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以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为首的盟军诸国将领，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内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举世瞩目的日本受降仪式。
“密苏里”号战列舰
1945年9月2日早晨，以日本外相重光葵为首的11名投降代表乘坐美军一艘小型驱逐舰来到满载排水量57256吨的“密苏里”号战列舰前，在众目睽睽之下，跛脚的重光葵特别吸引眼球，其艰难而又狼狈地带头爬上“密苏里”号的舷梯，拄着手杖步履蹒跚地走在最前面， 9时零2分签字仪式开始，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在受降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重光葵在投降书上签字
一瘸一拐的重光葵成为“密苏里”号战舰上所有人都注视的目标，而他自己也是非常沮丧，脸上露出难以掩饰的难堪，那么这位跛脚的日本外相是怎么瘸的呢？是天生的生理缺陷？还是另有隐情？这其中是有故事的，而且这故事就发生在中国上海的虹口公园，也就是现在的鲁迅公园。
重光葵（拄手杖者）与日本投降代表
重光葵（1887—1957）是日本著名外交官，自1911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就任职于日本外务省，一年以后被派往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担任外交官，不久又在日本驻英国大使馆担任书记官，1915年到中国担任日本驻华公使头等参赞，1918年担任日本驻美国俄勒冈波特兰市领事，1919年曾随日本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沿着外交官的仕途，一路飞黄腾达。
重光葵
1927年5月28日，日本政府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借口，首次出兵4000人入侵济南，造成中日两国关系极度紧张和恶化，在面对中国政府的强烈谴责和国际舆论的双重压力之下，日本外务省派遣重光葵出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与重光葵总领事进行了多轮谈判。
1928年4月25日，日本第六师团5000余人从青岛登陆再次增兵济南，并于5月3日故意挑起并扩大事端，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杀害中国军民6000余人，打伤17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蔡公时。
“济南惨案”纪念碑
重光葵再次出面调停和解决因“济南惨案”引发的外交事件，并最终于1929年3月28日在南京签订了《“济案”协定》，而这个协定的签订明显与日方有利，也帮助日本摆脱了外交困境，重光葵的外交才能也因此得到了日本外务省的高度重视。
1931年1月11日，重光葵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公使馆参事官兼任驻上海总领事，并经常代理驻华公使之职权，一度不断往来于京沪之间，就日本的在华利益和武装侵略与中国各方斡旋，以争取利益最大化，而同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也于重光葵的外交努力脱不了干系，而重光葵也很快就晋升为日本驻华大使。
1932年1月12日，重光葵从上海回到东京述职，1月28日夜即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闸北中国守军发动猛烈进攻，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和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抵抗日本军队的攻击，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中国军队阻击日军
1932年2月1日，重光葵奉命乘“长崎丸”号返回上海解决中日之间发生的武装冲突，面对双方交战呈胶着状态，重光葵建议日本内阁向上海增兵，重光葵的意见与日本军部的计划不谋而合，遂于1932年2月23日增派第十一、第十四师团赶赴上海，并与之前增援的第九师团及海军第三舰队组建上海派遣军，由白川义则大将出任上海派遣军司令，而南京国民政府则增派张治中将军率领由第87师、第88师及教导总队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紧急驰援上海。
张治中将军
1932年3月1日，日本从本土增援的陆军在海军的配合下登陆成功，中国军队侧翼受敌，不得不被迫退守在嘉定、黄渡一线固守，中日双方战争态势再一次成为胶着状态，此时重光葵认为日军全面向纵深挺近时机尚不成熟，遂建议白川义则发布停战命令，而重光葵则利用外交手段斡旋中日之间的矛盾和利益。
1932年3月14日，国际联盟调查团抵达上海居中调停，重光葵是日方首席代表，而中方首席代表是顾维钧，双方就上海停战进行了艰难的谈判，但双方谁也不肯让步，致使谈判也进入胶着状态，及至4月中旬双方谈判仍未取得任何成果。
1932年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长节”（即昭和天皇诞辰日），得意忘形的日本上海派遣军决定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以日军在上海的胜利为昭和天皇庆生，日军的狂妄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军方和中国人民，一些爱国志士开始准备暗杀活动，以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北伐名将陈铭枢当时是京沪卫戍总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正是在其支持下，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才在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抵抗，蒋光鼐和蔡廷锴都曾是陈铭枢的老部下，北伐时期陈铭枢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时，蒋光鼐为副师长，而蔡廷锴是其属下的团长，而第十九路军也是著名粤军一师的老班底。
陈铭枢
陈铭枢的心中咽不下这口恶气，决定要教训教训日本人，为此他找到了素有“暗杀大王”之称的王亚樵，陈铭枢与王亚樵素有交情，他将自己的想法透露给了王亚樵，并提供经费和赏金4万元，王亚樵同意陈铭枢的构想，随即进行了策划和组织。
日本上海派遣军为了安全，也提高了警戒级别，不允许任何中国人进入会场，只有日本人和朝鲜人才可以进入，面对这种安保情况，王亚樵决定找位于法租界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帮忙物色人选，于是他找到交情颇深的朝鲜人安昌浩，安昌浩当时担任韩国临时政府内务总长，由他约见了警务部长金九，而金九认为此举可为朝鲜的独立运动助威，遂找到在上海流亡的朝鲜爱国青年尹奉吉，而深明大义的尹奉吉也欣然受命。
时年24岁的尹奉吉是1930年流亡到中国的，先后到过东北和青岛，1931年来到上海后与金九相识，尹奉吉通晓日语且意志坚定，在金九的游说下，同意接受刺杀任务，并在进行刺杀行动的前三天，宣誓加入了“朝鲜人爱国团”，金九为其准备的是2枚烈性手雷，被巧妙地安放在日本军用水壶内和日本便当（饭盒）内。
尹奉吉行动前留影及宣誓文
1932年4月29日8时许，尹奉吉身穿笔挺的西装，肩挎军用水壶，一手提着便当，一手摇动着太阳旗，若无其事地与其他日本侨民一样进入戒备森严的虹口公园，祝捷大会于9时开始，首先举行了阅兵式，重光葵与白川义则等日本高级将领都站在主席台上。
重光葵等人站在主席台上
10:30分开始由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日本驻中国大使重光葵和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发表讲话，这时尹奉吉才慢慢移动到主席台前左侧，当所有日本人一起高唱日本国歌时，这也是祝捷大会的最高潮，尹奉吉将水壶炸弹投掷到主席台上，随着一声巨响，台上血肉横飞，鬼哭狼嚎之声不绝于耳，而另一枚炸弹因场面混乱没有来得及被引爆，被丢弃在爆炸现场。
爆炸后现场场景
尹奉吉投出的这枚炸弹收获颇丰，一个名为河端贞次的日本军官被当场炸死，白川义则陆军大将被炸的血肉模糊，送医后不治身亡，而重光葵与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陆军中将都被炸断了一条腿，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则被炸瞎了一只眼睛，尹奉吉被日本宪兵当场抓获，同年底被押往日本处决。
重光葵的腿因伤势严重被截肢并安装了假肢，从此以跛脚出现在世界外交舞台上，1933年5月从中国返回日本出任外务省次官，其后又先后出任外务副大臣、伪满洲国副总理、驻苏联大使、驻英国大使及驻汪伪政权大使等职。
拄拐的重光葵
1943年4月，重光葵出任日本外务大臣，并曾在东条英机内阁、小矶国昭内阁和米内光政内阁出任外相，直至日本投降前夕的1945年4月辞职，但在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发布“停战诏书”之后又重新复出，出任东久迩宫稔彦王内阁外相，负责办理投降事宜，并代表裕仁天皇和日本政府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1946年4月29日，重光葵作为日本甲级战犯被收监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7年，1949年11月被假释出狱，1952年获得特赦减刑出狱，由于重光葵驰骋世界外交舞台几十年，曾有十几个英美著名外交官为其说情，以致重光葵是日本甲级战犯中判刑最轻的一位。
重光葵在远东国际法庭上接受审判
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重光葵在出狱之后竟能重返日本政坛，并于1954年12月出任鸠山内阁外务大臣，参与同苏联重建外交关系，并促成日本于1956年加入了联合国，由此也可以看出重光葵的外交才能，可以说是日本外交舞台上的常青树，直到1957年因突发心肌梗塞死于家中，才结束其为虎作伥的外交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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