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思想的八次历史性转变 ( 毛与文革大起底 连载 21 作者 崇新岳 百思峰)

来源: 月潜 2019-11-27 09:11:25 []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69216 bytes)

毛泽东的一生中,他的思想有八次历史性的转变,而且每次都有一个历史契机造成他的思想转变。
  毛泽东的第一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19年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五四运动”。
  在五四运动前,中国知识界是向英美法一边倒的,认为英美法的“民主主义”是万国通用的“普世价值”。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美法战胜德奥,中国非常兴奋,欢呼“公理战胜强权”,把北京象征耻辱的“克林德碑”改名为“公理战胜纪念碑”。所谓“公理”就是英美法一方,而“强权”就是德奥一方。
  毛泽东也在《湘江评论》的创刊词中写道:“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就是‘平民主义’(即民主主义)。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
  可是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英美法这些“公理”国,不顾中国是战胜国的事实,强行把战败国德国侵占中国的青岛,转交给日本,这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于是中国以学生带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
  英美法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让中国人对英美法的“公理”大大失望了,认为“公理”是骗人的东西,中国不能走英美法的道路。那么中国走什么道路呢?
  1917年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大,当时中国人还是普遍看好英美法的民主主义,并不看好苏联的社会主义。然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人们对英美法的民主主义失望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时兴起来,很多人开始考虑走“走俄国人的路”。
  五四运动之前,毛泽东是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五四运动也改变了毛泽东,使他开始信仰马克思的学说,开始考虑“走俄国人的路”,开始相信“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21年,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人之一,是最早的中共党员。

  毛泽东的第二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27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之前,毛泽东还是主张进行合法的、非暴力的抗争。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文中毛泽东号召农民起来组织“农会”,进行合法的抗争。农会的性质与工会一样,是合法的组织。毛泽东提出搞农会的目的,是进行类似于“罢工”的非暴力合法抗争,并不是号召农民拿起枪来武装起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开始公开血腥屠杀共产党人,激愤了一大批热血的年轻共产党员,他们要拿起枪反抗蒋介石的屠刀。在此之前,毛泽东还相信非暴力合法抗争的道路,可是蒋介石的屠杀,破灭了毛泽东的非暴力抗争之梦,他成为那批热血年轻共产党人中的一员,喊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一个暴力革命论者。



  毛泽东的第三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28年的“农村包围城市”,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南昌起义的失败。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周恩来等热血的年青共产党人,在1927年8月1日,发起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蒋介石的第一枪。后来,8月1日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是遵循苏联的“大城市暴动”经验,很快就失败了。毛泽东总结周恩来的失败教训,认为苏联的“大城市暴动”经验,在中国并不适用,他转而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思路,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开始了毛泽东特色的武装斗争,并最后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的第四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苏联放弃对中共的支持。
  中共从1927年开始反抗蒋介石政府的武装斗争,尽管打得非常艰苦,但总有一个坚强的支持后盾,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有苏联的支持,中共就感到心中有底。可是1939年,斯大林明言不再支持中共,转而支持中共的敌人蒋介石,放任中共自生自灭,这就让中共一下子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1930年代末期,欧洲局势非常紧张,欧战有一触即发的形势。斯大林深深感到,苏联卷入欧洲大战是早晚的事。但苏联与日本在历史上是“世仇”,如果苏联爆发与日本的战争,那么苏联就要面临欧洲和亚洲两个战场同时作战的被动局面,所以斯大林要设法避免与日本开战。而避免与日本开战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日本深深陷入中国战场不能自拔。而要让日本深深陷入中国战场,最好的办法就是支持蒋介石抗日,即所谓“援蒋制日”。
  因此,1937年抗战爆发后,苏联支持蒋介石对日军作战。1937年8月,苏联与中国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向蒋介石政府提供5千万美元借款;1938年7月,苏联再次向蒋介石政府提供5千万美元借款。1938年7月,苏军和日军在满洲国的张鼓峰发生军事冲突,1939年5月,苏军和日军又在外蒙古的诺门罕发生数十万人规模的军事冲突,双方死亡6万余人。
  苏军和日军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后,蒋介石感到斯大林更加需要他了,于是给斯大林写信,希望得到进一步的援助。蒋介石在1938年8月26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说:
  【史大林先生阁下:捧读6月19日手书,高情厚谊,无任铭感,而对于抗战苦斗之孤军,竟能有如此诚挚热烈之期望,始终如一者,惟解放被压迫民族之苏联,与领导世界为和平奋斗之阁下而已,将来中国民族解放战斗胜利,全中国人民将永久不忘贵国援助之盛意,与阁下仗义主持之隆义。中苏两大民族在扶持世界和平与正义,负有同等责任,深信两国合作关系,必日益增进。即侵略主义根本没落之时,惟愿与阁下共同努力,以促其成也。顺颂康健。蒋中正手启】
  1939年6月,斯大林再次向蒋介石提供1亿5千万美元借款,并承诺不再支持中共的反蒋斗争。此后蒋介石发起了“皖南事变”等打压中共的事件,斯大林也不闻不问,任凭中共自生自灭。



  失去了苏联的支持,这是中共至今为止所遇到的最大危机,也是历史再次给毛泽东一次机会,让他显示他的智慧来“挽救党”。在此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共首先面临的生存危机。毛泽东认为中共要想生存下去,首先要减少自己的敌人,不能树敌太多。
  以前中共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资本主义,树敌面太宽。但现在,中共必须缩小树敌面,只能树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个敌人,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不再是敌人,成为团结的对象。
  为了从理论上解释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一个新观点“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指出:在失去苏联支持的情况下,中共单凭自己的力量,在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不可能。因此,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在第一步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共团结包括“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力量,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再考虑第二步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封建主义和资产主义。
  为了减少树敌,毛泽东对中共的党纲做出重大修改。第一是放弃消灭私有制,承认和保护私有财产,允许发展资本主义;第二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搞多党制而不是共产党一党专政。
  修改党纲后的中共,已经算不上是共产党了,而是变成一个保护私有制和提倡多党制的资产阶级政党。毛泽东明确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
  当然,中共党内也有一些人反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认为中共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而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毛泽东反驳那些人是“关门主义”,他说:“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把千千万万的民众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
  中共修改党纲,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后,树敌面大减,活力大增。不仅奇迹般地躲过了蒋介石和日本的夹击,而且急速发展壮大。日本临近投降的时候,毛泽东看到形势大为好转,于是再次修改中共党纲,增加了一个“封建主义”的敌人,提出打倒“封建主义”的目标,但资本主义仍不是中共要打倒的目标。1945年6月的中共七大上,完全不提打倒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甚至七大会议文件中,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字样都没有。
  1945年6月25日,毛泽东的中共七大闭幕式上,发表著名讲话《愚公移山》,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的呢?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



  1949年,中共以资产阶级政党的身份,团结八个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共同推翻了蒋介石集团,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在建国之初,中共仍是一个保护私有制的资产阶级政党,新中国也仍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共并没有搞社会主义的计划,毛泽东也说:“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如果希望搞社会主义,太快了,会翻筋斗。我们花了三十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但是盖起房子,这个任务还要几十年工夫。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的第五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53年的“总路线”,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中共稳定地掌握了政权,顺利地实现了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在中共建国之初,中国经济因战乱而面临瘫痪,加上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共的政权还没有稳固,还需要资产阶级的支持和协助。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中国经济也恢复到1936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形势非常好。这时,毛泽东重提他1940年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认为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已经实现,中国应该进入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了。
  1953年,毛泽东提出共产党新的“总路线”,他说:“我们国家现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是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也就是说,毛泽东要把中共从一个资产阶级政党,重新“变回”成无产阶级政党;要把中国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改造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遭到两部分人的反对。第一部分是利益受到直接损害的中农,手工业者和民族资本家,但这些人反抗的力量有限,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一条路;另一部分反对者来自中共党内和民族党派,这些人的利益并没有受到直接的损害,他们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只是一种建国路线之争,并非个人利益之争。
  当初中共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是被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可是后来,很多中共党员就认为干脆“将错就错”,中共干脆就在资产阶级政党的道路走下去,没有必要再“变回”到无产阶级政党了。同样,新中国既然已经建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干脆就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下去,没有必要再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了。更重要的是,当时不少人觉得新中国从1949年到1953年这段时间搞资本主义,搞得非常成功。既然这么成功,就应该继续搞下去,何必冒险去搞新的社会主义呢?



  中共从1921年到1940年的19年间,真的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从1940年到1953年的23年间,其实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中共的绝大部分党员,都是在1940年到1953年的这23年间入党的。这些年份入党的中共党员,多半只是不满蒋介石政权的腐败,他们入党的动机是搞新民主主义,而不是搞共产主义。这样就造成中共党内,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纯正”共产主义者,反而是少数派。
  不过这次反对毛泽东“总路线”的人并不多,因为这次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革别人的命,没有触及党员们的直接利益。反对毛泽东“总路线”的最著名的事件,是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当面顶撞毛泽东。梁漱溟提出“总路线”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毛泽东批评梁漱溟“反对总路线”,于是梁漱溟在台上当着毛泽东的面,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
  毛泽东立刻厉声回答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
  这时台下的群情激愤了,大呼“梁漱溟滚下台来!”,有人直接上讲台扯梁漱溟下台,辩论到此结束。

  毛泽东的第六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56年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中共顺利地完成了公有制改造,并排除了周恩来等的稳健派。
  在中国顺利完成公有制改造,成为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毛泽东提出“大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计划,但这个计划遭到周恩来等稳健派的反对。周恩来认为现在的经济已出现过热,必须刹车,必须“反冒进”。不久,毛泽东发起“反/反冒进”,否定了周恩来的稳健经济计划,开始搞激进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试图“大干几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然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很快就失败了,这是毛泽东在连续打了一系列大胜仗之后,遇到的第一次大败仗。从此,毛泽东放弃了在他有生之年,使中国进入共产主义的冒进思想,转向现实的问题,就是保住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毛泽东的第七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57年的“人民内部矛盾”,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反对共产党的流血事件。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因此工人是不会反对共产党的,共产党和工人之间是没有矛盾。可是在波匈事件中,反对共产党闹事的人,并不是地主和资本家,偏偏就是工人。波匈事件显示,共产党和工人之间并不是没有矛盾,而是有相当大的矛盾,是可以引发流血冲突的矛盾。



  为什么共产党和工人之间会有矛盾呢?马克思没有预见到,也没有解释。于是毛泽东给出一个解释,把共产党和工人之间的矛盾,称为“人民内部矛盾”,并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原因,在于共产党官员的官僚主义。
  1957年,毛泽东发起一场针对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给共产党官员提意见,帮助官员克服官僚主义,试图以此来减少和缓和“人民内部矛盾”。
  但毛泽东没想到群众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是“善意”的,特别是知识分子提的意见,更是要让中共下台,超出了中共容忍的底线。这样一来,“整风运动”就变成了“反右运动”。而“反右运动”的结果,不但没有减少和缓和“人民内部矛盾”,反而加深和激化了“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加深和激化共产党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加深和激化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导致文革初期,群众暴风骤雨般地对领导干部进行“造反”的内因。
  1960年,毛泽东又发起一次“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但在此之后,“反官僚主义”的重要性,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大大后退,他把“阶级斗争”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

  毛泽东的第八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62年的“阶级斗争”,这个想法又进一步衍生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刘少奇等人在1961年搞的“三自一包”资本主义试点。
  毛泽东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冒进失败以后,肯定是要向后退,但是退多少呢?毛泽东认为,只要退一步,退到1956年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时代就可以了;而刘少奇提出,需要退两步,要退到1953年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时代才行。也就是说,刘少奇认为公有制搞不下去了,要搞私有制才有出路。这样毛泽东与刘少奇就产生了根本的路线分歧。
  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是因为什么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呢?第一个解释是客观困难太大,顶不住,被迫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个解释是刘少奇在主观上就喜欢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欣赏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所以一旦有机会,就主动去走资本主义道路。
  1940年,毛泽东也带领中共走过一次资本主义道路,那是因为当时的客观形势太严峻,实在顶不住了。可是1961年的困难程度,远远不能跟1940年相提并论,远没有达到顶不住的程度。因此,毛泽东认为,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是因为他欣赏资本主义的那一套。
  在毛泽东来看,刘少奇主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背叛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的叛徒。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发现,在共产党内部,并不是刘少奇一个人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还有一大批高级干部都喜欢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欣赏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一旦有机会,他们就要把中国转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那么自然而然地,在党内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就会跟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生矛盾,产生斗争,毛泽东把这种斗争,称之为“阶级斗争”。
  可是,在过去召开的中共八大上,曾经否认过“阶级斗争”。1956年9月的八大上,明确做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基本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也就是说,现在阶级斗争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生产斗争。
  1962年,毛泽东回顾八大做出的“阶级斗争熄灭了”,觉得那时太过于乐观了。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建立起来了,但还可能再次丧失;资本主义虽然被消灭了,但还可能再次卷土重来。因此,不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还必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要重提“阶级斗争”,让人们警惕资本主义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毛泽东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阶级斗争”论述,他说:“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有阶级斗争。要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反动阶级可能复辟。因此,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头脑。”
  在大跃进之前,毛泽东认为中国将来的主要危险是“人民内部矛盾”,中共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官僚主义”;而现在毛泽东的想法变了,认为中国将来的主要危险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共的主要任务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官僚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干部,只是人民内部矛盾,只需批评教育即可;而犯“走资本主义道路”错误的干部,就是敌我矛盾了,就必须打倒。毛泽东说:“好人犯错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些同志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没有经验。”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在中共高层,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支撑着社会主义道路,只要他一死,中国马上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毛泽东要想方设法避免这种情况,他要把他奋斗了几十年才实现的社会主义延续下去。因此毛泽东于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为首的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在刘少奇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打倒之后,毛泽东感到并不能就此万事大吉。因为还有没有发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时也不断会产生出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因此,在1967年11月,毛泽东发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著名文章。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要每隔七、八年,搞一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群众运动,不停不断地铲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保证社会主义不会被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变化,也代表了20世纪中国人的思想变化。英美法列强的殖民主义,逼出中国的“五四运动”,使毛泽东变成信仰共产主义;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又使毛泽东放弃非暴力的合法抗争,转而拿起枪来武装反抗;日本的侵略,使毛泽东放弃了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也使中共由一个强调暴力的革命党,转变成一个团结各种势力的温和的民主党。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共很难完成从暴力革命党到温和民主党的转型,而正是这个转型,使中共的人气大增,赢得了中国大多数人的支持,从而赶走了蒋介石政权。
  在建国初期,如果中国的经济建设不是很顺利,那么中国就会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就不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建国初期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刺激毛泽东把资本主义中国转型为社会主义中国,而社会主义转型的顺利成功,又刺激起毛泽东进一步挑战共产主义的雄心。
  毛泽东的前七次思想转型,都是“进取”的思想,而最后一次思想转型,则是“保守”的思想。在大跃进失败之前,毛泽东不停地挑战,不停地创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攀上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但是大跃进的失败,使毛泽东一个跟头从高峰上摔了下来。
  此后,毛泽东保守了,不再发起新的挑战了,倒是刘少奇等人发起了挑战,不仅挑战毛泽东本人,也挑战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体制。毛泽东发起文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御,第一是击败刘少奇对他本人的挑战,第二是击败刘少奇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挑战。
  毛泽东虽说击败了刘少奇对他本人的挑战,但始终没有击败刘少奇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挑战,毛泽东最终没能守住他几十年奋斗达到的社会主义体制。因此,毛泽东的一生,有成功的辉煌,也有失败的屈辱。
  毛泽东晚年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1949年,是毛泽东一生的顶峰,他创建了一个清廉的资本主义共和国。有人叹息说:如果1949年以后,中国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大跃进,不搞文革,毛泽东就是一个历史上的完人了。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评价毛泽东说:“虽然历史中充满了某些人物的革新,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记载,但历史的谱写,毕竟还是由那些善于利用时代的机遇,进行革新的人,毛泽东就属于这种人。”【本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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