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暗杀出身的恐怖分子蔡元培 zt
来源：天涯论坛
现代人一般用“五四运动”来指代“新文化运动”，而蔡元培其人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幕后黑手之一，因此探讨一下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有助于发现这场运动的暴力性质。 (博讯 boxun.com)
“新文化运动”与恐怖主义的这一内在联系，不仅被后来的历史一再证明，而且大家都不会忘记，1966年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幕后黑手毛泽东，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
“文革”的许多恶劣做法，都可以追溯到“五四”。
之一 （蔡元培的恐怖活动和伪造文书）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恐怖分子已经成为全球声讨、追剿的对象，但是有一个恐怖分子例外，那就是蔡元培（1868－1940年）。
2008年是蔡元培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不少人纷表纪念。这是为什么？因为蔡元培除了是一位暗杀高手、恐怖分子，后来也成为北京大学的校长，并通过北大晋身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进而变成了“新文化党”的领袖人物，并把北京大学办成了一个培养恐怖分子的巢穴，把新文化运动变成了一个类似于阿富汗神学生运动（塔里班）那样的暴力运动，裹胁左右两派却左右逢源，一直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专政。如此看来，纪念蔡元培，等于是在纪念恐怖分子。
蔡元培，浙江绍兴人，1885年十七岁考取秀才，1886年十八岁设馆教书。1890年二十二岁中进士，1894年二十六岁授翰林院编修，堪称天资聪慧。
这年7月31日，东京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主持人杨笃生和团员何海樵等人在上海组织成立了“暗杀团”，决定全面推进“鼓吹、暗杀、起义”三大任务，而以“暗杀”为重头工作。何海樵介绍蔡元培加入暗杀团。不久，章士钊、刘光汉等人也加入了暗杀团。章士钊写信给陈独秀让他来上海参与暗杀工作。陈独秀大约在10月间来到上海，就住在蔡元培安排的英租界新闸路余庆里，这里已成了暗杀团的秘密机关。陈独秀一到上海，随即加入了暗杀团。11月19日，暗杀团在沪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不中，暴露了目标，黄兴、张继等十余人被捕，上海的暗杀活动也只得暂时停止。为了躲避当局的追捕，陈、蔡作鸟兽散，各自夺路逃亡。这段短暂的“共事”便告结束。
蔡元培认为：暗杀需要自制方便、秘密、快速而且容易伪装隐蔽的武器，他决心自制化学毒药。要自制化学毒药就需要有懂化学的人，他马上将爱国女校的化学教员钟宪畅、俞子夷吸收入团。
俞子夷配制出氰酸，蔡元培叫工友弄来一只猫，强令服了几滴，猫即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还不太方便，易被人发觉，如能改成固体粉末更好，于是急去书店买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和法医学书籍，亲自领导研究。
不久，蔡元培觉得还是用炸药更好一些，随即转向研究炸药。他带领研制小组日夜攻关，终于自制出了一种体积小、威力大的炸药。另外，蔡元培认为女子去实行暗杀比男子更隐蔽些，因而他在爱国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此后，由蔡元培研制的炸药，不断由暗杀团团员带回国内，掀起了暗杀高潮，揭开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血腥一页。
这真是惺惺惜惺惺，猴 子爱 猴 子。
在号称“五四运动”的文化破坏中，陈独秀不仅是蔡元培手下的前敌总指挥，而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1919年6月8日，陈独秀与李大钊商量后，亲自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6月11日又和邓初、高一涵到宣武门外的“新世纪游艺场”散发，当场被捕。后经蔡元培等后援人士解救，于9月16日获释。之后又因为在苏联指挥下建立恐怖组织“共产国际中国支部”遭到当局追缉，于1921年10月4日在上海渔阳里二号陈宅楼被捕。蔡元培和胡适“博士”给上海的法领事发电报，请他们释放陈独秀。最后，法官宣布将陈独秀等人先放出来，但是七天之后需到堂听会审结果。10月26日，法领事当堂宣布判罪罚一百大洋了案。由此可见，法国等西方国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纵容和支持。
1922年8月9日上午，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目长西德纳，督察员黄金荣等包围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逮捕陈独秀，罪名是“藏有违禁书籍”。8月14日，陈独秀从拘留所的狱卒处知道在《时事新报》上有一条消息：“蔡元培质问法国大使，长辛店工会发营救陈独秀电报。”最后，法院判罚陈独秀四百元，由保人保出，所抄书籍一律销毁。这比后来共产党专政期间“收藏反动书籍”的处罚轻微得多。但共产党压制言论自由的做法，显然来自西方殖民国家的传授。事实上，反清、反专制、反西方、反压迫的自由思想家邹容（1885－1905年），早在这之前就被西方国家关押迫害致死。
1932年10月15日，由于中共党内同志的出卖，陈独秀在上海岳州路永吉里十一号宅中被捕。10月19日，陈独秀被押往南京。这一次被捕与前三次不同，被捕之后被立即引渡给国民政府，将依据所谓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起诉。在北京大学任文学院院长的胡适给蔡元培拍了一份电报，请求营救他的推荐人：“请就近营救陈独秀”。
蔡元培此时已由南京到上海。1931年10月下旬，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人聚在上海法租界亚乐培路三三一号（今陕西南路一四七号）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商议如何营救陈独秀。蔡元培对杨杏佛说：“我看速拟一快电致南京国民政府，同时将电文交《申报》发表。”并建议“仲甫是文化中人，宜多几个人联名致电，同时要致电中央党部，目前此案由他们经手，对陈独秀很不利。”最后在电文上署名的有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董任坚、全增嘏、朱少屏等为新文化党徒。以快邮代电寄往南京。在蔡元培等人多方营救下，蒋介石官送私情，饶了陈独秀一命，将陈案交江宁地方法院审理。
1940年3月5日，七十四岁的蔡元培在香港养和医院逝世。六十多年后，张耀杰《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一书提出了一个“蔡元培悖论”：新文化运动的一批“新青年”中坚，说到底，都是蔡元培帐下的“新文化党”，但最终又都一个个叛离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论：陈独秀、鲁迅的激进不必说，即便晚年觉悟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适，也离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共生之道相距甚远。该书序言说：“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是一面倒地歌颂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忽略了它的一个致命的隐患：不宽容。这种不宽容体现在胡适的同道身上，有时候也会体现在被《新青年》同人所‘悍化’的胡适身上。”“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由胡适而陈独秀而钱玄同、刘半农，就是从‘平等讨论’到‘不容匡正’到骂人有理。这条‘不宽容’的逻辑一路下行，必然付诸‘不宽容’的行动。”
有人惊叹：谁也没料到，蔡元培催生“新文化党”的实际结果，却使中国社会出现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不宽容的“主旋律”。这似乎表明“蔡元培悖论”的悲剧----“兼容并包”之共生种子，并不一定能结出“兼容并包”之共生果。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批“新青年”中坚，说到底，都是蔡元培帐下的“新文化党”，但最终又都一个个叛离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论：陈独秀、鲁迅的激进不必说，即便晚年觉悟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适，也离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共生之道相距甚远。“谁也没料到，蔡元培催生‘新文化党’的实际结果，却使中国社会出现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不宽容的‘主旋律’。”〔朱健国《“蔡元培悖论”与新文化运动路线图》〕论者指出，所谓“新文化运动”的致命隐患就是不宽容。论者称此为“蔡元培悖论的悲剧”，并说“‘兼容并包’思想为何不可传递不可再生？蔡元培可能始料未及。”
其实，根据我们对蔡元培的论述不难理解，“蔡元培悖论”就是蔡元培自己一手导致的。因此根本不存在“蔡元培悖论的悲剧”，而只有“蔡元培悖论的闹剧和丑剧”。蔡元培这个风派头子，兼有前清进士、光复会组织者、同盟会参与者、首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两度“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混杂阅历，不论他多么善于伪装“兼容并包”，他的假包装终于在“打倒孔家店”的问题上破了局。因为不论新文化党的说辞如何，从它后来表现看，就是企图在“不破不立”的闹剧和丑剧中，取孔家店而代之。其极端表现，就是林彪在毛泽东授意下，企图用《毛语录》取代《论语》，修齐治平一番。可惜毛语录质量太差，用了不到十二年就破损不堪了，还不如希特勒《我的奋斗》。
用“一娘 养九子，九子九个样”，来描写蔡元培这个新文化党的党魁和新文化党的党徒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关系，并不确切。因为蔡元培这个一娘和他的九子实在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造反派，这个一娘 九子的造反乱伦的结果，就促成了后来居上的毛泽东及其闹剧文革，把毛的新文化党的祖师爷们也一起否定了。
而蔡元培伪造履历文书的罪行，后来也被毛泽东等人有系统地继承发扬，用来批量篡改历史记载，并堂而皇之地叫做“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不仅党史，而且国史，全部重新伪造一遍。这样的历史，还不应该结束吗？
“五四运动”与恐怖主义，其理昭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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