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春节：1973
一转眼，一九七三年元旦到了，春节也即将来临，但是大家却笼罩在一片不安的沉寂中。十二月十八日，杨瑞丰离开荆门，去陕西落户。元旦后，张崇武透露出想转到汉阳农村的想法。罗老师则得到了可以回恩施的消息，准备过年后迁回城里。其余的人默默地看着这一切，这些似乎都是各人在为自己准备后路：该回去的回去了，不能回去的似乎要准备在农村过一辈子。虽然谁也不愿意点破这一点，但找个好点的农村对遥遥无期的未来可能会好一些，却被很多人认同。
元旦的前一天，罗老师把自家养的小猪杀了。猪很小，好像还不到一百斤。杀猪时，罗老师躲在一边不敢看，还叫小秋恩站在远处“啰啰”地叫，据说是给猪送行。我们则满头大汗地帮杀猪佬把猪大卸八块。晚上，罗老师送给我们一大块肉，又叫小妹带回掇刀一大块。剩下不多的十来斤，大概也只能吃过春节，然后就准备回去了。我打算回武汉，张崇武准备过年后办到汉阳农村去的转点手续，可能要在武汉多呆一段时间。所以想留在队里，过最后一个年。
一月十二日，我们在新建的老档水库工地上劳动。工地上人山人海。我正在给别人上土，突然陈幼黄说：“你看大坝上有个骑自行车的人好像是你弟弟？”我大吃一惊，抬头看看，果然是小林正慢慢地在大坝上骑着自行车。我赶快喊住他，原来他打算叫我一起回武汉。这里的工地这么大，有这么多人，要找到我是非常困难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大坝上走来走去，让我看见他。好在运气不错。我的心早就不在这里了，立马跟队长请假。第二天就和小林一起坐火车回武汉。
春节期间，我除了到汽标厂看望工读班的老朋友外，天天就呆在家里做示波器。到春节前夕，终于完工了。我还特地用做烟囱的铁皮敲了一个铁壳子，理论上是为了屏蔽外来干扰，实际上我害怕：玻璃的显像管在开机时会不会爆炸？在准备开机试验时，我和小林都感到有些担心：行吗？毕竟是第一次做能产生高压的显像仪器，心里真的一点底也没有，根本估计不到会是什么情况，也想象不出如果不行会发生什么事情。小林本来站在示波器的前面，看到我准备开机了，连忙跳到一边，仿佛会有什么东西会从前面射出来一样。我不禁笑了起来。我咬着牙把开关打开，没有什么动静，仔细一看屏幕，上面出现了一个绿色的亮点。虽然这个点又大又毛糙，像是有人用毛笔在屏幕上点了一下，但毕竟是亮了。我们欢呼起来。随后，我们逐渐调节亮度、对比度、聚焦等等，再加上各种信号，示波器终于能显示各种漂亮的波形了。真有趣啊，有图像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我们在输入口接了一个喇叭。对着它发出不同的声音，屏幕上就立刻显示出不同形状和频率的波形……。我们像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王国，小心翼翼地在里面探险。此时我们都忘记了外面的世界，什么农村，什么招工，什么前途，见它的鬼去吧！
春节前夕，大姐姐回来了。她准备结婚，未来的姐夫是大东门那边一个工程设计单位的技术员小周。小周父母家不在武汉，而以我们家的现状，没有能力也不敢举办什么婚礼。只能是意思意思，越简单越好。尽量不要让四周邻居们知道，免得惹出麻烦，搞得不愉快。结婚那天晚上，妈妈做了几个菜。爸爸妈妈、我和小林，再加上他们两人，好像还有黄原，大家一起吃了一餐饭，算是“婚宴”。晚上他们两人就到大东门那里自己的新房子去了。第二天，小林和黄原到他们家，送两人去轮渡码头，乘船到上海旅游。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婚礼啊！
也许是在那种情况下找对象和结婚过于匆忙和草率，大姐姐他们婚后感情不是很好。好像经常吵架，并且没有一、二年就离婚了，也没有孩子。这段婚姻在我们家的所有人心里都没留下很深的印象。
春节后刚半个月，二月十七日，张崇武从荆门回来，开始办理转点的手续。他告诉我：罗老师他们打算二十几号就要回恩施了，很希望能见到我，而且也确实需要有人帮忙。于是，我赶快收拾行装，买好火车票，打算十九号晚上坐火车回荆门。那天小林送我去车站。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正准备下公共汽车，不知道哪里来的几个人，像疯子一样往下面挤，可能是偷了东西要跑吧！我气得大骂他们：“这样着急是要去赶头刀呀！” 旁边几个人听见都笑了起来。我回头一看，不料竟然是小娘娘。我和小娘娘都大吃一惊，我们好几年没有见面了，也不知道彼此的消息。我们兴奋极了，就站在路边谈了起来。小娘娘关心地问到爸爸妈妈，以及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的近况。听说爸爸妈妈已经被放了出来，可以去探望时，都松了一口气。她也告诉我们：四爷爷也自由了，婆婆也还在……。我真想多和小娘娘讲讲话，但快到火车开车的时间了，只好依依不舍地告别。文化大革命把我们所有的亲人都冲散了，彼此失去了联系，也不敢贸然跑去看望，但彼此都还是记挂在心中的。无意中，我们又联系上了一个亲人！我赶快叫小林回去告诉爸爸妈妈这个好消息。
一九七二年对我而言，是比较务实的一年。劳动不能太卖命，但必须搞好，这是生存的必要条件。能回家看看，给受伤的心多少有点安慰。暂停招工使回城的希望断了，知青们开始想办法“病转”。而体壮如牛的我则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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