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两个女儿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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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白花丁香树

－怀念妈妈的文字

于小红 2013

***** *****

看到白花，我常常想到永远年轻的妈妈，还有我的姥姥。

丁香树，我告诉身边的人去买来种，一定要白花的，他种了许多丁香，白丁香开了竟然没跟我说，所以我得讲讲姥姥的故事，他就会记得告诉我。

在一个动荡的岁月里，妈妈像蝴蝶一样地飞离了。小绒线胡同姥姥家院子里，在那棵丁香树下，姥姥给我们讲故事，在那棵树旁，她将外孙女们带大。花开花落，院子里，还有花椒树、石榴树，那棵不堪回忆的石榴，妈妈的石榴树。

蝴蝶 ***** *****

买到了最后几张飞机票，最后几张，差一点我就不能带儿女回北京送爸爸。

爸爸于光远（7/5/1915–9/26/2013）躺在白花中，厅内许多花圈，有国家领导们送的，有他老学生和朋友的，“悼念于光远同志”，可是我们上海本家姓郁，他本名郁锺正，我出生登记上是郁小红。追悼式后，带着小孩跟着灵车去了八宝山，第二天，我们去妈妈那儿祷告“爸爸即使想来也永远不能来了”。

妈妈孙历生（5/28/1934–7/12/1968）的碑上刻着一只蝴蝶，一只，不是两只。

（小绒线胡同邻居是当了文化部部长的王蒙，他妹妹和妈妈是同班同学，这种关系或许影响到王蒙小说《蝴蝶》中的故事。）

(9/30/2013)

小党员大眼睛 ***** *****

妈妈是家里老四，姥爷曾是北京三中校长，后往北京工业学院当化学系主任，解放前曾涉嫌包庇“先进学生”。姥姥相夫教子，大舅舅得到辅仁大学奖学金去读书了，大姨参加了八路军，后来被派回京发展地下党员（1948），妈妈和小舅舅成了最先发展的对象，之后大姨返回部队，小舅舅瞒着家人参军解放东北。解放前（12/1948）妈妈就入了党，成了当时最年轻的14岁党员，她出去散发传单，姥姥叮咛“注意安全”偷偷地跟在后面放哨。

解放后，大舅在天津当教授，大姨和小舅留在东北，妈妈成了学生会干部，上了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从此妈妈一辈子的命运就和第三女中牵连在一起了。

爸爸来校宣传讲话时（1952），一眼就喜欢上了妈妈的大眼睛。爸爸说他有次在公车上又看到了“大眼睛”，一起下了车，妈妈说她就住在附近。爸爸提议一起到家里看看，爱苗从此萌发。爸爸比妈妈大十九岁，地位也相差太多，由于他的幽默诙谐和体贴，姥姥和姥爷的强烈反对终于变成了衷心的祝福，诸多顾虑也转化成面对未来的坚毅。相信姥姥当时对妈妈说了“孩子，妳要嫁给妳爱的人就只好由妳去了”，姥姥没说出口的是“孩子，万一妳以后遇到了大麻烦，我只能尽力了”。（果然，我们三个能有今天，许多功劳该归于姥姥的慈祥和坚毅，在后来悲惨痛苦的岁月里，姥姥擦拭了我们的眼泪，她坚强地撑着祖孙三代。）

妈妈跟着爸爸住进了中南海，在那里怀了我，为了有人能照顾，大家搬回了小绒线胡同姥姥家。我一出生（11/6/1953），奶奶也从上海赶来，因为爸爸曾参加革命多年没音讯，年近四十才有了我。爸爸稿费多，我们过了四年的和睦温馨家庭生活，可惜我不懂事。

(我，妈妈，1953)

丁香树下梳头 ***** *****

我人生最享受的记忆是被妈妈梳头发，院子丁香树下，她轻柔地梳、慢慢地梳。

妈妈被保送到中央党校（1956）。在“大鸣大放”期间，爸爸曾到国外工作，妈妈无意间跟同学说的几句话，例如“陆定一这人有点粗暴”作为罪证，被划成“右派”开除出党（12/1957）。父亲说此事与杨献珍有关。他在一些学术问题上得罪了杨，那些人没有机会整他，于是向妈妈下手，因此爸爸很后悔同意妈妈进党校。

在那之前，家里有保姆，我不喜欢保姆给我梳头，有被杀猪拔毛的感觉，姥姥一听到“小猪叫”，就会接手过来给我梳头，但还是妈妈梳头最舒服最享受。

我最近60大寿，头发有白的了。妈妈一生没有半根白头发，可是我宁愿看到她白发苍苍的样子，可惜我没有那个福气。

（爸爸，我，妈妈，1954）

好日子不长久 ***** *****

我和妹妹的到来让小院子里充满了快乐，舅舅姨叔家的孩子也来一起玩。孩子多，姥姥辞去了义务扫盲工作，雇了保姆，又收养了一个智障女孩。家里很挤，姥姥的床变成了个通铺，孩子们和她一起睡。

白花丁香树下，一群孩子小桌上分批吃饭。爸爸的《政治经济学》稿费可观，买来木马、小自行车、跷跷板，小院子就像个小托儿所。

好日子不长久，23岁的妻子被划右派（12/1957），父亲说他曾写信申诉，然而“孙历生”和一大批反右扩大化的被某中央领导大笔一挥 “这些人不划右派，什么是右派”？无从再议，整批人全被划成右派。反右补课时（1958），爸爸他自己也遇到了大麻烦。

妈妈被送劳改（1/1958），去红星农场和“天堂河”农场。妈妈生病回京治疗，而且爸爸当时还没有真正太倒霉，两个人还能在一起，给我们照照相。

好日子不长久，妹妹小康（1/1956）就只有两年的好日子，妹妹小蓓（1/1959）的好日子要等到她成年后。

（妈妈陪爸爸去考察，1956）

蝴蝶结 ***** *****

爸爸有了自己的家，在沙滩中宣部里。和妹妹们不同的是，我生活在被拥宠和被鄙视的反差中。如果爸爸的外事活动等需要“小女主人”陪伴时，他会来把我带走。我五岁多开始有了记忆，片断而深刻的记忆，电影般地在脑里重复着。爸爸和他周围的许多人：秘书、司机、学生、同事。。，尽管妈妈被劳改还是宠着我，因为我长得像妈妈。我有漂亮的小皮鞋、呢子外套、帽子等等。爸爸接我时，姥姥会把我打扮好，头上扎蝴蝶结。

有时我也会在爸爸那儿住几天，爸爸会找远房表姐放学后来陪我。但若父亲整天开会不在，诺大的屋子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巨大的书架间四处张望，孤独无助。

大屋子里巨大的书架间，四处张望的，还有瘦巴巴、饿兮兮的小老鼠。困难时期，连小老鼠们也要找东西吃。

有一次，平常来陪我的表姐没来，天黑了，房子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只找到了一瓶浓缩桔汁，哭一声喝一口，哭累睡着了，醒了再找点儿水喝，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爸爸才回来。

（我五岁生日，1958）

石榴树 ***** *****

四合院里那棵盆栽石榴树，是妈妈喜爱和挂念的。

我猜：这棵石榴树是姥姥和姥爷在妈妈小时候种下的，跟着妈妈一起长大，人在树在、人旺树壮，难怪妈妈大祸临头、前途莫卜时嘱咐了姥姥：“看看窗外石榴、便知女儿安危”。

小康和我站在石榴树前，这张相片看来是妈妈把我们装扮好了后，叫爸爸给拍的。不知道拍完相片后，她是不是回到农场去了？

那石榴树的影子，就是妈妈的影子。

（小康，我，约1960）

无奈离婚 ***** *****

不放心怀孕的妻子劳改，爸爸会甩掉司机，自己骑车百里送去营养品，因此被举报“不与右派妻子离婚，瞒着组织相会”。被定为“中右”后，爸爸面临更大的组织压力：要求离婚不许再见面。苗条的妈妈五月身孕瞒不了，组织上认为“干部离婚则可挽救”，明知人妻怀孕强逼人夫离异。

不听劝阻的探望，以爸爸的地位，劳改农场不得不让相见，但父亲走后，妈妈得到的待遇更差。别人让你隐瞒怀孕事实你偏不瞒，若妈妈坚持不离婚，她劳改犯也没有自己去医院堕胎的自由。再不离婚，爸爸可能被划成右派，孩子们怎么办？家人议论后由妈妈提出离婚。大舅舅建议肚中婴儿以后姓孙，由他收养，但爸爸坚持孩子姓于。姥姥说无论大人下场如何、孩子都由她带。大环境迫使下，妈妈挺着身孕去了法院，婚姻法“怀孕期间不能离婚”法官视而不见，我和大妹妹判给了姥姥。

（合法婚姻中怀孕的三妹在档案中消失，这在爸爸遗体告别时得到了证实，姊妹五个在中组部记录里只有四个。爸爸去世后大妹妹小康和我商量替爸爸写了一份检讨，他为党忠心耿耿七十年，请组织调查谁隐瞒了这个孩子：若父亲有隐瞒之错，则请组织原谅他。若非父亲之错，整人的人估计全已离世，此事只好成为一桩无头案。我们目前不知道这份检讨如何上交。）

妈妈临盆，全家在院子里等消息。上气不接下气，姥姥收养的女孩跑进来报信，爸爸一手抱起小康，一手拉着我往医院跑。妈妈劳改期间营养不良，婴儿不足四斤，从医院出来，沉思中的爸爸在医院门口狠狠摔了个跟斗，然而我们都不敢笑，平常时会和我们一起闹的他，坐地许久才站起来，这件事牢牢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三年饥荒，哀鸿遍野，牛奶不够，妈妈在劳改农场，初婴的哺乳让姥姥费尽心思。家里养不起保姆，孩子们姥姥自己带，小蓓吃的多是黄豆和米的代乳粉。姥姥在院子里养了鸡，鸡也没什么东西吃，老房子土鳖多，小康就抓来喂鸡和吓人。小蓓夜里不停地哭，一年下来姥姥的牙掉一半。中宣部组织打来黄羊肉，爸爸分到就会设法送来。

树影前，三个小孩，我们当时想些什么？我只能说现在的中国小孩们比我们幸福。

(我，小康，小蓓，约1965)

天堂河 ***** *****

妈妈产后没有休养，又开始了劳改的强体力劳动，病倒了农场也不准回家，她捎话说想看看孩子。姥姥让我穿了小姨小时的破布鞋（姥姥自己缝的）和旧棉袄。我不知道为什么去见妈妈得穿成这样，我从来也没有穿过这样的旧衣服，不肯穿，姥姥解释说我们要去乡下就得像个乡下姑娘。

我很久没有见妈妈了，姥姥说她病了，病了为什么不回家、去医院呢？我们去见妈妈，是不是接她回家？爸爸有汽车，我们怎么接？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样？我喜欢刨根问底、问为什么，大人不管懂不懂也会回答点什么，可是那一天没人理睬我、答也不答。姥姥只是一路上跟我说到了以后千万别多说话、别乱动。记得姥姥煮了鸡蛋烙了两张饼，白面加荞面做的双色饼。（那时没有什么白面，荞面里面有杂物，吃起来沙沙的。白面都留给我们孩子吃，姥姥他们吃荞面）。我们换了几次车，走了很久很久，我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但是不敢喊累，妈妈到底怎么了？

我们最终走到一个像是仓库、又像是庙的大房子，里面黑洞洞的，可以看到房梁，房梁之间有巨大的蜘蛛网。我怕虫子、更怕大蜘蛛，紧紧拉着姥姥的衣服躲在她身后。看到妈妈时，她正在照顾一个被机器轧伤的人。一张破木床上钉着简易牵引架，看起来像个巨大可怕的刑具，那人缠满绷带、手脚绑在架子上，我们只能看到他双眼，妈妈跪在地上喂他米汤。（这木床让我多年恶梦，醒后思考其用途）。看管人员吆喝着要每人回到自己的铺位，妈妈没有理会。姥姥拉着我一动不动站在门口，直到妈妈喂完米汤，走向自己铺位时看到我们，我们才获准进去。缠满绷带伤者的眼神和呻吟，妈妈的坚忍，看守人员的呵斥和鄙夷目光，让我一下子感到了莫名的恐惧，至今想不出恰当的语言来描述。我，一个生活在天堂的孩子，突然看到了地狱。

妈妈看到了我，愣了一下，抱我可能是抱不动，把我搂在怀里。妈妈看到我的打扮，拿起梳子给我梳头，开始掉眼泪。姥姥赶紧拿出我们三人的照片，一张接一张：我作为“小女主人”在宴会中的照片、小康淘气的照片、小蓓胖嘟嘟的照片，让妈妈高兴起来。妈妈给我梳好头发，剥了一个鸡蛋给我，我没要，塞进了妈妈嘴里让她吃。

整整一年，我不记得妈妈回过家。

（劳改农场，妈：右起第4，1960）

小妹妹叫妈妈 ***** *****

三妹小蓓出生之后一直由姥姥抚养，已经会走路说话了，还没曾见过妈妈。

妈妈从劳改农场回来，一进门，小蓓和妈妈两人第一次眼光相对，小蓓叫了声“妈妈”，妈妈很是惊奇，小妹妹怎么认得她？妈妈随即把感激的眼光投向姥姥。（家里相片多，姥姥常把妈妈的相片给小妹妹看，一遍又一遍地教。）

丁香树下听故事 ***** *****

1960年春天景山学校成立，爸爸给我报了名，六岁的我上学了。

同学们多是大院的孩子，但是我每天要从姥姥家坐公共汽车去学校。有一天某老师问起我住哪，一旁教务长刘老师搭腔：“她是于光远的女儿，爸妈离了婚，妈妈是右派，她姥姥。。。”。同班同学多年后还记得我打转的泪珠，我从此不和这刘老师说话。我喜欢上学，尤其是数学，但是上学最初的几年不太爱说话，我知道我和别人不同：“右派的儿女”。

儿时大家爱听故事，每天傍晚，因为要让姥姥快点儿在丁香树下开讲，吃完饭后孩子们会积极地洗碗收拾，大家坐小凳子听姥姥编纂她的侠义故事：“十三妹”“七侠五义”等等好听的。

十三妹她们武艺高强，姥姥一定是希望我们将来有很好的本事，而且勇敢。
善良而不勇敢是没有意义的。

（我，小蓓，姥姥，小康，约1961）

二次姻缘 ***** *****

离婚时妈妈只有二十四岁，她单纯、善良、乐于助人，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身体不好，她成了大家同情的对象：车拉不动，大家会帮着推一把；挖渠挖得慢，你一锹他一锹，很快也就挖好了。感受到了大家的关怀，妈妈劳累下恢复了些笑容。 1960年饥荒恶化，劳动的强度增加，这时一个同龄的小伙子进入了妈妈的生活：聂宝珣，北京三十一中历史老师，其父亲为北大历史学家，不知何故被划成了右派。聂叔叔尽自己可能帮助保护着妈妈，在劳改农场旁边的法庭里，他们结合了。

同一个法庭，一年半之前，妈妈遮掩着隆起的腹部，被迫离了婚。

妈妈怀孕了，饥荒时期在劳改农场生孩子，必须有极大的勇气。妈妈和聂叔叔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这急坏了姥姥和聂老先生。聂老先生注意到儿媳的贤惠和好学，因此几乎倾家荡产的给她提供营养。聂叔叔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每月可以回家一两次，没有聂家父子，妈妈在那个年代是活不下来的。聂老先生与小孙女生日相同（1961），因此取名聂祖同，儿子儿媳劳改期间，聂老先生抚养我这个妹妹小同。妈妈怀胎，尽管有聂老先生相助，农场恶劣的生存环境仍然造成初生婴儿的发育不良。产后身体虚弱，妈妈得了心包炎被送回了北京，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被安排在女三中地下室种蘑菇。

半个小窗透着一点儿光，潮湿阴冷、黑漆漆的地下室里，只有妈妈一个人。

我在景山学校念书，中午有时会被爸爸接去吃午饭，放学回姥姥家。白塔寺电车站在女三中门口，我有时就会到女三中地下室找妈妈，帮忙植放菌种。一边干活，一边说话，也会把爸爸口信转述给她，他们在姥姥家见过面。六一年底妈妈摘了右派帽子，但不允许教书而被安排在资料室工作。作为摘帽右派，她还得经常写思想汇报。她和聂叔叔的住处离姥姥家不远，从女三中出来先要经过姥姥家才到她自己的家。小同是聂家宝贝，聂叔叔对我们很好；聂老先生疼爱儿媳，同时善待我们三个。母亲带我们去过聂老先生的家，我至今记得他书房中厚厚大大的线装书。

妈妈在资料室工作后，放学路上我们经常能遇到妈妈，一年中约有一半时间，妈妈出门永远围着一条酱红色的头巾，穿着一件皮外套。1962年我八岁，小康开始上学，我每天带着她往返学校，我们一下车就会在人群中追寻酱红色头巾，找到就跑上去从后面抱住妈妈。一开始我们能搂住她的腰，后来达到她的肩膀，最后能用双手蒙住她的眼睛了（1966）。

蒙住妈妈的眼睛，要她猜是谁，我们一天天长大，长高了。

见面任务 ***** *****

作为最大的孩子头，我第一个任务：从爸爸那儿取来生活费给姥姥。

大约是1962年秋天，爸爸也结婚了。爸爸中宣部里面的家中，我们有了一位孟阿姨：很洋气、不爱笑、不爱说话。后来，爸爸家的小东妹妹出世了。我带着小康上学，中午饭跑到东四买小吃，在一次受了骗之后，改到中宣部食堂吃午饭。我们和同学一样，有时吃五分钱一份的大锅菜。两毛钱一份的腔骨熬白菜和西红柿炒鸡蛋算是上好的饭，每个星期一样吃一次。每个月我和小康星期天会到爸爸家一次，孟阿姨对我们很客气，从来没说过我们，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把爸爸那里当作我们的家。

爸爸不来姥姥家了，我多了第二个任务：带小蓓去见爸爸。

中宣部大食堂里开出了个小套间：小灶，领导们可以吃到炒菜，孩子们吃不到。爸爸基本上不来食堂，但偶尔会和几个叔叔来吃饭谈事情，那时爸爸会在大食堂找我，告诉我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带小蓓等他。我们最常见面的地方是大一路的公共汽车站，一般是下午，爸爸跳下车来抱起小蓓亲一口。分手离开时，我们固定方式是他伸右手，用食指和中指夹一下我们的鼻子。他有时会从兜里掏出些糖果，有时一支笔，这种见面方式一直持续到文革开始。

冬天有时很冷，长安街上风很大，脚指头耳朵都快冻掉了，我们数着：一辆，两辆，三辆，。。数公车过去了几辆。

我那时还不懂为什么我们见面得这么秘密。爸爸从来不会先到车站等我们，我们得等着他，他有时迟到，我们的约定是不见不散，他一定会来。不过有时等他等很久，终于他从车上跳下来，第二辆车一到就匆匆上车走了，像是怕被人看见。间隔不到几分钟，如果中间放走一辆车，时间就算是长的。1966年五月，中宣部的阎王（部级干部）和判官（处级干部）先被打倒。到了六月，不少同学去串联了。文革开始后，我们呆在姥姥家，爸爸又经常没自由，找我安排和小蓓见面就变得很少了。

(长安街，1983)

妈妈偷偷回家 ***** *****

妈妈在女三中从1966年开始就挨斗，沙坪校长死时她已失去自由，每次放出来回家取东西，她就会匆匆来看姥姥和我们一眼。

这一次她偷偷回来看我们，也在姥姥梳妆台上放了钱。（离婚后，妈妈每月从微薄工资中拿出十五块钱放在姥姥梳妆台上）。

妈妈通常只穿白衬衫，没有斑斑点点的衬衫，所以我们一下子就知道了妈妈受折磨了。

她身上总是看到大块的瘀青，我们看了心疼，她就会轻描淡写的说是血管脆弱，比别人更容易青紫，反而挨打比较少，别的老师挨的打比她严重的多。当姥姥问起那些人怎么打人，妈妈就把孩子们支开，不让听。

来了小板车 ***** *****

1966年8月某天下午，戴着红袖章的大妈们来了，她们推着小板车，在胡同里挨家挨户发面粉，指派接待串联的学生人数（例如每家十人）。她们用秤杆，按学生人数派发给多少斤两的白面粉，告知要给红卫兵做饭吃。

人生一切都是不可预料的命运，街坊大妈派发面粉的时候，正巧大姨家的女儿从沈阳来了。

表姐她比我大一岁，穿着军装、军帽、袖章、胸章、扎着皮带。看着同龄人走南闯北，人家正牌老子英雄的红卫兵，威风凛凛、大有作为的样子，令人羡慕。表姐拉了我说“妳怎么不当红卫兵？”我弱弱地答“妈妈”，她迟疑了一下子（明白妈妈是右派）就不再说话了。

我们拿了三个盆子接了面粉。看到表姐风尘仆仆的样子，姥姥本想留她在家吃饭，没想到她一转身就没了踪影。姥姥说“表姐没能在家吃饭，我们蒸一次包子给别的串联孩子们吃吧，他们太苦了。光是白菜没油不行，妳去买些肥肉吧。” 胡同口的肉店五点关门，我先去买了一块肉，然后把面揉了隔夜发了。

（日后感想：如果表姐没在那关键时刻出现，我们就不会蒸菜肉包子。如果她留下来，第二天，正牌红卫兵或许可以阻挡乡下杂牌军，姥姥或许不会被打得那么惨。）

菜肉包子惹麻烦 ***** *****

第二天一早，我帮姥姥和小姨剁了一大盆白菜拌了一些肉进去，蒸了一百多个菜肉包子。中午开饭了，包子一抢而光。

听说有包子吃，更多红卫兵从别人家跑过来。因为我们包了包子，别人家吃的是馒头咸菜，吃了包子的佳木斯六中红卫兵就认定我们是地主、资本家。吃完包子后，他们开始到处搜，最后翻出一张房契，他们说这是“变天账”。

这帮学生没穿军装，算不上正牌老子英雄的红卫兵，也没有铜扣皮带好抽人，于是拆了板子打人，跑到附近邻居拿了三四把铁锹、拔了玉米秆，有人开始挖地，有人把玉米秆折半、抓着头尾成双棒抽人（不知他们乡下孩子是否如此对待牲畜），姥姥的薄衫被打成一条条挂在背上。

姥爷当时已经在工业学院被审查，家里只有姥姥、小姨、我们三个孩子、还有小姨刚刚生下十天的小表妹。姥姥被剪了阴阳头，烈日下跪在地上被板子打、被玉米秆抽。比我大九岁的小姨生完孩子才十天，她也被他们拉出来在烈日下罚跪，婴儿在南房里哭啼没人管。

看热闹的人说我妈妈是右派，就在附近的女三中，结果一群人跑到女三中把妈妈押来。据妹妹小康所述，妈妈一进来就自己跪到姥姥身边，看着他们自动“坦白罪行”，他们下手就减轻了。

我们被命令罚站，家里一切被打碎之后，他们挑破了房子的顶棚，挖开房子里的方砖，掘地三尺。坑挖得三四尺深，小蓓吓得紧紧攥着我的手，以为要被活埋。姥姥在我和小康身上藏了钱。自从姥爷被抓走，姥姥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教给我和小康怎么自己想办法生存，万一发生了什么，别丢了小蓓。那救命钱是绑在我们身上的，我当时真怕他们搜身，一直在想如果钱搜出来怎么逃，我想我们一定会没命。

（现场示意图）

第一次做饭 ***** *****

从早上打到晚上，红卫兵们累了，撤走了，妈妈也被拉走了，姥姥被打得后背血肉模糊。我和小康搬来床板，放在坑上，让姥姥趴着。中午包子被抢光了，我们一家从早上就没吃、没喝、没上厕所。姥姥呻吟着，叫我找水給她。红卫兵们喝完水，把暖瓶玻璃杯也都丢到坑里砸了。我只找到一只搪瓷碗里有点喝剩的水，喂姥姥喝了。姥姥挣扎着叫我给全家做饭吃。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做饭。我和小康找来一个蜂窝煤炉，火点不着。撕破的书，打烂的家具比比皆是。我们花了好长时间用书和家具点起了一堆火。幸运的是在一个罐子里找到了一点米，南房后院夹道棚子里，姥姥有一坛刚刚腌的鸡蛋没被发现，我们煮了粥和鸡蛋。

那天晚上，姥姥趴在坑上的板子上，我们睡在屋檐下的廊子上。

姥姥卧床不起了。从那天起，我成了整个家庭的顶梁柱，每天往返于牛棚之间传递着亲人们的消息：姥爷、爸爸、妈妈；去姥爷单位领生活费，煮粥、做饭。小姨父是现行反革命，不能回家。小表妹没人带，我也得帮忙。带着小康推着竹子小童车，变卖了家里打烂的东西来贴补家用，把土填回红卫兵在房子里挖的深坑。

爸爸能给姥姥的钱也只有几十块了，幸亏姥姥藏了一些钱，藏在我们这些女孩身上的救命钱。

第一次缝衣 ***** *****

爸爸家的小妹妹小庆这时候快出世了，姥姥让我找出抄家没被拿走得一块花布说“那个孩子不管怎么说，也是你们同父异母的妹妹，他们现在也遭难了，你帮着我，咱们缝个小被子，小棉袄吧。” 姥姥趴着，缝不了，我的针线活就是这么一针一线开始学的。

爸爸的稿费大多用于买书，他当时有几万册藏书，我们也要帮继母把书籍当废纸卖。他们必须搬家，书只能这么处理。精装书是不值钱的，要把书皮扯掉才能卖。小康跟着我卖书，我们每天得去卖至少两小车书。只要没看见，小康就躲起来，在那些书消失之前多看几个字。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度过了1966年。爸爸似乎是选择性记忆，多少年后他写《文革中的我》，只写了他可以“阿Q”一下、感觉自我胜利的内容。我希望我的事实陈述可以作为他那本书的补充。

（爸爸的书架从来都是满满的，1993）

遭殃的胡同 ***** *****

我从早到晚忙，没有告诉姥姥我看到了些什么，也没有去关心自己家以外的事。直到有一天，姥姥让我放下手里的活，和我说起其他人。姥姥家住老门牌26号，25号住着小梅一家。小梅爱跳舞，会用脚尖走路，是我胡同里的小朋友。姥姥一说，我想起很久没有看到过她了。姥姥让我去找老保姆打听，她的父母被打死了，她不知被谁领走了。姥爷的弟弟和弟妹住在28号，他们被赶回了沧州老家，说是地主，老家的人说他们饿死了（没有给他们分粮）。二姥姥很胖，死的时候皮包骨。27号一墙之隔住着王蒙，王潵一家。他们家的小孩以前和我一起玩，如今谁也不会来往了。

（街道示意图，2013）

老云南白药 ***** *****

妈妈又一次被放出来回家，应该是拿换洗衣服的，被允许的时间有限。看到她的白衬衫又斑斑点点了，姥姥就让我找出换洗的衣服给她。

妈妈僵硬地慢慢地把衣服脱下来，趴在板子上的姥姥指挥着我，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不知存了多久的云南白药，姥姥爬不起来，也挣扎着給妈妈清理伤口、涂药。她们叫我去洗衣服，把我支开好说悄悄话。

我洗了很久，衣服上的血迹怎么也洗不掉。

因为妈妈停留的时间长了些，她没能回到自己家里看小同妹妹就直接回学校了，姥姥叫我们到她家探视，因为她家大人只剩聂老夫人了。

“不管别人说什么，你们的妈妈是最好的人，你们长大必须帮助她”。姥姥经常告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千万不能学妈妈，她太容易被害了”。

粮票的牵挂 ***** *****

妈妈每个月都会回家拿粮票，如果过了一段时间没取，姥姥会很担心，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妈妈学校里的信息。

我们常用的白塔寺公车站就在女三中附近，我们想进去探探消息，可是门口挂着“女三中革命委员会”的大红字牌，还有红卫兵出没，徘徊了几次也不敢进去。

（姥爷和姥姥，约1955）

石榴花落 ***** *****

牛棚中历尽折磨的妈妈走了(7/12/1968)。她怎么死的我们不知道，只知道整她最历害的是董光苔，烈士子女（其父亲董振堂）。在我爸爸妈妈结婚时，董是妈妈女三中同事，曾是妈妈的好友，当时董得病，因为她母亲不是法定妻子，很长时间没能定为烈属，家里拮据。我爸爸当时稿费多，相对丰裕，姥姥说大概有一年多妈妈拿到工资，看也不看就全都给了董，但是这样做也就被嫉妒怀恨了。文革一开始，董光苔也在牛棚，她母亲向毛主席求救，据说毛亲笔批示“此人无大过仍可用”，凭着毛的纸条出了牛棚，当上了革委会主任后拼命整人。妈妈死前告诉姥姥，如果她没了，就是死在董光苔的手里了。

妈妈死的前一晚，小蓓跟着姥姥睡，偷听了妈妈和姥姥的谈话，提到了那棵石榴树。（“看看窗外石榴、便知女儿安危”）

女三中革委会来人时，小蓓一个人拿小铲子正在院子里挖土，我和小康不在家。小蓓说，那一天她一直在院子里蹲在地上挖土。来人还没说话，她已经知道妈妈没了。骨灰不让留，聂叔叔偷偷抓了一把带回家。去年我们安放妈妈骨灰时，吃惊地发现聂叔叔冒险留下的竟然是那么少，只有一个指甲盖那么大。

不出一个月，八月某一天，在七机部工作的年仅29岁的小姨父也死了。小姨没能见上丈夫最后一面，连骨灰都没见到，那天小姨家的小表妹刚满两岁，她还没来得及叫爸爸。那时聂叔叔也被整，聂老先生文革前已经去世，由聂老夫人带着小同妹妹，姥姥经常派我们去打听。她关心所有的后辈，姥姥就像老母鸡一样，我们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被她呵护着，在她的臂膀下学会做人。冬天早上，姥姥蹲在地上用一双铁筷子从炉渣中挑出没有烧干净的煤核。把我们的衣服穿在烟囱上弄暖和了再叫我们起床。她非常节俭，但是从来不让我们缺少任何学习用品。姥姥收留的智障女孩，她也教会识字，再帮着找工作和对象生下孩子。

姥姥爱我们，她关心身边所有的人，自己却从来一无所求。至于那棵石榴树，姥姥说看到了几次白影子，她女儿（我妈妈）的影子。一个动荡时代的影子，石榴花落，来年开否？

（妈妈，约1954）

宁夏与陕北 ***** *****

后来我去陕北安塞插队（1969），爸爸蹲五七干校，我去宁夏看他，帮他养猪、种旱稻。看到他养的猪又肥又大，我跟他说陕北的土猪长不大养不肥，要是能改良就好了。

爸爸送我他“四清”穿过的大棉袄和一些植物种子，这些东西后来发挥了作用。植物种子种出了大冬瓜，附近农民都来看“科学种田”。当时爸爸的生活费每月只有20元，不知他如何省吃俭用才攒了30元买了两头小白种猪，带小猪到陕北的过程十分艰难，遇到大雪封山等困难，路上走了十天。后来，方圆几十里就有小猪后代。

妈妈的经历无疑地影响了我，姥姥的告诫“防人之心不可无”，诚然不错。但是，防范别人费心机，我们不如珍惜周遭善良的人，例如妈妈一生没有害过人，至少到死也没有害人的机会和念头。动荡期间，有些被害者本身也是加害者，但是妈妈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受害者。

（陕北插队，我：右起第二，1971）

合影缺一人 ***** *****

爸爸晚年告诉我妈妈死前几个星期，他们见过面，他知道清理阶级队伍，妈妈会再次遇到风险，但他没想到是诀别。爸爸有机会回家一次，结果他去了白塔寺。我无论如何想不出来他和妈妈是怎样取得联系的。爸爸说他买了几个包子，在学校旁边名叫罗圈胡同的隐蔽胡同里和妈妈见了面。妈妈买了两根冰棍，他们钻进小胡同转了半个多小时。他说的时候哭了。

我有时觉得爸爸对不起妈妈，但又常常觉得他实际很可怜，被迫和自己心爱的人分了手，自己的女儿不能公开承认，我心里埋怨他懦弱。爸爸看上去是一个极为乐观的人，一个停不住的大忙人，其实他心里埋藏了别人无法想象的苦痛。他不能停，只有工作才能让他忘却，他心里某一处伤痛是不能触碰的，他尽一切可能封存。

爸爸八十多岁第一次脑血栓之后，悄悄问过我几次妈妈的生日，他说他想不起来了。怕我误解，为了说明这是生病造成的，他专门去问住院在他隔壁的曹禺。”你太太生日是什么时候？“曹禺回答不出，过了两天才想起来。曹禺的糊涂他和我说了多遍。

这几天清理老照片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张我们姊妹三人和爸爸的一张合影，这是一张在西四北大街照相馆拍的照片，拍照的时间是1968年九月，妈妈死后不久。我们怎么也想不起来爸爸怎么来的，我们怎么去的照相馆，他和姥姥当时说了什么。这一次他没有顾忌什么，他跟亡故前妻的女儿们照了相。

（1968）

结语 ***** *****

作为于光远五个女儿中最年长的一个，我讲了我们家的故事。每个人知道的只是极小的历史片断和表面看去不好解释的现象，我们身处的不同的地位和年龄，同样的事件在我们的心灵上刻下了不同的痕迹。大家一起讲述我们父母那一代的事情，我讲出来，您也讲出来，大家一起就可以更全面地理解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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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

董光苔是什么人？她的父亲是红军第一方面军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当时红一军团总指挥是林彪，红三军团总指挥是彭德怀），后为红五军军长。经历过多次血战。在西路军打通河西走廊时，血战高台、寡不敌众而阵亡。马家军将他的头颅割下来，挂在高台县城东城楼上示众
　　董振堂死后，毛泽东、徐向前、邓小平、叶剑英等领导人用各种方式表示悼念，塑像树碑，建立陵园、纪念堂和纪念亭。1958年，周恩来指示，把董振堂的遗孀贾明玉接到北京，在北京展览馆路分给两套住房给她和女儿董光苔。
　　董振堂与国民党、马家军殊死拼杀流尽最后一滴血，但他的“红二代”女儿董光苔，虽然在1966年“红八月”时也受到冲击，却又扮演了另一角色，怎能不令人深思、再思、三思！

孙历生和害死她的董光苔

　　于小康

　　孙历生

　　（一）孙历生的悲剧始于她14岁

　　小时候我曾抱怨妈妈孙历生乱说话成了右派。姐姐小红在《白花丁香树》里回忆妈妈，记得爸爸于光远后悔让妈妈去党校。而我责怪爸爸1957年时流连东欧不回来保护妈妈。这些说法看法，其实都是童稚之言，不得要领。
　　孙历生是个热情的北平进步学生，14岁加入共产党，也许对北京和平解放有微不足道的贡献，说不上功绩。那时北京市民心向共产党的很多，连我毫无政治倾向的姥姥、姥爷都曾为被警察追捕的进步学生开过门打掩护。
　　像孙历生这样的进步知识分子，她和党的短短缘分，是她在反右和文革中的遭遇的根源。因为毛泽东对地下党员在建国后的既定方针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如果你是被逐步淘汰的对象，反右时人在不在党校，说什么不说什么话，丈夫在不在身边，有什么大关系？而文革说到底，是“人民的幸福”来源于专政对象的痛苦。没有专政对象还得造出几个来，何况有过记录的右派，既使是错划的。
　　为什么他们要被淘汰？我没研究过党史，不会解释毛泽东的宏图大略。我只知道母亲孙历生所以是进步学生，是因为她有文化会独立思考，勇敢直率，向往自由。也许这些特性恰恰是她注定要被淘汰的原因。

　　（二）董光苔害死孙历生

　　孙历生的死，直接的责任人是董光苔。1967年初解放军“支左”部队由马营长领导进驻北京女三中，“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是原女三中副书记董光苔。董光苔领导的女三中，继续了该校从红八月开始的整人打人的恶行，使女三中最终成了北京学校里的文革重灾区。
　　在母亲非正常死亡的文革中期，女三中还逼死了另一个女老师方婷之，逼疯了一个男老师盛荃生。董光苔迫害了大批教职员，有名的故事是体育教员孙瑞英被她打成“反革命”，仅仅因为她做针线活时把针插在毛主席像外的白纸边上。董也要间接地为一些老师家属的死亡负责。这样的人在文革后一直没失去权力，在清理“三种人”时安然无恙。只是由于她在女三中民怨太大，被调换了个地方后继续做领导。
　　董光苔已经死了。董光苔对我母亲之死的个人责任是不难推定的，即使不提及母亲有被“他杀”的巨大嫌疑。完全可以归责到董光苔的有非法关押、诬陷、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甚至有人见证说孙历生当时解下来时尚有气息而董不许救治。可惜因为我们没有及时收集控告董光苔的人证物证，追诉期过了。即使中国以后放宽对“反人类”罪行的追诉期，我们手里有再多证据也不能把董光苔拉进法庭当堂对质令她伏法了。
　　董光苔以“文革受害者”自居，以“红八月”受过迫害为由拒绝承认她害人的事实。在我看来，受过迫害并不能洗白一个人践踏他人生命的罪过；害过人，也不能成为被别人摧残凌辱的借口。这是一种“两不互相否定”吧。文革中发生的残酷迫害事件，只能一个事件一个事件地分析。在法律的基准上，聚焦在被害人的基本人权被侵犯，聚焦在害人者反人类的行为。不要东拉西扯，混淆是非。
　　从反右到文革之前，妈妈的生活是痛苦的。即便不再被劳改，她也天天受精神折磨，写不完的检查交待不完的错误。那些直接间接明里暗里迫害她的人，在文革中也自己受到迫害。即使对这些人，我依然为他们悲惨的下场万分悲哀。无论如何，文明社会应该有一个“不能无法无天地践踏人的基本权利”的底线。

　　（三）董光苔是特权时代的产物

　　董光苔害人时已年过35岁，不是头脑冲昏的未成年人。和那时大多数中学老师校长不同，她不是普通家庭出来的知识青年，而有幸是她那个年龄段不多见的红二代，顶有烈士子女的光环。她的青少年经历据说很坎坷，曾在困窘中度过一段时间。1958年，周恩来安排她母亲来京和她团聚，确认了她母亲是董振堂遗孀，给了她们住房。董在文革前已经是校长沙坪之下的女三中第二领导。
　　在文革中，董光苔得到了平民百姓没有的“可以活命”的私授特权。这个党和领袖特别开恩赐予她的特权，后来演变成她对别人生杀予夺的实际权力。她无节制地滥用她的权力向平民施虐，对施恩于她的权势表示忠诚，把一个小小的女三中搞成了人间地狱。她的烈士子女光环也使得她逃脱了文革后被追究手上平民鲜血的罪责。
　　孙历生不是董光苔唯一加害的人，但她和孙历生的恩怨反映了她的人品。女三中老教师们记得，母亲早年对董光苔多方照料，董受到孙历生的恩惠，举止就像她的跟班。母亲怀姐姐和我时，上下台阶董光苔都会主动地搀扶她。可是，1958年她们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母亲变成了“右派”，而董光苔的烈士子女身份却得到了确认。
　　董光苔的身份改变以后，不仅仇视孙历生，也仇视其他知道她根底的老师。这种怨恨来源于一点：这些人知道她没有发达之前的窘态，因此他们都罪该万死。董光苔这样的人品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是好人，而文革把对权力的所有制约取消，董光苔毫无顾忌地整人报复，给她治下的教师学生带来了梦魇。
　　我不放过董光苔，不接受她也有被迫害过因而是受害者可以不担责的开脱，不接受“人性本恶从来如此”的是非不分解释，不接受要受害人和施害者共同承担责任的胡言。董光苔害死孙历生有罪。给她无制约的权力来害人的权威有罪。

　　（四）我逃脱了董光苔的魔掌

　　一个月前，我给北京市第77中学写了封感谢信，原因也和董光苔有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在北京景山学校四年级，那时才10岁。1967年底“复课闹革命”时，我应该上初中。因为父亲于光远被整，我没有回景山学校。女三中离姥姥家最近，也是孙家女儿们一向去的中学。按道理，我应该在那里上初一。那么，我就会在女三中里亲眼看着母亲被斗争批判罚跪关押毒打。在董光苔的控制下，我很难想象我的遭遇是什么。幸运的是，有人帮助我去了离家很远的77中学而不是女三中。
　　我至今不知道我是如何逃脱董光苔的魔掌的。我写信给77中学，也是想揭开这个谜，找到当年救了我的人。

于光远与孙历生的三个女儿。

　　（五）毛主席下旨，董光苔放生

　　在腥风血雨的红八月里，母亲孙历生和董光苔有短短时间共同被关在牛棚。和母亲这种庶民右派不同，董光苔有着特别的机遇。故事的很多细节是董光苔自己告诉文革研究者王友琴教授，后来被其他女三中老师们证实。我是小时候听我姥姥讲的，而她是从我妈妈处听说的。甚至有董光苔的远房亲戚发贴说过此事。细节虽有出入，故事梗概一样：
　　在红八月里，董光苔和女三中十几个教职员一起被关押在学校多日。沙坪校长被打死以后，董光苔的母亲，烈士董振堂的遗孀贾玉明给毛主席写了信，通过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关系，把信递了上去。由于这种特殊途径，毛泽东收到了信，并作了批示。批示是总政治部来人向女三中红卫兵开会传达的。董光苔因此从劳改队释放，并且很快被三结合了。
　　一个细节我没有搞清楚：放生董光苔具体是在红八月的哪一天。贾玉明找毛主席是在沙坪8月20日被打死之后。董家亲戚另外说是在董被关押在校七天之后。为什么我在意一个日期？因为我想知道在董光苔被放生之后，还有多少北京学校的教职员伤残死去。因为政府对这些人的死伤有无法脱逃责任，受害人和亲属有权要求政府赔偿。
　　董光苔的故事说明了三件事：第一，最高权力在那时知道有一批学校教职员在红卫兵手里，生命危在旦夕。第二，那时并不存在红卫兵“失控”的现象：解放军来个人开个会，人就放了。第三，放生董光苔，不放生其他人。不是不能救，是不想救。
　　想一想：成千上万的平民生命有危险，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是政府知道的，有能力有办法解救而刻意不救。这样的政府是什么政府？政府领导人要负什么样的责任？这样的政府行为今天的人们能接受吗？如果47年前这样的行为今天不被批判而是被歌颂，是不是默许同样的行为再发生？

　　（六）向前看

　　虽然董光苔已死，我对清查没有水落石出的文革冤案和追究文革时的个人责任的态度并没有变。如果这仅仅是一家一户的恩怨，我可以放下。放不下是因为我认为反右和文革的谎言不被揭穿，可怕的根依然活着，不知道哪天又会发出邪恶的幼芽。反思反右和文革，就是为了往前走向前看，这是造福后代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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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于光远的五个女儿

于小红

　今年十月间我在北京参加了两个父亲的追思会。在会议上我决定把我们姊妹五个，特别是三妹介绍给大家。

　　首先由衷地感谢各位追思父亲的同志们。父亲对各个领域所做的贡献能被大家认可，在地下也能得到安慰了。我是学工程的，对他的学术工作不了解，就从父亲如何教育我们，使我们学业事业有成说起吧。

　　我是学工的，也曾被丁肇中点名到他的实验室学习工作过。从小父亲就着重培养我们的好奇心。好奇心驱使我从一个学科跳到另一个学科。最终一千美元白手起家，在美国成了光纤技术的早期创业者。我在厨房做出的产品让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成了我的第一个客户。现在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我的团队拥有了一些国际领先的技术和专利，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开的中国科学家论坛。上大学前我只读了初中。高中数学物理是我在宁夏干校在父亲指导之下用三个月时间速成的。自己动手，开动脑筋，克服困难，从中得到的创造的乐趣是无穷的。我对父亲说，我创办公司更像是有奖智力竞赛。立足中国的小公司如果在某些技术上能赢过美国的大公司，是很过瘾的事。我见他时，他从来都很有兴趣听我谈科技进展。

　　在大数据时代中国必须掌握别人也没有的关键核心技术。不能受制于人，否则又会再次落后。高速数据网络涉及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我想向各位经济学家呼吁一下，建议国家建立一套综合评估体系，重视发展小型民营科技创新型企业。

　　二妹小康是学数学的，专业是计算复杂性，介于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之间。在她初中毕业失学的年代里，家里的藏书使她自学了数学物理哲学欧美文学。父亲的科学家朋友提供了帮助，中科院的胡世华先生，杨东屏先生，黄且圆先生（杨乐夫人）都是她的恩师。跳过高中和大学，她成为78年文革后科技大学为中科院代培的第一届验究生，后来赴美取得博士，在两所美国大学先后取得终身教职。

　　大家没有听说过的三妹小蓓是学医的，很早去深圳参与创办公司。她最终还是回归本行，经营医院，推广开发微创手术的技术和设备，同时做救济山区学校的慈善事业和绿化。

　　小东妹妹是学经济的，在北大任教多年，带研究生，同时编辑经济学术杂志。她也是对父亲晚年的工作帮助最大的，姐妹们对她为父亲的付出都很感激。小庆妹妹在美国取得经济学博士以后，进入世界银行，主要从事教育、健康与社会保障方面的经济政策研究。

　　父亲教育我们关怀我们的故事很多，今天就不一一讲了。

　　父亲一生经历坎坷，多次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我的母亲孙历生也是反右和文革的受害者的代表人物之一。那个特殊年代造成许多人间悲剧。在追思会上说这么多家事，也是想告慰父亲，我们姐妹五个都很和睦，而且继承了父亲乐观的人生态度，最终都活得好好的。我们的再下一代，有学社会科学的，也有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医学法律金融的。我们都会为保存父亲的精神财富继承发扬父亲的思想尽一份能尽的力量。

　　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