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装异服”：清末民初服饰改革，各地陷入空前的混乱zt

 

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各地的服饰陷入空前混乱的状况。有人在上海看到，“马路中行人如蚁，服饰纷杂不一。而以头戴英国帽，身穿纱长衫，脚踏软皮鞋者居多。……然则外交官者，必如上海游人之萃英美德法俄日等服饰于一身，而后无望不宜欺。”不仅男装混乱，女装也是如此。时人惊呼：“今服装之奇，异之女学生已极。不中不洋不东不西不男不女不娼妓不良家。呜呼，此所谓妖服非耶。”

一、服饰制度迟迟未能有效制定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扫除了服饰改革的巨大障碍。剪发易服作为革命的标志之一越来越为革命党所重视。然而，与易服相比，剪发问题在当时来说是首要问题。

浙江宣布独立后，当地军政府发出命令，限一个月之内商民一律剪发，而服饰不做改变。

由于当时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服饰制度迟迟未能有效制定，这便引起了江浙一带丝绸业的恐慌。当时的有识之士提出，服饰应该尽快给予规定，以免影响十几万人的生计。清朝旧式礼服，应该全部废除。至于常服便服应该听从民意，加以沿用。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同年1月19日，上海商务总长在致上海都督陈其美的信函中说道：“中央政府成立而冠服尚无定制，现担任行政职务者与外宾交接仪服仅旧时章，殊不庄重，拟请转陈大总统早日宣布，凡须与外宾进接者之冠服期于中外之一律，以表大同。”

湖北军务部和广西都督陆荣廷也希望尽快制定军服的颜色、徽章，因为它们不仅关乎国体，而且最容易引起外人注意。而在南京临时政府控制下的地区，民众改易服饰的热情变得空前高涨。“尔来剪辫易服西装日益多。”“试一游都市，触入吾人之眼帘者，簇簇然无一不头戴洋帽。”

二、一系列服制法令的出台

民间对西式服饰的热情反过来又促进了新军服的制定，临时政府迁至北京之后，民国陆军的军服服色就已经由陆军总长段祺瑞议定为青黄蓝三种颜色。与此同时，社会各界纷纷希望北京政府迅速制定服制法案，以不负众望。

参议院应国货维持会和广大工商业者的要求，希望政府颁布服制法令时能够提倡使用丝绸等国货，以维护国家利权。1912年9月6日，民国政府首先发布了《学校学堂服制规程》，对男女学生寒暑两季的制服都做出了规定，强调制服需用本国材料，保持制服的质量和古朴素雅的风格。

1912年10月4日，北京政府正式公布了《民国服制》，服制还附有详细的图示。这个法令对男子礼服、女子礼服、外交官礼服（包括帽子、腰带、外褂、手套）和小礼服、夏季礼服和凶服等做了极为详细的规定。

10月24日，又发布了《陆军官佐礼服制》和《陆军常服制》，同时规定了随军参谋和随从人员的服饰制度。1913年1月14日，公布了检察官服饰。1月29日，又规定了海军服饰。3月16日，又公布了地方行政官公服的制度。此外，还规定了书记官、监狱官、承发吏、亭丁以及铁路职员等人的服饰。

当然，民初这一系列服制法令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对随从服制的规定），但我们应该看到，它毕竟开启了中国近代服饰发展史上第一次最完善和最全面的改革。服制改革之后，出现了中西并存的礼服制度，时人称西式服装，这种服饰在生活习惯上不能马上通行全国。所以在新式礼服之外，旧时的褂袍就纷纷得以沿用。而对于人们日常穿着的便服，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和习惯自由的进行选择，民国政府对服饰的颜色和样式等都不会加以限制。

三、民初服饰创新和部分服饰沿袭

民国初年，男装流行西装、长袍马褂和中山装。关于中山装的产生，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来源于南洋华侨的企领装，是孙中山在1902年在越南筹建兴中会分会时，委托越南河内的广东裁缝黄隆生进行生产，以此来代替西装。另外两种说法分别是宁波便服说和广东便服说。有1916年宁波荣昌祥裁缝王才运受孙中山所托设计出第一套中山装的说法，还有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担任大元帅时改换而成。实际上，中山装的样式是以西装为模本，吸收了日本陆军服和学生装以及南洋企领装的特点，糅合中式服装的格调，可称之为中西服饰结合的代表之作。

中山装有五个对襟式的纽扣，代表“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宪法。领子是翻折式的小立领，领后不漏缝隙，代表国家和平统一之大意。衣前上部各有一笑贴带，下部左右各有一个胖体大贴袋，四个口袋代表“礼义廉耻”四大美德，口袋上的倒山形“笔架盖”代表着崇文兴教的涵义，而口袋上的四粒纽扣则代表着人民拥有“选举、罢免、创制、复议”的四权。袖与衣身分裁，袖端各有纽扣三粒。中山装既吸收了西装简明干练的特点，又不失传统服装的庄重和朴实。这样的服装其口袋和纽扣都有其政治含义，又便于穿着，很快就风靡全国。

而在女性服饰方面，由于民国建立以后，破除了满汉界限，汉族妇女也可以穿着旗袍。由于满族旗袍款式陈旧，衣袖宽大，卡腰很小，下摆很大，大襟开到底，穿着起来既不随体，也不舒服。因此，当时的设计者根据中西两种女装的特点，在继承西方近代服装合理舒适的基础上，与我国传统服饰的形制相结合。

这样设计出来的改良旗袍既有西方元素，又不失中国传统的美感。这样一来，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之后，这种新式改良旗袍在民国社会十分风靡，正是由于其设计的轻盈利落、紧身随体，受到了中国女性的喜爱，这又是中西服饰融合的又一例证。当然，在民国初年全民易服的浪潮中，许多人依然严格穿着旧有的长袍马褂，这并不代表这些人都是守旧人士。

其一是那些边远地区或是家庭经济状况贫困的普通平民，他们只能依旧穿着略显单薄的旧衣服。而另一些则是那些怀念旧有文化的“遗民”们，王国维“留着辫子，戴着白色棉布瓜皮小帽，穿长袍，勒一条粗布腰带，一个典型的冬烘先生的模样。”而钱玄同出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科员，不改其“尊古”、“师古”的热情，反认为民国以来世风日下，不如前清。所以在上任之时，穿着自制的“深衣”、头戴“玄冠”、腰系“大带”，引发同事们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