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懂什么，建国时的文献《共同纲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下有个括号（简称中华民国），周老先生反对用那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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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由来
2014年05月08日13:16 来源：中国统一战线新闻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是在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确定的。新政协筹备会在起草《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过程中，意见分歧最大、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新中国的国号及简称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确定
中国共产党最早在1931年建立过局部的国家政权，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1948年10月27日形成的《共同纲领》初稿——《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将新中国的国号命名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筹备会分成六个小组，其中,第三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 组长周恩来；第四小组负责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 组长董必武。这两个小组都对国号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关于新中国国号叫什么，代表意见分歧很大。有的提议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的提议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有的提议叫“中华人民民主国”，还有“民主主义人民国”、“中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华联邦民主国”和“共和国”等提法。最后集中在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叫“中华人民民主国”两者的选择上。
以张治中和张奚若为代表的一些民主人士主张突出“共和”二字。张治中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党派人士、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名字太长，说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名。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中华人民民主国’好，有‘人民’二字就可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与人民同意。”
以黄炎培、张志让为代表的一些民主人士主张突出“民主”二字。6月19日，李维汉将黄炎培、张志让两位老先生《提议国名定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的建议写成书面材料，送筹备会主任、副主任。黄、张建议：“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时，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6月21日，张奚若再次提议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号。他说：“中华代表中华民族；人民代表现在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和国代表我们的国体。”
负责起草政府组织法的筹备会第四小组，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6月23日，小组在讨论董必武拟定的关于“政府组织纲要中的基本问题”时，一致同意国家名称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7月8日，小组再次召开会议，将国家名称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8月17日，小组第三次会议确定将国家名称再改回“中华人民共和国”。
9月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周恩来向政协代表及各方面人士作了《关于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关于国名问题，周恩来解释说：“在中央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需重复。而且这两个字都包含了民主的意义在内，在国体上是用‘共和’，在性质上则用‘民主’，作为国家来用还是‘共和’二字比较好，所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可以说是‘民主’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现在我们应该把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区别开来。因为在辛亥革命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尚未成功，那时只能是旧民主主义的。在那以后由不完备的旧民主主义进步到完备的新民主主义。今天，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关于要不要“中华民国”简称的讨论
关于“中华民国”的简称问题，在民主人士中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中华民国”的简称需要沿用；另一种认为可以有简称，但不用“中华民国”；第三种意见建议取消简称。
主张沿用“中华民国”简称的有雷洁琼、黄炎培、张志让、陈劭先等。
6月18日，东吴大学教授雷洁琼在第四小组第一次会议上，针对国名过长的问题说：用时，不用全称，可以用简称。6月19日，黄炎培、张志让在《提议国名定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的建议中提出：“简称‘中华民国’虽名称较旧，‘中华民主国’名称较新，然‘中华民国’四字为简短方便，恐不能废弃。”9月6日，民革常委陈劭先在第三小组讨论《共同纲领》草案初稿时，提出：“纲领内‘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应加括弧（简称中华民国）。”
8月17日，筹备会第四小组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组织法草案》中，确定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草案的第二条明确写明：“中华民国的国家制度，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全国各族各民主阶级联盟的人民民主专政。”
主张简称改名的以民主人士李达为代表。8月21日，李达致函周恩来，对《政府组织法草案》中有关国号问题提出意见。函中说：昨天看到政府组织法草案，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之规定，我认为与其简称为“中华民国”，不如简称为“中国”或“新中国”较为妥当。其理由：一是“中华民国”为旧法统之象征，我们已经废除了旧法统，即不需再沿用“中华民国”的名称。二是沿用“中华民国”名称，不能以新视听，反而掩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并且，反革命的残余，也同样沿用“中华民国”的招牌。我们若也沿用此名称，似乎欠妥。若改为“中国”或“新中国”，那就妥当得多了。
9月7日，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谈到简称问题时解释说：“但还要顾到人民的传统和习惯，因为中华民国叫了三十八年了，一下子换了会使落后的、政治水平低的人民不能接受，所以，我们许可简称中华民国，但这个中华民国的性质和过去是有区别的，它不包括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在内。因此，我们这个国名是从它的性质来决定的。”
共同纲领草案起草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对草案进行了多次审阅，并对其中的一些段落作了修改。它构成了此后正式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重要基础。1949年9月20日，草案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经毛主席审阅后的草案，总纲第一条将新中国国号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上，许多代表认为“简称中华民国”6个字容易使人把它与过去的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府混为一谈，并为此发生了争论。
26日，应周恩来、林伯渠联名邀请，张元济、陈叔通、沈钧儒、周致祥、何香凝、黄炎培、张澜、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陈嘉庚、司徒美堂等23位各方面知名人士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参加午宴，并商谈国号简称问题。
周恩来说：今天请来赴会的，大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前辈。我国有句老话，叫做“就教长者”。各位看见《共同纲领》（草案）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对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或许还有点旧感情。
民建领导人黄炎培首先发言，主张保留“中华民国”的简称。他说：“现在虽说解放了，但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况且，政协5年召开一次，5年之后我们觉得这个简称不必要了，再去掉它也并无不可。”
民革中央常委何香凝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许多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要是大家都不赞成，我也不坚持已见。”
周致祥说：“我反对用‘中华民国’之类的简称，因为20多年来，这一名称已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成为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所以，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83岁的美洲侨领司徒美堂接着说：“我虽然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也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关，22年更给蒋介石及CC派弄得天怒人怨。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跟辛亥革命不同，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应该是极其庄严的，既然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还要等到5年之后才改呢？古语说得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们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司徒美堂一番话，掷地有声，博得一阵热烈掌声。
民盟中央副主席、法学家沈钧儒则从法律的观点解释新旧国号不能并容的道理。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况且，将来行文上，包括用国家名义与其他国家订约，都有诸多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
沈老发言后，马寅初、张澜、陈叔通等相继发言，主张不用简称，之后与会者再无不同意见。周恩来宣告讨论结束，并说：“我会把老前辈的意见综合起来，送给主席团常委会参考，最后由主席团常委会作出决定。”
1949年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时，一致同意并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新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同时，政协代表们也提出，考虑到“中华民国”这个名称，长期以来在民间已经叫顺口了，目前也不要强行禁止使用，可以允许人民还有这样的称呼。
新中国诞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很快被亿万中国人民所接受，并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