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臣秀吉最想移居的地方是哪里？居然是宁波~~

作者 韩双娇

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已经有了窥视中华的意思。织田信长就曾经夸海口说：“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到了他的后来者丰臣秀吉，则更是落实到行动，要在生存之年，将大明领土划入日本版图。

万历十二年（1592年），丰臣秀吉坐镇日本，指挥十二万大军，入侵朝鲜。然后遭到了朝鲜“大哥明朝的两次暴击，一代枭雄的“侵略霸业”折戟沉沙。

虽然最后侵略的“营业”全部破产了，但是丰臣秀吉生前吹下的牛皮却都被历史学家记录了下来。在丰臣秀吉全身心投入到侵华计划的时候，宣布自己将要在战争胜利之后迁都北京，把北京献给天皇（“将京城附近十国可供天皇御用”），而自己本身的日本最高官员“关白”的岗位则留给他的养子丰臣秀次。

在这场侵略胜利的构想中，丰臣秀吉自己去哪儿住呢？如果不是北京，起码应该是南京吧……而让人以外的是，他想定居的地方却是中国·浙江·宁波（“乘日本船渡海，居守宁波府”）。

没错，宁波，竟然是一代枭雄丰臣秀吉梦寐以求的定居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一、市舶司设在宁波，日本人来大明的第一站

明朝立国之初，为了荡平宋元时期的倭寇之患，明太祖朱元璋主导了中日官方的多重正式往来，1371年日本使节出使明朝，还送上了之前俘虏的中国人七十余口，向明朝表示忠诚，明朝和日本就算是建立了正式的邦交关系。后来明朝也多次派遣僧侣和官员出使日本，双方可以说是有来有往。这些外事往来活动中，宁波是最为重要的枢纽。

让宁波和日本人结下渊源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明初就设立了“宁波港”专通日本的市舶司，是明初设立的三个掌管海外贸易事务的三个市舶提举司之一。宁波得重要作用，就是对日本进行勘合贸易。所谓勘合贸易，就是官方给凭证的贸易，也被称为朝贡，中日双方互通货物，由官方定价，统一收购，在市舶司的监管下进行。为了配合勘合贸易，市舶司还建设了迎宾馆、嘉宾馆、市舶码头等设施，方便两国往来经商。

 

 

这种勘合贸易，最初是对中日的经济都有促进作用的。日本是一个盛产白银的国家，而明代的货币体系又以银为本位，大量的优质白银输入明朝，而且日本当时已经拥有了先进的制刀技术，日本刀大量出口到中国。

而作为当时世界上生产力最为发达的国家，中国的铜钱、瓷器、漆器、生丝、药材，甚至哪怕是大枣这样普通的食品，在日本都是非常走俏的“尖货”，日本商人只要能够掺和一下中日勘合贸易，就可以打捞一笔，陡然而富。例如日本在中国购入生丝时，1斤需要250文钱，运回日本国内，就可以变成1斤5000文铜钱。所以日本人都挤破了脑袋要跟中国政府做生意。

宁波对于战国时期的日本来说，就意味着遍地黄金，是他们心驰神往的一个地方。丰臣秀吉想要在这里坐镇，把宁波据为己有也就不奇怪了。

二、官方贸易衰落，宁波成为中日走私门户

在明早期，中日官方的贸易往来是互惠的。但是由于我国封建政权历来有“厚往薄来”的传统，加上地大物博自给自足的封建大明朝，本来也没有必须进口不可的东西，所以明中后期，中方和日本做生意的动力其实是比较消极的。

而日本人却一天比一天期待着能来大明“朝贡”，一来是为了“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二就是可以借此发大财。

 

 

中日官方贸易走向了只有日本单方面“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尴尬局面，再加上足利义满下课之后，日本对禁倭也趋于消极，日本使团在进京途中还常常闹事，打死打伤中国官民，以及1532年爆发了极端的“争贡事件”，让明朝日益放弃和日本勘合贸易的想法。持续150余年的中日官方贸易活动，在1548年三月最后一次日本贡船在宁波上岸之后，告一终结。

但是，官方对中日贸易的限制，无法消灭日本商人发财的野心，官路不通，他们选择了走私路。自嘉靖二十三年以后，日本商人以宁波双屿为据点，开始私下与中国海商交易，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出现了王直这样拥有武装，亦商亦寇的海上霸王，对抗政府。

这些海商由于不见容于明朝政府，为了巨额利润，值得一方面从事走私贸易，另一方面骚扰岛岸居民，最终发展成为倭患，是明朝十六世纪一块巨大的顽疾。

 

三、繁荣的宁波，连接全球的枢纽

实际上不仅仅是中日贸易在宁波以非官方的方式发展，在明朝中晚期的宁波双屿，活跃着来自东南亚和葡萄牙甚至是非洲的商人。特别是葡萄牙人，在这里建设村落、基督教会，发展社会组织，兴建造船设施，还设立了市政官员，俨然成为一个自治区。在葡萄牙人平托的《远游记》中，记载漂在海上的葡萄牙人喜欢到宁波双屿去过冬，因为那里：“（双屿）给人的感觉是该城位于圣塔伦和里斯本之间的某地，有些房屋的造价甚至已高达三、四千鲁扎多。” 有文献记载，在逢年过节，岛上不仅仅要唱传统中国戏曲，还要表演葡萄牙民间戏剧。

葡萄牙人在这里的深耕细作，甚至让一部分本地居民“葡萄牙化”，他们通晓多国语言，穿着欧洲服饰，从事着走私相关生意，坐拥大量财富，却已经脱离了大陆的儒家文明，一脚迈入了世界大航海时代之中。

可以说以双屿为代表的宁波聚集了来自亚非美三大洲的商人，中国的精美丝绸、瓷器、铁器等货物在这里沿着海商丝绸之路，传遍整个地球。宁波——日本——东南亚——印度洋——欧洲，是这些货物流转的新的海上网络。宁波也因之成为了海上贸易和矛盾冲突的焦点。

 

当然，这些繁荣，说到底还是畸形繁荣，一面繁荣了外贸，另一面给东南沿海百姓带来了血泪灾难，更引发了1548年的双屿岛之战和“嘉靖大倭乱”。明王朝当时僵化的海禁政策与孱弱的海防，才是这一切的“催化剂”。

也正是商贸活动，将世界和宁波紧紧联系在一起，季风到来的时候，还可以乘船南下到达马六甲和印度。而印度，正是丰臣秀吉希望坐镇宁波，南下征服的地方——所以他才希望有一天侵略大陆成功之后，自己坐镇宁波，因为这个日本枭雄的野心绝不仅仅只放在东亚，而是贪心不足蛇吞象地瞄准了更大的世界。

四：繁荣背后的痛惜

宁波的繁荣，背后却也有着更重要的意义：比起明朝传统的“重农抑商”理念来，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一个全新的“航海时代”，也把中国卷入其中。

如果明王朝能认识到这背后的历史潮流，彻底废除落后于时代的“海禁”制度，也许明王朝的历史，将会大不同。但明王朝看到的，却只是“海寇扰边”“走私泛滥”。在1566年倭寇彻底平定后，明王朝虽然也有“隆庆开关”，却也只是在“海禁”的壁垒上，开了个窗口。虽说带来了海外贸易的繁荣，但这巨大收益，依然无法融入国家财政体系里。

 

 

而当时丰臣秀吉也许不知道的是，随着“隆庆开关”，明朝贸易口岸的南移，他心中无比繁荣的宁波，也不复当年盛况。万历朝鲜战争期间，明朝大臣顾养谦，也曾建议重开宁波港，可这个建议，也最终石沉大海。无法从海外贸易获取利润的明王朝，到了风雨飘摇的晚明年间，终于挣扎在了“国库空虚”的困顿里，直到灭亡。

痛惜的背后，是理念落后于时代的后果。

参考资料：王慕民《明代宁波在中日经济交往中的地位》、万明《明代嘉靖年间的宁波港》、白斌《明代海洋政策与宁波港口地位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