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的动员和准备
从九月份开始，到处在流传要下乡的消息。但究竟怎么个下法？大家都在猜测：是下一段时间回来还是长期呆在下面？是让黑五类先下还是都下？怎么安排？能回来吗？无数个问题在大家心中，也有各种版本的小道消息。十月十五日，省革委会的方铭在中山公园做了关于知识青年下乡的报告。十月二十一日，正式传达了毕业生的分配报告：老三届高、初中学生100%的下乡。一个不留，全部“安家落户”。既然这样，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更何况像我们这样的黑五类子弟。第二天，我就首批报名下乡了。这样好歹还能少被看一点白眼。之后的半个多月里，大部分同学慢慢地都想清楚了：既然没有商量的余地，写明白了是100%，那还拖拖拉拉地搞什么呢？早下多少还有点“光荣”，晚走恐怕会被押送下乡也说不定。于是绝大多数人都先后报了名。十一月九日，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代表来学校做报告，介绍下乡的体会和经验。整个学校就完全处于下乡的准备中了。
再后来，我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做准备。有的联系买可以防风的马灯，能提在手里边走路边照亮。有的去砍树做锯子，家里没钱的就到汉口买部队里穿坏了送出来便宜卖的鞋子。十七号是周日，我回到家里，买了一些用品。还做了一些煤球，打扫了一下卫生，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了。不料晚上回学校就听说我所在的宿舍被盗，我的被子和褥子一套全被偷走了。真的是“屋破又遭连夜雨”，真叫人一筹莫展！
十一月十九日，学校正式公布了报名名单，并开始具体执行下乡的各项手续。我不得不向工宣队提出申请补助布票，以购买新的棉絮和被套、床单。由于这涉及到“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步骤”，所以马上就被批准了。我立刻去买了一床新的被子和新的床单。
大家最想带下去的东西就是书。一想到在农村看书比较困难，每个人都想尽可能多的带各种书去：农业科技的书，小说，甚至学习的书也行。我也想带些书去，但却遭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在防疫站，专案组怎么也不让我回去拿书：“你下去是劳动改造，什么书也不用带”连毛主席著作都不让我拿。结果还是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回到武汉，偷偷地从家里拿走了高中时的全部笔记本。而学校的雷指挥长说的话更是离谱，他完全反对我们下去看书。说我们下去就是改造思想，要带那些文化书干什么？我们拿着毛泽东语录问他：“那毛主席怎么说，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呢？”他很轻蔑地看着我们说：“你们下乡就是去改造思想的，改造客观世界是贫下中农的事”。我们被这个穿着军装的丘八所说的无知言论搞得目瞪口呆。
十一月二十五日，所有被批准的同学到新华路体育场开欢送大会，并参加游行。大家都被“光荣”了一把。不料第二天，军代表做清理阶级队伍的动员报告。有几个同学像陈宣良，梁华盛等被暂停下乡，等候审查。接着二十八日，又开始讨论抢枪的事情，要大家相互揭发。下午，宣布了要被关起来隔离审查交待问题的人的名单。当时还美称为办“五不准学习班”。
其实，这时候都要下乡当农民了，审查不审查根本无所谓。即便最后落实是反革命分子，还不是下乡。犯人要劳改不也是下乡吗？
随后开始填下乡编组表，原则上都是自由组合。陈宣良想和我在一个组，他爸爸是武汉大学的哲学系教授，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从这点看来倒是“臭味相投”。另外就是几个女生。娄建华找我，想和我一个组。一起来的还有张红梅和李力。我当然很高兴。有广播站的好朋友在一起，心里要踏实多了。
十二月四日和五日两天，军代表组织毕业生写鉴定。先自己写自我鉴定，然后由班组讨论后写出组织鉴定意见，塞进档案。大家对我的鉴定是这样写的：
小组意见：同意本人自我鉴定。江育林同学在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中，能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积极参加击溃二月逆流的斗争。对工作认真负责。希望今后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骤。密切联系群众，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自己。
校革委会意见：同意小组意见。希望今后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
对于一个有反革命、特务背景的黑五类子女而言，能得到这样的评语是相当不容易的！这是很多同学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才得到的。至少，没有像两个姐姐那样被关起来审查。至于鉴定里面涉及到的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如“二月逆流”、“斗私批修”等，大家去查词典吧。不想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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