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均澍（武汉，退休教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广州市的解放日是在当年的10月14日。新中国的诞生，广州的解放，改变了我家庭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
广州解放那年我7岁，我们家租住在广州永汉路（现北京路）的同庆坊4号三楼。同庆坊这条巷子出口的马路正对面是千年古道接官亭，我就读的“广州第九小学”就在接官亭边，同庆坊出口斜对面是历史悠久的南国电影院。我当年的活动范围与见闻大都在居家附近，因为家母在医院工作，每日早出晚归，也总会带回外面的一些消息。
解放前夕的混乱
广州解放之前较早的一段时期，社会秩序就开始混乱不堪了。偷盗抢劫现象非常严重，经常听说有半夜入室抢劫，许多家庭不得不以各种方式防备。例如：一旦发现小偷，用吹哨子、敲打铜盆的方式报警。我的父母也采用此法。
一天，在二、三楼之间楼梯处墙上发现被挖了个小圆洞，这可吓坏了我们二、三楼的两家人，特别是我们小孩子十分惊恐，女主人们更是惶惶不安，分析这是小偷的侦察孔，第二天可能会来正式行窃，于是将扫帚把手的长竹杆伸出圆洞，算是警告小偷了。
更有一次让母亲直接受到惊吓。那天晚上，母亲带弟弟，相约二楼女主人带她的儿子，四人一起去看电影。电影散场后，四人分乘两辆三轮车回家。到目的地时，车主不停车继续往前跑，听到女主人们连声大叫，他们更加快了速度飞奔，两位母亲知道遇上坏人了，立即抱着孩子跳车逃回家。第二天早上，母亲对我们讲述头天晚上发生的事，她的四肢东一块西一片搽了好些红药水，弟弟倒好，没受什么伤。
后来因局势趋紧，住在我们楼下的两家人先后搬离，整栋楼只剩下我们一家人了。那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当时不少商店都悬挂着“不二价”牌子。一次母亲带我去毛线店买毛线，看好的价本来是要买一大捆半斤(旧制八两)，可是挑好后付款时，却被老板告知所付的款只能买一两。母亲无奈只好按口头价付，一旁的我心里直打闷鼓，抬眼向上望，“不二价”三个大字赫然显目。
我不明白标价和实付价为什么不一致，明明付了八两的钱，老板为什么只给一两的货？另外，家里还出现过几次无钱买菜的情况。按说我家是双职工，父母亲都有工作，不至于穷得连菜都买不起。可家里有时竟无菜金，于是只好拿些米到街上变卖换钱买菜。
海珠桥被炸
国民党在败退广州前夕，千方百计进行破坏。1949年10月14日下午快6点时，正是晚饭前，突然发生震耳欲聋的剧烈轰鸣，房屋摇晃，灰沙抖落，我们一个个被震得东倒西歪。我还没站稳就被大人们紧急带领下到一楼楼梯边的暗室，慌乱中弟弟的拖鞋掉了一只，光着一只脚被拖下楼。后来才知道，这是海珠桥被炸毁，波及到了我们住的地方。
1949年10月14日，国民党军队逃离广州前炸毁海珠桥。当天，解放军进入广州。资料图片
躲藏好后，我从暗室顶部的窗户向天空看去，只见两朵黑色浓云向天空弥漫，越飘越高，那是轰炸起来的尘埃团。晚上七点多，天已经黑下来，我们回到三楼吃饭，菜本来已经摆上桌子，要拣掉灰沙重新加工。电也没了，一家人点起蜡烛吃饭。晚饭后，我们仍回到一楼暗室避难，四周一片漆黑，手电筒也不敢开，只听到天空中有时传来飞机的“嗡嗡”声。一直到晚上九点多，父亲终于回家，见大门被震坏关不上，就拿来工具把歪斜变形的大门修理好，一家人终于团圆，一起度过这惊恐之夜。
第二天，有关海珠桥被炸的各种消息传开，有说死多少人的，有说炸毁了房屋船只的。后来我从史料得知，1949年10月，国民党军人军队和便衣特务运载黄色炸药近100箱，置于桥墩、桥梁接合部。10月14日5时50分施爆，海珠桥被炸毁，死伤市民400多人，沉毁民船100多艘，震损房屋数百间，受灾居民达3000多人。我家居屋离海珠桥爆炸点直线距离只有几百米，房屋被震得摇晃，大门震坏，所幸全家人安然无恙。
海珠桥被炸之时，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攻入广州城，正与国民党军队激烈交火。那天商店纷纷关门，下午街上行人就不多了，晚上更是人烟稀少，父亲能平安回到家，真是万幸。
海珠桥被炸毁这天，广州解放。
解放军入城
解放军进入广州的正式入城仪式是在1949年11月11日，同时举行了庆祝广州解放的群众游行。我所见到的解放军入城应该是在海珠桥被炸后不久的一天上午，具体是哪天已记不清楚。我当时在家中三楼阳台，看进城的解放军在永汉路由北向南行进。
解放军进城前一天下午，大约三四点钟开始，永汉路马路两边就站满了等候解放军的市民。他们是自发出来的。大家从下午等到黄昏，从黄昏等到晚上。我呢，也不时到阳台观望，天黑了队伍还没有开过来，到深夜人们才散去。
第二天清早，马路两边重新又聚集起等候解放军的群众，大家显得非常有耐心，街上安静而有秩序，我依然不时趴在阳台的栏杆上去看。九十点钟左右，解放军队伍终于出现了，扛枪列队，雄赳赳地开了过来。解放军队伍从中山路的方向走来，沿着永汉路，向珠江边行进。队伍井然有序，一排排十分整齐地走过。市民们肃穆地注视这支军队进城，此时解放军还肩负着追击溃逃出广州的国民党军政残部的重任。
解放初期的广州城
广州解放初期，局势并不轻松，国民党军队的飞机不时飞来轰炸，所以老百姓仍然生活在战时状态中，一段时期内我们饱受躲警报之苦。
小学老师教导小学生们，听到警报就赶快躲在课桌下，并进行演练。警察维持秩序很负责，大酒家是防空最安全的地方。警报时，母亲有时带我们躲入酒家，但如果临时听到警报声，母亲就只好带着我们往较为空旷处的马路跑了。
国民党留下来的特务很多，不时打黑枪，搞破坏。一天母亲在医院值夜班，发生一起严重案情。情况是：医院的外墙内侧堆放有备用木炭，有人在木炭堆放处的墙外侧凿洞，塞入点燃了的火种，利用木炭的易燃性欲使其逐渐燃烧扩大，显然是想纵火烧医院。纵火人很狡猾，使木炭堆从内向外烧，不易被察觉。当然医院的保卫工作也很严密，经常巡逻查夜，幸好被发现，扒开木炭时里面已经烧红了一大片。第二天母亲回家对我们讲述时，还心有余悸。
当然，更多的还是欢欣鼓舞的事情。珠江边当时最高建筑的爱群大厦挂了一幅巨大的毛主席像，大人专门带我和弟弟去观看。
广州开始不断有庆祝活动，包括集会和游行，游行中最吸引小孩子的莫过于舞龙了，只是对游行庆祝的具体内容，年幼的我已记不清楚。只记得有一次是庆祝五一劳动节，那应该是1950年的5月1日，因为1950年底我家就离开广州了。
解放初期，广州召开过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我父亲被邀请参加，是20名特邀代表之一，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父亲参与了解放前夕积极保卫药厂不被破坏的地下革命活动。
我跟随父母3岁来到广州，8岁离开，在广州度过了五年时光。因抗战胜利，广州的制药厂需要技术人员，父母才由梧州迁来广州。广州解放后，受四野军代表之邀，父母又北上武汉参与制药厂建设，于是我们举家离开广州。1945年秋，我目睹投降了的日本鬼子，肩扛扫帚在永汉路由南向北走，他们是被国民党惩罚扫地的。1949年秋，我看到人民解放军在永汉路肩扛枪由北向南行进，他们是要乘胜追击国民党残部的。
广州，在时代剧变中，给我的童年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作者：张均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