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真的闭关锁国？看看它有多开放
[摘要]认为明朝开放、清朝闭关，并不妥当，清廷的很多海外贸易政策直接继承了明朝，甚至对来华外商的待遇比明朝还要好
一说起清朝，人们往往会想起近代那段屈辱的历史，并总结出一大堆原因，其中“闭关锁国”是扔给清廷的一个大帽子。然而，清朝就真的完全闭关锁国吗？历史比你想象的要复杂。
“闭关锁国”并未贯穿整个清朝，鸦片战争前，“海禁”政策只占统治时间的25%，而明朝则占统治时间的72%，在相当长时期内，清代中国的国门是较为开放的。
“闭关锁国”，一般针对的是清朝的海外贸易政策。然而近三百年清朝史，海外贸易政策并非铁板一块、一以贯之，清朝前期（鸦片战争以前）的海外贸易政策其实经历了三个阶段（有时也将二、三视为一个阶段），各个阶段都不相同。
第一个阶段是从顺治初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这段时间。顺治朝开始，清政府多次颁布禁海令，在沿海地区实行海禁，并将沿海居民迁往内地，史称“迁界”，“片板不许下水，粒贷不许越疆”。[1]清初海禁的动机是政治性的，“因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濒海地方，逼近贼巢，海逆不时侵犯，以致生民不获宁宇，故尽令迁移内地”。[2]对付占据东南沿海的南明势力，孤立据守台湾的郑成功，是迁界海禁的主要目的，成为这段时期海外政策的主轴。
清廷“迁界海禁”政策影响下的部分区域（福建）
第二个阶段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禁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康熙二十二年，台湾纳入清朝版图。第二年七月，康熙下令开放海禁，设海关，定关税，“江南驻松江，浙江驻宁波，福建驻泉州，广东驻广州”。[3]沿海各地，“海禁既开，帆樯鳞集，瞻星戴月”，[4]一片繁荣景象。其间曾有过短暂的南洋贸易之禁。康熙五十六年，由于“愚民私聚吕宋、噶喇吧而盗米透漏”，害怕本国商人出南洋勾结海寇，康熙下令：“凡客商船只，仍令照旧在沿海五省及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喇吧等处，一概不许商船前去贸易。”但仍允许外商来华，“其外国夹板船有来贸易者，照旧准其贸易”。[5]雍正五年“复开洋禁”。这一时期，清廷的国门是较为开放的。
第三个阶段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决定停止厦门、宁波、定海等港口的贸易，洋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6]这就是以往常说的“标志着全面闭关锁国政策时代的开始”。此后乾隆至道光朝，又陆续颁定《防范夷商规条》、《民夷交易章程》和《防范夷人章程》，对交易商品、商船出洋和洋商活动都加以限制。
所以，有研究指出，清初采取“海禁”政策的时间只有40年，仅占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时间的25%左右，而明朝的海禁政策要占整个统治时间的72%左右。人们对明清两朝海外贸易政策的评价有褒明贬清的倾向，可能是因为鸦片战争失败的缘故。[7]
西人油画，广州十三行码头仓库
清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港口数曾一度达到100多个，对外贸易长期活跃，商品出口数逐年增长，贸易额比宋代、明代还要有所发展
据历史学者黄启臣的统计，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以后，自辽宁至于福建、广东沿海，开放给中外商人进行贸易的大大小小的港口计有一百多处。往来中外的商船数量也逐渐增多。
学者郭松义也指出，康熙五十五年至六十一年，外国商船进入广东的数目大体维持在十多艘或十艘上下的水平，乾隆十五年到乾隆三十四年，平均每年进入广东外国商船在20艘左右。[eight]乾隆中期以后的70年间，中西贸易实际上有了真正的发展，整个海外贸易的商品总值不断增加。如中国输往日本、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的丝、茶、糖、瓷器、土布、书籍等主要商品，在开海以后数量大幅度增长。如1689-1722年输往欧洲等国的生丝为1833担，1820-1829年增至51662担，茶叶也由1722-1739年的102795担增至1820-1829年的12209534担。[nine]详细可见下表：
表1 乾隆三十五年至道光十八年外国商船进入广州港数额
资料来源：郭松义：《清代赋役、商贸及其他》。
表2 粤海关贸易总值统计表
资料来源：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
除了列入官方记载的贸易情况外，清朝的民间贸易也十分发达。中国东南沿海向有“船不通则财用竭，米不足民多菜色，故忧在外洋”。[10]即便在康熙海禁期间，闽粤各省滨海人群为了生计，“走险窃出”一直没有停止，“虽严海禁，其私自贸易者，何尝断绝”。[11]开海之后，贸易更是络绎不绝。据两广总督称，“出洋贸易者，惟闽、广、江、浙、山东等五省之人，而其中闽省最多，广省次之。此等之人，皆挟赀求利”。[12]仅乾隆十七年冬至次年春天，由闽海关“先后出口计六十五只”。[13]“富家巨室争造货船，游手惰民竟充贩客”，[14]“江海风清，梯航云集，从未有如斯之盛者”。[15]
因此，有历史学者认为，用“闭关自守”来形容明清两朝的海外贸易政策，即使适用于官方贸易，也决不适用于民间贸易。[16]另一观点称，不能笼统地说清代前期的海外贸易是闭关锁国政策，它实行的是开海设关、严格管理贸易的政策，海外贸易额比宋、明两朝是有发展的。[17]
认为明朝开放、清朝闭关，并不妥当，清廷的很多海外贸易政策直接继承了明朝，甚至对来华外商的待遇比明朝还要好。
清朝是否闭关锁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对乾隆二十二年以后广州一口通关的认识。确切地说，广州并不是当时唯一的通商口岸，所谓“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主要是针对欧美各国。
乾隆二十年以后，英国等外国商人渐渐“舍粤趋浙”，“希图避重就轻，收泊宁波，就近交易，便益良多”。[18]乾隆和浙江官员担心宁波成为第二个澳门，便逐渐从限制到不许洋船停泊浙江，此举在于“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清朝这种限定欧洲各国在广州一口贸易的举措，或是延续了明朝贡舶贸易中指定某国在某特定港口贸易的传统。[19]
陈悭油画《远航之梦·广州十三行》（局部）
至于南洋其他国家，清廷依旧准许其在闽粤两省贸易。乾隆二十三年上谕：“如系向来到厦番船，自可照例准其贸易”。[20]据道光《厦门志》卷117记载，一直到嘉庆十四年（1809）年，厦门对外贸易依然极盛。而且，“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只是限制商人外来，而中国商人依然可以从四个海关出海贸易。
清朝海外贸易政策中的不少内容都是直接继承于明朝。清朝由入关开始就基本继承了明朝关于外国来华朝贡贸易的政策，即使海禁时也没有完全断绝与外国的往来。如《粤海关志》记载，广东由盐课提举司兼管市舶提举司事务，办理贡舶事宜。清朝无论对于本国商民的出海贸易，还是外国商民的来华贸易，在具体待遇上也都比明朝有很大的改善。[21]
清代中国的国家机器和官僚体制严重依赖白银的大量进口，拉美白银一旦大规模减产，即波及清朝的货币体系和社会稳定，反过来说明，清代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十分紧密
不可否认，清朝在对外贸易中的一些限定中外商人贸易的措施，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其中包括设定本国商人出海贸易的限制，如出洋“三年不归，不准再回原籍”，[22]“只许乘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来行走”等。[23]对进出口商品的品种和数量进行限定，如“禁商贩米出洋”，[24]鼓励洋米进口等。[25]以及制定了防范外夷的条例，对外商在华活动加以防范和限制，等等。
但这并没有减弱清代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系。18世纪中国的国家机器和官僚体制，要依赖白银的大量输入才得以正常运作，平均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约在180-768万两。[26]这些白银主要来源于拉丁美洲，大量使用拉美白银使中国日益卷入世界经济。学者林满红指出，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和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引起全球白银供应减少。白银减产进而刺激了印度鸦片对中国的输入，加之中国茶叶、生丝等在世界市场的萧条，最终导致清朝爆发银贵钱贱的危机，并引发一系列社会动荡，[27]促成“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文/李晓龙）
参考文献：
[1] 夏琳：《闽海纪要》卷上。[2] 《清圣祖实录》卷4，顺治十八年八月己未。[3] 王士祯：《北归志》。[4] 《粤海关志》卷5.[5] 《明清史料》丁编，第八本。[6] 《清高宗实录》卷550，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7] 陈尚胜：《明与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从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一书谈起》，《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eight] 郭松义：《清代赋役、商贸及其他》，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nine] 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10] 光绪《漳州府志》卷7.[11] 《清圣祖实录》卷116，康熙二十三年七月乙亥。[12]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8辑第138页。[13]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辑第8页。[14] 吴震方：《岭南杂记》卷上。[15] 乾隆《浙江通志》卷87.[16] 张彬村：《明清两朝的海外贸易政策：闭关自守》，吴剑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4辑，台北中研院，1991年。[17] 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18] 《清高宗实录》卷549，乾隆十年十月戊子。[19] 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20] 《清高宗实录》卷553，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乙亥。[21] 陈尚胜：《明与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从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一书谈起》。[22] 《清朝文献通考》卷33.[23]《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76.[24] 《清朝文献通考》卷33.[25]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630.[26] 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论18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并参见林满红、全汉升和贡德·弗兰克的研究。[27] 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