刑，拉往医院救治。之后的跟踪以及当晚潜入医院杀人的情况，之前已有交代，这里不再赘述.杀彭后，颜必开向完颜彩珠说了说情况，嘱其如若公安怀疑到他头上的话，应该如何应对。完颜照着做了，但颜必开自己却向专案组承认了，因为他的脚印、指纹已经成为杀人的铁证。这个杀人如麻的惯匪，之前根本没听说过警方是可以凭此破案的，尤其对于指纹的提取，更是觉得不可思议。至于库房地下的秘密，颜必开当然没有必要交代，他想跟完颜彩珠也算是夫妻一场，那些金银就留给她享用吧。哪知他编造的谎言在时间上有漏洞，被侦查员从那幅《月下仕女》上发现了，完颜彩珠被迫作了交代，他的这番心思也就白费了。
结束讯问，已是暮色降临时分，专案组立马向领导汇报情况，请求立刻调派力量前往“大鹏旅馆”起赃并挖掘那两个工匠的尸骸。长沙市公安局当即派出十名警员和公安大队两个班的战士前往现场。将颜必开、完颜彩珠夫妇押解过来指点位置后，随即挖掘，顺利挖到了埋于地下的那些金银，以及那两个被颜必开用铁锹劈死的工匠的尸骸。
经专家鉴定，这些金银铸于明代晚期，估计很有可能是张献忠的农民军攻陷长沙时，某个富豪逃难时埋藏的。原主逃难途中或许遭遇不测，藏宝之事也就成了一个秘密，直到三百多年后被颜必开偶然发现。
三个月后，颜必开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完颜彩珠以包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文/东方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