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困境里的北洋政府，扛住一场亡国灾难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竹映月江

公元1918年，农历戊午年。这一年既没有天降祥瑞，也没有特别的时节庆典。乍看起来，似乎是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一年了。

然而，对于北洋政府来说，1918年却注定是一场难忘的噩梦。在短短数月的时间内，国内就爆发了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巨大灾难， 以致江山有累卵之危，黎民有倒悬之急。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场灾难，几乎引发了亡国隐忧呢？

这一切，还得从1918年的北洋政府说起。

一、鼠疫肆虐

1917年，一种名为“西班牙流感”的超强瘟疫在全世界大面积爆发，仅仅数年间就造成了约2500万到4000万人丧生的可怕后果，破坏程度直追让欧洲人谈之色变的“黑死病”。



不幸的是，中国也处于这种瘟疫的阴影笼罩之下，无数百姓因这种疫病去世，再加上当时战争引发的生态环境恶化，种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终于引来了恶性连锁反应——鼠疫。

1917年8月，国内第一例鼠疫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乌拉特前旗扒子补隆（今新安镇）爆发，可惜当时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等到9月下旬，恰好有一支向丰镇运输皮毛的马车队经过此地，结果鼠疫就随着马车队迅速扩散，不久便传到了包头。

此后，这场鼠疫以几何级数飞速传播，11月就扩散至全区27个旗县。到1918年，鼠疫已然传向绥远其他地区及山西，然后更是随着铁路一路传播，整个陕晋地区都面临着疫情失控的巨大隐患。

直到此时，北洋政府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急忙派人前往调查，可惜为时已晚，鼠疫早已呈流行之势。据史料记载，此时归化城“死亡枕藉”，附近的村落“死者不绝，生者逃避……人烟几断绝焉”。

鼠疫的爆发引起了中外人士的一片恐慌，驻华外交团专门召开联席会议，敦促北洋政府尽快解决这场鼠疫。与此同时，一些报社媒体也自发调查起北洋政府的防疫计划，种种举动终于促使北洋政府将防治鼠疫提上了工作议程。



二、多元防疫

正当北洋政府商讨如何防治鼠疫之时，这场鼠疫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蔓延到了京畿地区。如此一来，各国外交团全都坐不住了，纷纷要求协助北洋政府消灭鼠疫，这其中更是以日本方最为积极主动。

北洋政府方面深知，各国看似热情的背后，不过是想借着防治鼠疫之名，行干涉主权之实。于是北洋政府以防疫是中国内政为由委婉拒绝了各国公使，坚定不移的保护了防疫主权。

决心扛下防疫重任的北洋政府，当即采取多项措施积极防治鼠疫。首先，北洋政府以内务部为主，同时选拔各部委员共同组建了防疫委员会，算是对抗这场鼠疫的司令部。

防疫委员会下设检疫委员、防疫事务委员和防疫区域视察员。其中检疫委员由医学界人士担任，负责疫情预防及救治工作；防疫事务委员和防疫区域视察员则一内一外，事务委员留守内务部，负责处理应对疫情的文书及措施；区域视察员则巡视四方，协调各地防疫事宜。三方人员分工合作，共同为打胜这场鼠疫攻坚战而努力。



有了合格的组织机构后，北洋政府又制定了专门的卫生法规，依法开展防疫工作。

为了让这份法律文件更加接地气，北洋政府在1916年颁布的《传染病预防条例》的基础上，新制定了《检疫委员设置规则》、《火车检疫规则》、《清洁方法消毒方法》以及《防疫人员奖惩及恤金条例》，全面细致指导防疫。应对鼠疫的各项措施，就此有了法律依据。

此外，北洋政府还将疫情地区划分成四个防疫区域，以便明确各地官员防治责任，并在各地疫区推广科学有效的防疫方法。



按照北洋政府的规划，绥远省内的疫地为第一区，察哈尔区域内疫地为第二区，山西大同北至省界南至雁门关边墙一带山西辖区的疫地为防疫第三区，山西雁门关边墙以南疫地为第四区，这四个区域虽然分属不同的官员管理，但科学的防疫方法却是相差无几。

在各地疫区，所有受疫的房屋都会采用石碳酸水喷雾、升汞水浸透、福尔马林蒸汽、日光暴晒等方式进行消毒，同时各地官员逐村逐户入室检查，如果发现居民有疑似感染鼠疫的症状，就会立刻将可疑人员隔离观察，确诊后送医治疗。

值得一提的是，北洋政府在处理感染鼠疫死亡人员的遗体时同样非常科学。所有去世人员的遗体都会先严格消毒，再用浸满升汞水的布裹住。如果是备用棺木的富裕人士，还会在棺体厚铺石灰粉，然后将遗体密封在棺木里深埋；若是无钱购买棺木的贫苦人士，就将遗体当场火化，以免引发疫情蔓延。

在北洋政府的多元化的防疫举措下，这场流行近一年，祸及绥、陕 、晋 、察、直、皖、鲁及沪宁地区的巨大疫情，终于被成功扑灭。困境中的北洋政府，就这么扛住一场亡国灾难。



三、防疫成果

鼠疫的阴霾渐渐散去，北洋政府也收获了宝贵的经验。为控制疫情设立的防疫委员会及卫生法规，让现代防疫走向了制度化及法律化，同时也为日后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更为难得的是，北洋政府在这场疫情中官方组织各地防疫的工作模式，也让之前依靠各地士绅的民间互助模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可以说，这场疫情不仅让北洋政府弥补了之前民生政策方面的缺陷，也锻炼了北洋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同时让传统防疫模式逐渐向现代防疫模式平稳过渡，

中国近代防疫赈灾体系，就在这场灾难中应运而生。

时光荏苒，转眼间防疫旧事已过百年，可北洋政府留下的经验和教训，至今依旧闪烁光辉。百年后回眸，仍让人回味无穷。

参考资料：孙黎明《防疫与主权：1917-1918年鼠疫流行与北洋政府应对策略》、张照青《1917-1918年鼠疫流行与民国政府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