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这个是十多年前的帖子）
宋彬彬如此道歉是对文革受难者的亵渎
2014年1月12日， 在原北师大女附中部分1966年在校学生和老师，以及老师后人的见面会上，原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主要负责人宋彬彬和刘进，在安放着卞仲耘副校长铜塑雕像的会议室里，向当年的老师、同学以及老师的后人道歉。要理解这个道歉的性质，我们首先需要知道，1966年8 月 5 日，在原北师大女附中的校园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宋彬彬刘进等人，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一，卞仲耘被害的经过
王友琴对卞仲耘被害经过的记述是这样的：
8 月 5 日上午，已经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得到通知，下午要开“斗争会”。下午 2 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开始了暴力行动。那时，副校长胡志涛正在打扫厕所“劳改”，她告诉学生，在“工作组”离开后，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红卫兵不能这样自作主张“斗争”人。红卫兵根本不理会她说什么。有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没她全身。他们把五个学校负责人都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份子”的牌子。红卫兵把被斗者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有红卫兵高喊“打倒黑帮”等口号并开始大声“揭发”和“控诉”。 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 接着，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敲打手里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从学校的大操场走到小操场。红卫兵要他们在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文革开始，修操场停了下来。“黑帮”被命令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那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所用的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房那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劳改”了一些时间以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斑斑血迹。
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为卞仲耘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五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部平常运送垃圾的手推车。当时还在继续“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这辆手推车旁边。副校长胡志涛看到手推车上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嘴巴还在吐气。她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时值 8 月，那时天色还亮。有红卫兵说这样把卞仲耘推过去“影响不好”，不准把车推出学校。手推车停在北门边。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7 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当时他们还被称为“新市委”，因为是两个月前“打倒”了旧市委之后建立的。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她已经死亡多时。
二，宋彬彬的道歉声明
在道歉声明里，宋彬彬是这样说的：
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我是工作组进校后任命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在工作组撤走一周后，校园里发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长的8-5事件。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当时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组犯了错误，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
二是 我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不知道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
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 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三，陶洛诵和张敏的见证
陶洛诵2007年6月8日在《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证词》这样写道：
宋彬彬是红卫兵的头头之一。8月5号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校长和梅树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 场高台上被打的时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后。我听到她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我们学校是“红八月”打人风的始作俑者。不久后，八一八，宋彬彬在天安 门上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她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当时我是在电视上看的实况转播。毛主席跟她说“要武嘛”。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她后来去了美国。 她对8月5号发生的毒打和打死人，至今还没有表示过道歉。
原师大女附中初二学生张敏，是卞仲耘校长被殴打时的现场目击者之一。2010年，张敏以敏一鸿的笔名发表了《卞仲耘之死案钩沉与省思》。她这样写道：
1966年8月3日晚，天已全黑，闷热，大约九点多，突然有三、四个从未来过我家的“红五类”同班同学进了我家门(评：张敏为什么不敢指出那个“红五类”同班同学。现在宋彬彬已经在国外，很多知道真相的同学和老师也不在国内（包括当时送卞仲耘去医院的同学和老师），谁还有这么大的能量把人的口封住。答案是明显的。有人想栽赃给宋彬彬，连宋彬彬都不敢为自己辩护说出当年的真相。改开后全面否定文革，清算打砸抢和三种人，但是对这个案子却没人敢查。当年的目击者都不敢说出真实情况。卞仲耘的先生到北京法院去报案没人敢接。说明了什么，很说明问题。而当时，邓小平两个女儿是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头头，现在没人敢指出。)。我正疑惑她们怎么找来的，只听同学非常严厉地说：“你明天早晨必须到学校，如果不去，格杀勿论！”确认我听清后，她们转身离去。她们说“格杀勿论”时的表情和语气，足以让我确信，绝不是说着玩儿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贴在学校大操场边宿舍楼门口已经好几天，恐怖气氛使“黑五类”人人自危。
8月4日上午，我心怀恐惧走进教室。课桌靠边贴着三面墙摆放，教室当中摆着几排椅子，也留出一片空地。全班四十多个同學，被分成泾渭分明的三類。……8月4日这天，师大女附中很多班级，同时召开我们班这样的批鬥会。那天中午，为躲避见人，我垂头丧气，慢腾腾挪蹭到饭厅吃饭时，看到同年级另一班同学吴XX也满面泪痕，在悄悄吃饭，她的父亲著名报人吴XX，几个月前突然被毛泽东严厉批评。
班级批斗会，黄XX的出现，表明行动是有包括高年级学生在内的校级组织指挥。否则，十五岁的初二女生，怎能得知全班同学的档案资料？谁决定告诉各班哪些人？
班级斗争会前一天通知措辞，已露杀机，这是重要线索。十五岁的初二女生们，从哪里得到“格杀勿论”的许可？更重要的是，班级斗争会结束前，谁有权通知全体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说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经排定。如果说8月4日显示出一部分学生被授予处置另一部分学生的绝对权力，8月5日则显示出一部分学生被授予处置某些校领导的绝对权力……有同学抡着带钉子的破旧桌椅腿，打在卞校長身上。我离她最近时，大约两米。看到铁釘刮破她的衣服，她穿着象牙白（不是漂白色，有称象牙黄）色柞蚕丝短袖衫，铁钉扎进皮肉，再拔出来，留下一个紫黑点，不是想象中的鲜血淋漓。关于带钉桌椅腿的记忆，后来从校友王友琴的记述中得到证实，那是同学从木工房拿来的。值得一问的是，谁提示或组织同学去拿的？人所共知木棍可以打死人，谁决定用这样的方式打校长？”张敏还指出，（8月5日）师大女附中开批判会，有人上台发言，“刘女邓女”一如既往，与另几位同学齐声高喊“开会发言报出身！
最近看到宋彬彬说卞仲耘被群殴时她在现场，没有参与，还作了劝阻，对此说法，我部分存疑。以我对当时情况的了解，如果刘进、宋彬彬、马德秀一同或者其中任何一位，当时大喝一声“不要打了！”以她们标志性的地位和影响力，一定有很多同学会跟着制止打人，卞仲耘当天有可能保住性命。但我在场的大操场殴打全过程，没有人出来喝阻。
四，叶维丽的策划和宋彬彬的道歉
推脱责任，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自创世以来，无论男女，内心都善恶并存，推诿的劣根，从那时起就与人性之恶缠绕在了一起。亚当吃了不可吃的果子，面对耶和华的询问，他就把责任推给了耶和华和夏娃，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女人则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该隐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宋彬彬在她八百字的道歉信中，轻描淡写地谈了一点似乎并不属于她的“责任”，然后通篇为自己辩护。宋彬彬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她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是“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从而没有“保护好”校领导”。她说： “我想借此机会，在了解我的老师们面前再说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她讲了自己“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线”，讲了母校“坚守原则证明了我的清白”，讲了她自己“可以负责任的告慰老师告慰母校：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导，一生都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至于她自己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还有卞仲耘究竟是哪些人打死的，她却一概都“不知道”。
“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跟前面那句“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的差别，仅在“强势”两个字上。“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这句话，听起来相当奇怪。第一，宋彬彬和刘进勿需“强势”，就已经两次“阻止”成功，因为，一经“阻止”，“围观的同学”就“散了”，这说明，宋彬彬和刘进在学校是很有号召力的，否则怎会正当红卫兵残暴地殴打校长的时候，他们两个一“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围观的同学”就都“散了”呢？“围观的同学散了”，那么，那些抡着“带铜扣的皮带”，举着“带着钉子”的桌子腿的同学呢？他们也散了吗？如果打人的也散了，那么，被打的卞仲耘和其他副校长们呢？他们是等在那里等红卫兵回头再来殴打呢，还是已经不省人事？如果其他活下来的副校长们看到“围观的同学”和打人的红卫兵一起“散了”，他们为什么没有一位，举荐宋彬彬和刘进为英雄呢？须知被打的几位副校长和教导主任是不可能同时昏倒在地的。再说宋彬彬和刘进凭什么就“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呢？如果当时卞仲耘还没有被打昏过去，那么后来，又是怎样被打死的呢？既然宋彬彬和刘进 “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 打人至他们两个都认为不会有事的地步，那么为什么，宋彬彬和刘进还要“为没有保护好”校领导”道歉呢？刘进也就罢了，这些年总是人云亦云，也许脑子早就不太好用；可是，宋彬彬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十年来一直在为自己开脱，怎么会连这点儿逻辑也搞不懂，现成的理由都忘了呢？就算宋彬彬自己忘了，她的知交，多次为她辩解的耶鲁大学历史博士叶维丽也不应该忘记提醒她啊——他们全都变成白痴了吗？还是，他们以为，他们自说自话，就可以让其他人都变成白痴？
宋彬彬可能没有直接动手殴打卞仲耘，但这并不等于她没有“参与”红卫兵学生打死卞仲耘的暴力事件。宋彬彬当时是高三学生，也就是说，她是学校里年龄最大的学生之一。读过书的人都知道学校里年级的重要性。邓榕和刘婷婷，纵然父亲的社会地位比宋彬彬父亲的高，在学校里，也不能完全不在意年龄最大年级最高的宋彬彬。何况1966年8月5日，宋彬彬位于师大女附中的权力中心，是师大女附中“文化革命委员会”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这句话，从她嘴里说出来，是很有份量的。
听到宋彬彬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这句话的陶洛诵，后来移居澳洲。如果不是实情，那么陶洛诵有什么其他的理由，要写下这样一份招惹邓榕和宋彬彬的文章并且冠之以“证词”呢？而如果邓榕和宋彬彬没有参与卞仲耘事件，以他们的地位金钱和权势，他们俩人会对陶洛诵的证词保持沉默吗？
如果宋彬彬真有向受难的老师和他们的家人道歉的诚意，那么她首先邀请的，就应该是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还有王晶尧和卞仲耘的孩子们。王晶尧和他的孩子们没有出席这个见面会，在接受有线新闻访问时他们说，他们没有被邀请出席这个见面会。同时，卞仲耘的家人也表示，他们对这次见面会的“思想倾向”有“自己的看法”，就算被邀请也不会出席。如果宋彬彬真有道歉的诚意，也不至于不久前还在与叶维丽刘进吴迪一起攻击写出卞仲耘受难真相的原师大女附中学生，现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博士。这个道歉见面会的策划者是叶维丽；刘进向宋彬彬道歉从而减轻宋彬彬的责任，也是这个节目的一部分。想想看，谁上天安门给“领袖”献红袖章岂是刘进一个学生能够随机决定的？我相信，在陈小鲁的道歉被社会广泛地认可之后，叶维丽等人看到了一个洗白宋彬彬的机会，他们想让卞仲耘受难事件责任者之一的宋彬彬搭上陈小鲁道歉这趟火车，从而让那个责任者宋彬彬自然而然地在公众视野中渐渐远去。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策划，只是他们低估了卞仲耘的丈夫孩子及他人的理解力。
=================
刘进、宋彬彬的“铊”案
来源: 杨子 于 2014-01-17 14:01:16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83次
字体：调大/调小/重置 | 加入书签 | 打印 | 所有跟帖 | 加跟贴 | 查看当前最热讨论主题
刘进、宋彬彬最近站出来，为文革前期的迫害老师案道歉。她俩说自己没有有效地阻止她人野蛮地打老师，致使副校长惨死。至于谁打的，她们不揭发。这算不算诚挚道歉，大家一看就明了。如此质量的“反悔”，充其量就是个文过饰非，推卸责任。这和清华的朱玲“铊”中毒案，有点雷同：孙维等一干女室友，个个装聋作哑，没有一个站出来讲实话，致使凶手（们）仍然逍遥法外。
两个案子有很多共同点：
1。都是高干的女儿涉案。刘进的爸是原北京的副市长，宋彬彬的爸宋任穷是开国上将、文革后的中组部长。孙维的爷爷是江泽民她爸在日汪时期的汉奸同僚，江主政时的政协副主席。
2。涉案的人都在文革后既得利益家庭里。所以没人被追究，被调查。刘进的爸被平反，宋彬彬的爸当了中组部长，权倾一时；有份参与的刘婷婷、邓楠就不更用说了。孙维呢，被爷爷和江爷爷罩着。
3。都是学校没有积极立案。堂堂清华不积极立案，对朱玲铊中毒随之任之；北师大也不积极立案，对死去的附中副校长，冷漠至极。
不同的是：文革前期有人打死了校长，说是文革的错，全推给了老毛去负责；改开时期毒惨了朱玲，都说是个人的错，结果没人去负责。
对刘进、宋彬彬的道歉先举个案例：
赵一、宋二、张三、李四、王五，一干人去酒店找小姐。结果把小姐给糟蹋死了。临了末了，李四王五出来说，我们要道歉：我们没有有效地阻止他人野蛮，致使小姐死了。
至于赵一、宋二、张三谁干的，李四、王五没说，也不说。那请问，李四、王五算不算同案犯？算不算知情不报，算不算包庇坏人，市公安对刑事部要不要主动立案？
再对刘进、宋彬彬道歉中说的情形问几个问题：
1。刘进、宋彬彬在道歉中说，批斗老师的是初三女生和高一的女生，那能不能说出来是那些女生？总不能让全校女生一起背黑锅吧？
2。刘进、宋彬彬在道歉中说，让副校长在楼上厕所喝脏水的是个高一的女生，哪又是谁呢？
3。刘进、宋彬彬在道歉中说，把副校长从楼上推下楼梯的的女生，又是谁呢？
4。刘进、宋彬彬在道歉中既然说得有鼻子有眼，就是说她们俩是知道谁干的。现在既然觉悟了要道歉，那何不到公安机关去举报这些动手打死校长的人？那可是凶手那，不举报就是“包庇罪犯”，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接着还有几个问题
5。刘进、宋彬彬既然说是诚挚道歉，那刘婷婷、邓楠是初三的还是高一的？她们参与了打校长的行列了吗？
6。如果刘婷婷、邓楠没有参与打死校长，是不是也该出来做个了断，邓楠又特喜欢出头露面的吗，总该有一句话。
2014年1月16日，俄亥俄河畔
=====================================
当道歉风再次刮起，罪恶元凶也就再难遁形
策马啸西风
当高官子弟带有特殊使命，纷纷粉墨登场，以道歉方式控诉文革“罪行”，继续坚持“文革是动乱”，“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错误”。谎言可以欺骗一时，难以持续永久。邓家特色党徒、猫子猫孙们，不断制造新的谎言掩盖旧的谎言，从而“要坚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底线”。然而，百密难免一疏，特色算计，毕竟会弄巧成拙。特色党徒、猫子猫孙们操控的妖魔化文革，嫁祸毛泽东的阴谋，伴随特色官媒的编造历史，篡改事实，客观上让人们逐渐看清文革真相，一个惊天大骗局若隐若现，一个擅长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阴谋家，一个作恶多端的历史大元凶再难遁形。当年反右，谁是故意扩大打击面，株连众多无辜受害者的反右领导小组长？文革初始，谁将毛泽东讲“走资派就在党内高层”阳奉阴违，形左实右，转移斗争大方向，并故意引向民间，肆意扩大化？谁在中央派出工作组，亲自授意打砸抢，挑起武斗，煽动群众斗群众？谁在出谋划策组建的“西纠”、“联动”反革命打砸抢组织？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通过移花接木，栽赃陷害，将己罪恶全部扣向毛泽东，定调“文革是动乱”，“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错误？”由此，一个做恶多端、罄竹难书的历史巨奸终于浮出水面，再难遁形。
一个反复无常的阴谋家，一个投机革命的阶级异己分子，一个贪天之功据为己有的无耻之徒，一个集人间罪恶于一身的世纪元凶，一个靠发动宫廷政变，阴谋篡权的窃国大盗，一个推中华民族于封建殖民地的罪魁祸首，一个毫无马列主义常识的厚黑专家，一个葬送社会主义大业，强给中国人民恶补资本主义一课的死不悔改走资派，一个用机枪坦克血腥屠杀大学生的法西斯刽子手，一个将子女财产转移美国，开中国特色裸官执政先河的总设计师，一个将中国600吨战略储备黄金纳入私囊的欺世大盗，一个厚颜无耻，垂帘听政三朝的当代慈禧，一个没有担任国家领导人职位，却恬不知耻自封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的绝代大骗子，一个完全投降美国，按照美国灭亡中国战略设计改革的旷古大汉奸，人类所有的罪恶你都做尽做绝了，人类所有的道德底线都被你洞穿了。说你是衣冠禽兽，其实你是禽兽不如；说你是魔鬼，魔鬼都羞与你为伍。这就是被邓家特色党徒、猫子猫孙们尊奉的旷古绝今、洁白无瑕的完美伟人。然而通过诠释其言其行、其人其事，剥开邓氏伪装，还原其魔鬼真形，使其真相曝光天下。
做事如此，其言可知。如果说，还有人要高举这样所谓的邓氏歪理邪说为金科玉律，奉这样的恶魔为改革总设计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只能说，这样的人要么是不明真相，要么就是包藏祸心。如今，骗子的画皮已被扒开，魔鬼形象昭然天下，那些骗子们说“文革是动乱”、“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错误”的邓家特色党徒、猫子猫孙们，对照邓氏讲话，情何以堪？
======================================
传：最后一脚踩死卞仲云校长的是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第八个孩子刘亭亭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明确表示邓参与行凶。目击者女附中退休教师林莽和另一位老师在案发当天用左手给王晶垚先生先生写了一封匿名信，证明卞校长是被活活打死的。
林先生12年去世，据其生前挚友透露，林莽先生离世前用左手写下证言：最后一脚踩死卞仲云校长的是刘与王的女儿刘亭亭。
卞仲耘（1916—1966），女，安徽省无为县人，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她是“文革”发生后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刘 亭亭，原籍湖南宁乡。王光美的第三个孩子，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第八个孩子。1951年生于北京。1954年，她随父母一起移居中南海，她的童年和少年在中 南海度过。中学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顺义维尼纶厂，后调北京仪器仪表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文革”中亲历了严酷的政治斗争和父母的冤案，1978年考入 中国人民大学，后考入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后，她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1989年为照顾母亲，回国创业。2006年王光美弥留之际，将倾注了自己晚年全部 心血的“幸福工程”托付给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