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顶级间谍中的‘北大帮原创:。孙岩

来源: 千里于 2019-09-20 14:14:46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35825 bytes)

间谍是个超高智商的职业，在刀尖上行走，需要高度的智慧、高度的自律。那些超级卧底间谍，比比皆是“学霸”：

“20世纪谍王”理查德·佐尔格，柏林大学经济学士、汉堡大学政治学博士；佐尔格最重要的助手尾崎秀实，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20世纪间谍王子”金·菲尔比，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历史和经济专业毕业；……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毕业进入的克格勃（参见：普京的第一份工作）。

中共杰出的谍报员，也比比皆是出身名校名门。

中共情报工作的领导人周恩来出自南开大学。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范孙和张伯苓一见到16岁的周恩来，就认定他是“宰相之才”（参见：周恩来密码）。

周恩来慧眼识英才。他亲自挑选和发展了很多名校精英，成为了杰出的情报员，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北大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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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苏联领导人提包的克格勃特工普京

壹

中共情报战线的北大名谍

192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潘梓年（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的堂兄），在大革命低潮的1927年入党，曾担任中共文委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等革命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协助周恩来做情报工作，创办《新华日报》，并被毛泽东钦点为第一任社长，被称为“中共第一报人”。

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王石坚，1933年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1937年经周恩来营救出狱，被委以重任，从1940到1947年在西安领导中共的北方情报系统，并负责联络和指挥著名的“龙潭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

但连“龙潭后三杰”也不知道的是，周恩来在胡宗南部队中，还布置有比他们三人潜伏得更深的一条线——胡宗南司令部机要室的副主任戴中溶（上海交大电讯系）。蒋介石发给胡宗南的军事部署、作战计划等电令，在胡宗南未看到之前戴中溶就已看过了。

戴中溶也由王石坚联络和领导。

王石坚通过“龙潭后三杰”和戴中溶两条线，使中共中央完全掌握了胡宗南集团的核心机密。

王石坚还以西安为中心，建立起一个连结平津保、山西、甘肃、东北等地的情报网络，为中共中央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

1947年9月，军统特务在北平，使用美制电台侦听车和传奇飞贼段云鹏，侦获了王石坚情报系统在北平的一部秘密电台，顺藤摸瓜在西安密捕了王石坚。

这一次王石坚没有经受住考验，叛变供出了他掌握的情报网人员，牵连被捕达123人之多（龙潭后三杰在此前数月分别赴美留学而幸免），是中共情报战线最惨重的一次损失，以后会另文详述。

1938年毕业于经济系的陈忠经，曾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一二九运动时是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1938年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来到陕西凤翔，与胡宗南“见面欢叙，歃血为盟”，当了三青团首任西安市书记，1940年秘密参加了共产党。经周恩来精心安排，陈忠经与熊向晖（清华大学中文系）、申健（北师大经济系）三人构成了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最重要的一张间谍网，使中共中央掌握了‘西北王’胡宗南的一举一动，三次救了党中央，被誉为中共情报“后三杰”（参见：周恩来的顶级卧底是怎样炼成的）。

1940－1946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的金无怠（中间2年到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做翻译），据说是受周恩来派遣，于1948年进入美国政府机构工作，直到1985年被捕，长达37年，被认为是美国情报史上隐藏最深的间谍。

金无怠官至美国东亚政策研究室主任，在中美关系破冰过程中，使中国掌握了尼克松总统希望和中国建交的情报，迫使美国作出了许多重大让步。美国方面评估他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超过美国所有破获间谍案的总和；金无怠则说：他对中国和美国的贡献要以10亿美元为单位来计算（参见：周恩来的战略间谍：他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远超过已侦破间谍案总和）。

……

周恩来亲自发展、领导的北大学子中的杰出情报员，还有差点把八路军的顶头上司卫立煌发展为中共党员的赵荣声，抗日名将傅作义的长女傅冬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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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梓年和新华社同事于重庆

贰

出身四代翰林之家的红色卧底

1935年入读燕京大学法学院新闻系的赵荣声，出生于一个四代翰林之家（这在中国1500年科举史上可能仅此一例），1936年入党，1937年春听任教文学院的斯诺讲访问延安的见闻，心向神往，就带着斯诺给画的一张草图，和十余个同学前往延安。在延安，他们见到了朱德、博古、林伯渠、陈赓、女作家丁玲等人，因为听斯诺讲毛泽东烟瘾很大，还特地带了两罐大前门香烟去拜望毛泽东。毛泽东和赵荣声等在窑洞里畅谈抗战和统一战线等问题

赵荣声从延安回来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选调大批共产党员打入国民党内部。赵荣声于1938年初被选派到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也就是八路军的顶头上司卫立煌处，担任卫立煌的少校秘书。中共中央由林伯渠负责同赵荣声联系。

赵荣声和卫立煌相处时，寻机宣传中共的主张和政策，促使卫立煌抵制蒋介石反共打内战的行径。一天晚上卫立煌和赵荣声聊天时，突然提出想参加共产党。赵荣声不知如何回答，就说：“我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问问林伯渠吧？”

林伯渠指示赵荣声：“回去告诉卫立煌，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正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

后来刘少奇也找赵荣声彻夜长谈统战等问题，但对赵荣声想发展卫立煌入党的事，批评说：“你的胆子不小，想挖蒋介石的墙脚。你知道不知道，这样做不但对党没有好处，反而有危险。”

赵荣声虽然没有把这位国民党上将发展入党，却促使他给了八路军极大援助。

1938年4月卫立煌率部从河南往中条山转移，赵荣声建议取道延安。卫立煌到达延安时，中共中央组织百姓夹道欢迎，写的欢迎标语足有三十里。毛泽东亲自主持欢迎大会，并设宴招待。

卫立煌大为感动，觉得没有准备一份礼物。赵荣声乘机进言：“我看这份礼送不送都不要紧，他们不是说八路军急需枪弹、医药和夏服吗？只要在这上面帮他们点忙，比送份礼有用多了。”

卫立煌到达西安次日，便批了一个手谕：“"即发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颗。”还指示说：“第二战区的军队受我指挥，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样看待。”又吩咐再发给十八集团军180箱牛肉罐头。

赵荣声被誉为“做出特殊贡献的红色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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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前坐）和赵荣声（左立）在抗日前线

叁

‘坑爹’女谍：我是毛泽东派来的

在上世纪20－40年代的革命大潮中，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周恩来更以其个人的独特魅力，影响了周边不计其数的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其中不乏国民党高层子女。傅冬菊便是其中的一个。

傅冬菊1995年回忆说：1941年她在重庆南开中学读高中时，常到《新华日报》社去见周恩来，从那时起就特热爱周叔叔。

潘梓年那时是新华社社长，周恩来情报工作方面的主要助手

在周恩来的教导下，18岁的傅冬菊背叛官僚富商家庭，追随共产主义，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号角社”。

不知是天性使然还是中共组织的引导，傅冬菊一开始就干起了情报工作。她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把国民党的一些机密情报和重要文件，提供给中共地下组织，或交给周恩来。

1942年，和杨振宁同一年，傅冬菊考入了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傅冬菊没有走杨振宁、李政道那样的科学救国道路，而是积极投入学运，成为中共地下组织“据点”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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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生合影，前排左一为傅冬菊

1. 扭转华北战局

1946年傅冬菊从西南联大英语专业毕业。当时国共内战，傅作义出任国民党华北地区指挥官，率部连克集宁、大同、张家口等重镇，击败中共聂荣臻所部和杨罗耿兵团，华北解放军10万人马丧失大部。

在这国共胜败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组织布置傅冬菊回北平‘看望父亲’，就此留在傅作义身边

傅作义将最重要的机密放在寝室的保险柜里，开保险柜不回避爱女，但保险柜的钥匙他白天放在上衣口袋里，晚上放在枕头下。

傅冬菊知道保险柜的密码，为了再拿到钥匙，就打五岁的小弟弟傅恒的主意：她买了精美的巧克力糖和小弟弟做一笔交易，让他从父亲口袋取出钥匙交给她来换巧克力糖，还要弟弟拉勾发誓永远保守秘密。

等傅作义回到家，傅恒就爬到爸爸怀里，撒娇要爸爸讲故事，乘机拿走傅作义口袋里的钥匙，交给了傅冬菊。

傅冬菊打开保险柜，拿到了傅作义最重要的军事文件，用照相机拍摄下来交给中共组织。

中共华北野战军掌握了傅作义的军事部署、计划、战略意图等最重要的机密，逐步扭转了华北战场的不利局面。聂荣臻在回忆录中，高度评价傅冬菊的作用，称她提供的情报为“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

2.不让傅作义集团撤往江南

1948年10月23日傅作义召集军事会议部署奇袭西柏坡，散会后傅冬菊－崔月犁情报系统(崔月犁时任中共北平学工委秘书长)就得知了这一情报。

崔月犁冒着机毁人亡的危险，在上午开机发报给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刘仁又发来特急电报给中央。晚12时许，这份十万火急的情报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手中，从而挫败了蒋介石、傅作义的这一重大图谋。

1948年11月国民党军在辽沈战败、失去东北后，蒋介石命令傅作义率部撤到江南。11月15日傅作义向傅冬菊透露，要全军撤往江南。

傅冬菊立即通过地下党组织，发急电报告给毛泽东。

如果傅作义的50万军队撤往江南，将给中共夺取全国胜利带来巨大困难。

华北野战军尚无能力向傅作义集团发起大规模攻势并阻止其从海路撤退，而东北野战军刚结束战斗，原计划休整三个月再进关。

毛泽东接到傅冬菊的情报后，立即改变计划，于11月16日、18日连电林彪，严令东北野战军取消休整，立即以最快速度（一两天内）进关，直取天津、塘沽，堵住傅作义的退路；另一方面指示傅冬菊劝阻傅作义撤往江南。

傅冬菊按照最高指示，再三劝阻傅作义撤往江南，说蒋介石不可信任，南撤没有前途。傅作义与傅冬菊谈得不欢而散，但在女儿劝说下对南撤一事犹豫不决。

3.截断傅作义撤往绥远的退路

傅作义的另一条出路是撤往他的老根据地绥远。这也会给华北战局带来诸多变数

11月27日，林彪率东北野战军大举入关，其中一路会合华北野战军，攻打傅作义退往绥远的必经之路张家口。

傅作义急忙派他的主力、也是他的子弟兵第35军驰援张家口。

傅冬菊从傅作义的保险柜中，取得了这一情报。

12月7日，得到情报的中共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将傅作义的35军围困在新保安。

傅作义见势已无可挽回，又想撤往江南。傅冬菊得知后急忙报告了毛泽东。

于是毛泽东命令对新保安“围而不打”，以拖住傅作义。

直到12月15日，林彪率军包围了天津及塘沽，傅作义再无可能撤往江南。

国民党方面认为：傅作义由于舍不掉父女之情而成了傅冬菊的人质，从而葬送了华北及50万大军。

4.和平解放北平

天津被围，傅作义成了笼中困兽，痛苦得“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傅作义老部下张新吾著《傅作义传》）。

傅冬菊趁势劝父亲求和降共。

傅作义对共产党并无幻想，这时形势所迫，不得不向中共秘密求和。

由于傅冬菊的情报，中共方面对傅作义的思想动态掌握得一清二楚，便迟迟不理会他的求和，一定要把这位几乎消灭了华北野战军、差点端了中共指挥中枢的抗日名将整治得服服帖帖。毛泽东说，要让全中国看到是他打败了这员名将。

直到1949年1月15日攻克天津后，中共方面才正式接受傅作义的求和。

中共中央、毛泽东与傅作义的和平谈判，大半是通过傅冬菊这一渠道进行。

傅冬菊对傅作义在和谈期间的动态、情绪变化，具体到徘徊观望、怎么睡不好觉，如何在屋内焦虑地踱步，甚至急得把火柴棍放在嘴里咬等等细节，都及时作了汇报。

中共方面牢牢地掌握了和平谈判的主导权。就在傅作义接受中共方面的条件，于1949年1月21日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协约》后，毛泽东决定再狠狠敲打傅作义一下，起草了一份措辞极其严厉的《最后通牒》：“（傅作义）身为战争罪犯，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

傅冬菊1月29日接到中共代表交来的这份《最后通牒》，深知傅作义“士可杀不可辱”的脾气，害怕他看到后一怒变卦，让北平城玉石俱焚，便偷偷将《最后通牒》放在傅作义办公桌文件堆的最下面。

直到2月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份《最后通牒》，傅冬菊才将原件交给傅作义。

傅作义当即痛骂傅冬菊“不忠不义不孝，两姓家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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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冬菊和丈夫周毅之

但无论如何，傅冬菊是和平解放北平的最大功臣，她当时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还要超过林彪的东北野战军五十万大军。

当傅作义问她是谁派来的时，傅冬菊说：她是毛泽东派来的。

就在美国波音因五个月内的两场血腥空难陷入危机时，中国展翅高飞的C919一再被全球媒体提及。但对于中国航空工业人士来讲，C919的多次成功试飞，总让他们想起1980年代曾经翱翔于神州蓝天的运十，而且想起来就是一阵揪心的痛！

且不说因为运十的下马，中国庞大的航空市场被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抢占，经济损失极为巨大。即便笔者这个军迷门外汉，也知道多年来中国军队最大的短板，就是军力的远程投送能力！

而无论是运输机，还是后来极为重要的预警机，运十都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发平台，还是一个绝佳的技术演练场！可惜，由于间谍的出卖，由于美国方面厚颜无耻的欺骗，运十被迫中断，胎死腹中！

笔者认为，而今C919的翱翔，是对运十最好的祭奠，也是对航空先辈最好的告慰！尤其是对1970年批准立项的主席和他的团队！

2017年5月5日，当中国自行研制的大型喷气式客机C919一飞冲天的时刻，人们不由自主地会想起当年的“运十”，已经在祖国的蓝天成功翱翔了170个小时，为什么会被迫下马，致使中国大飞机制造停滞了30年？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阴谋

（一）我国自行研制的大型民航喷气式客机“运十”被人“暗杀”

记得是1993年的冬天，在海军航空兵总部任职的我，陪同首长到上海大场机场检查工作。首长曾经在驻大场机场的航某师任职，所以对当时同在大场机场的上海飞机制造厂和上海飞机研究所研制“运十”的事很熟悉。当工作检查完后，首长说：走，我带你们看看“运十”去。

上图：停放在大场机场的运十，远处隐约可见当时海军航空兵的主战飞机歼－6

我当时就听说过，“运十”是我们国家自行研制的喷气式大型客机，曾经一飞冲天，使我国一举跻身于全球5个能生产先进大型客机国家的行列。

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映入我们眼帘的“运十”，静静地趴在大场机场一个角落的荒草从中，巨大的身躯已经开始破损，像一个被遗弃的孤儿，在寒风中无望地等待着什么……

上图：被遗弃在大场机场的“运十”

首长似乎动了感情，向我们讲起了“运十”的事情：

“运十”是在毛主席的亲自提议下，于1970年8月被批准上马的。上马后就在大场机场开始研制，当时驻大场的部队在后勤保障上提供了许多支持和方便，所以两家的关系处得很好。

当时的“运十”起步时只比欧洲的空中客车晚两年，1980年9月26日在大场首飞成功。随后，“运十”又完成了各种科研试飞。并先后7次飞抵起降难度最大的西藏拉萨贡嘎机场。

首长当年与“运十”的总设计师马凤山讨论过，如果“运十”成功，将来发展大型军用运输机会非常容易。

当时海军航空兵没有预警机，马凤山告诉首长，“运十”已经完成改装预警机的方案设计和风洞实验。

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正当“运十”准备好大发展的时候，却被中断了后继经费，于1986年被迫下马。而当时，与美国麦道公司的合作已经正式上马。

“运十”的组装线被撤掉，为麦道腾地方。15年积累起来的技术资料连堆放的地方都没有，好多都失散了。

原准备做第三架“运十”的价值数千万元的材料，在为和麦道合作作准备时，练铆钉枪用了！

总设计师马凤山悲愤和抑郁地住进了医院。首长去医院看望他，他告诉首长：“运十”是被人暗杀的，他咽不下这口气。

他还告诉首长，如果民航像军方一样支持“运十”就好了。

他最后对首长说，他们杀死的不是“运十”，而是中国成为世界一流航空大国的希望……

上图：运十总设计师马凤山与运十飞机合影

没过多长时间，马凤山在郁闷中去世，终年61岁。

（二）“暗杀”运十的凶手被怀疑是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

到底是谁“暗杀”了“运十”？

多年后，我从网络上看到一条广为流传消息《中国三十年重大间谍案揭秘》，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运十”下马案。文中说到，当时的民航总局局长沈图被收买，力主“运十”下马。

上图：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沈图

而这一说法来源于美国《财富》：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子、时任麦道副总裁的美籍华人张镇中，在1979年“运十”即将首飞成功之际，通过已故某领导人的夫人，进而游说最高决策层，希望中国与麦道合作。

张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打不倒‘运十’，美国飞机就不好进入中国。”

张还透露，沈图收受了麦道MD82项目的巨额回扣。1986年-1994年，中国替麦道装配了35架飞机，返销美国5架，其余全部在中国境内销售，赢利颇丰。

1987年5月23日，中美合作生产的第一架MD－82飞机总装完成。

上图：在上海飞机制造厂组装的第一架麦道飞机。这个地方原来是“运十”的组装车间

1981年1月8日，时任民航总局局长的沈图向中央上报了《对国产运十飞机的几点看法》的报告，大意是说：运十型飞机基本上是仿造波音707，而波音707飞机已属淘汰机种，民航没有再添购此类飞机的打算。

报告结尾说：“目前国内继续研制类似波音707型的飞机是否可取，请郑重考虑。”

1982年5月24日，国家经委向民航总局征求组织“运十飞机国内长途航线货物运输试飞工作”的意见，再次遭到沈图的否定。

而后来的事实是：1973年至2013年的40年间，中国民航和各航空公司累计购买了超过1000架波音飞机。

上图：中国首都机场成为波音的停机坪。吉国强摄于2006年9月5日

仅2004年至2006年，中国国内各航空公司高价向波音和空客定购了近600架大型客机，共花费人民币4000亿元。

难怪这么多年过去了，网上还有那么多的人骂沈图是汉奸。

沈图后来事发，1985年4月沈图被免去中国民航总局局长职务。1987年7月被撤销中央委员的职务，并开除其党籍。

为什么没有以间谍罪或受贿罪论处？据当年的内部人士透露：由于无法拿到充当间谍或收受贿赂的确凿证据，不能给其定罪。最后只好以收受外国航空公司免费机票，对其做违纪处理结案。1993年1月17日沈图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

（三）“运十”下马的更深层原因

其实，仅凭沈图的能量，还不足以把领袖钦点的项目逼下马，其中必有更加深层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政治。

“运十”在1970年上马，牵头的是当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1973年6月2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了上海市革委会《关于研制大型客机的请示报告》，明确大型客机的研制工作由上海市统一领导。

上图：1967年2月，在张春桥等的策划下，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组织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领导权，挂牌成立了上海市革委会

当时的上海市革委会领导人对领袖定下的项目十分重视，但“四人帮”倒台后，“运十”就沾上了“四人帮”的晦气，被说成是张春桥的飞机、王洪文的飞机，许多高层领导避之不及。就是在最高决策者们的心中，恐怕也是一块心病。

当时能够决定“运十”下马的，应该是国防科工委、三机部和主管国防工业和科技的国务院副总理。而这些部门和国务院的主管领导都主张或者不反对“运十”下马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80年4月8日，邓小平对三机部副部长段子俊说：民用飞机总得在国内自己生产，不能一直向外国买。上海原来搞的大型客机受“四人帮”干扰破坏，花钱很多，把握不大，办法不对，要停下来……

1980年9月26日，“运十”在上海大场机场首飞成功。在试飞的头一天，段部长断然拒绝出席主持试飞典礼，并连夜赶回北京。

上图：运十试飞现场主席台

1984年6月4日，上海飞机研究所219名技术人员联名上书《不要花巨额外汇去组装MD－82，建议在运十基础上发展我国民航工业》，当时的高层批示：此事已定，不要再议了。

（四）“运十”下马后的32年内，中国的大型飞机再也没有飞起来

“运十”下马后，1986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重新研制国内干线大型飞机

6年后的1992年，主管部门才提出了个“三步走计划”的可行性报告：第一步，中美合作制造装配MD80/90；第二步，与空客合作研制AE100，约在13年后的2005年服役；第三步，自行设计制造180座飞机，在18年后的2010年实现。

上图：美国产波音飞机，占了中国民航市场大半壁江山

遗憾的是，1997年，麦道被波音兼并，与麦道的合作中止；1998年，与空客合作被对方单方面中止；“三步走”的计划看似完美，却最终全部落空！

自“运十”停飞后，从此中国的天空中没有了自己生产的大飞机。上千亿美元的市场大都被波音和空客瓜分，他们在中国的天空中自由的飞翔，并欢快地赚取着中国人用血汗和环境的代价创造出的财富……

上图：海南航空购买的空中客车

2003年11月，国务院委派科技部组建“运十”下马20年后的第一个“大飞机项目论证组”。

2007年3月，国务院正式对外宣布自行研制中国自己的大飞机立项。

整个大型飞机项目国家将投入500亿-600亿元，包括大型运输机、大型客机和发动机。这与当年“运十”的5.3亿元人民币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2008年5月11日，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并揭牌，中国大型客机的研制进入了快车道。

上图：准备试飞的C919

2017年5月5日，在“运十”停飞32年后，C919试飞成功！

（五）后记：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一飞冲天的中国航空事业

“运十”已经成为中国航空人的一座精神纪念碑。

上图：纪念碑上写着 “永不放弃”，是中国航空人的精神写照

“运十”的副总设计师程不时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感叹到：“中华民族在拥有了两弹一星后，要做两件大事，一是海里要有自己的航空母舰，二是天上要有自己的大飞机”。

是的，当代中国都做到了！

同样在2017年，从4月26日到5月5日，短短10天时间，中国自行研制的首艘航母正式下水，中国自行研制的大型客机一飞冲天！

就像首艘国产航母下水，象征着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中国海军成为一支深蓝海军一样；

C919的一飞冲天，也象征着再也没有什么力量（无论是间谍还是海外势力），能够阻止中国自行研制的大型飞机，翱翔于祖国，翱翔在蔚蓝色的天空！

据报道，截至2018年6月底，C919累计拥有29家客户共计1015架订单；其中有三家国际客户，订单34架。

中国商飞董事长【贺东风】在2019年2月的一个论坛上表示，公司将于2019年内完成余下三架C919的首飞试验，预计最快可于2021年实现首次交付。

我们终将龙入沧海！

我们终将逐梦星辰！

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已经到来！

上图：已经收到570架订单的C919

我们终将龙入沧海！

我们终将逐梦星辰！

中华民族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