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蒋介石致电冈村宁次，命其继续坚守岗位，并负责维持秩序，所有武器装备必须移交给国民党中央军，决不可擅自移交给其他军队。
冈村宁次立即复电蒋介石：遵令执行。同时命令所属部队：在原地等待重庆政府军队来接收，对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要求，坚持予以拒绝，必要时可采取武力自卫。
两天后，冈村宁次亲自给在华日军起草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纲要指出：“加强对重庆政府的支持，要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关于移交武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根据重庆政府的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重庆政府军队。”
中国战区南京受降典礼仪式现场。1945-9-9
何应钦真不枉被冈村宁次当成“最亲密的中国友人”。
1945年9月9日刚举行投降仪式后，1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高级将领和冈村宁次见面。何的第一句话是，“我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产党势力做大……日本现在已无武装，我想今后将能实现真正的中日和平互助，愿我等共同为之努力”。冈村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称当时“感受颇深”，“会谈始终在和缓的气氛中进行”。
中秋节，何应钦派人送上两卡车月饼和水果，还派上校王武单独给冈村宁次送了香烟和一箱茅台酒。10月21日，冈村宁次再次和何应钦等人会谈，按照他的记录，在座诸位都会日语，“谈完公事后，拿出甜酒，大家闲聊天了两个多小时，席上，何应钦极力高唱中日合作”。
何应钦所说的“中日合作”，与冈村宁次算是想到一起了。
1945年12月，国民党政府尚未还都南京，蒋介石却秘密前往南京，召见了冈村宁次。
一见面，蒋介石就对他在接收过程中的合作表示感谢，并躬身问安：“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有何不便?请不要客气向我和何司令提出。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我们会尽量给予便利。”
冈村宁次12月23日的日记详细记录了这次会面和谈话，包括传译的时间前后大约15分钟。从字面上看，双方谈话内容只是寒暄，蒋介石询问、关怀了一下冈村宁次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不过，在日记最后，冈村宁次留下了“蒋委员长始终面带微笑，充满令人感动的温柔敦厚”这样近乎谄媚的话。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共中原根据地，国共战争爆发，冈村宁次也终于有了新职位，他被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专门用他的“军事天才”来对付共产党的军队，他在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编的《剿共指南》被翻译后，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各级军官。
1946年底，冈村宁次被安排隐居到南京金银街4号。这是幢独门独户的三层楼别墅，长期无人居住。按照冈村宁次的记忆，金银街以北是坟场，白天行人稀少，晚上更无人迹，据说是何应钦亲自为他选中此地。
到了1948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再次派人来到了南京政府国防部，要求把冈村宁次送往东京受审。
此时的冈村宁次正患肺病，国民党政府又以其患病为理由，说他正被监视居住，病好后送回日本审理。但是直到远东军事法庭解散，国民党政府也没有送交冈村宁次。最后的理由是“冈村宁次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行为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实有关，因此不须送往东京审理”。
也就是说，国民政府要在中国的军事法庭审判冈村宁次。
与其说是审判，倒不如说是预谋好的庇护。国民党政府看得很清楚，冈村宁次到了远东军事法庭，很可能难逃极刑。
在中国的监狱里候审时，冈村宁次获知了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结果。时间已经是1948年11月25日，冈村宁次在日记中写道：“在我青年时代的同期毕业生中，和我一样憧憬大陆、携手一路走来的同志盟友共有四人，其中土肥原、板垣被处死刑……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冈村宁次，已经以治病为由到上海三个月了，住在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安排的一处秘密住所里。冈村宁次从南京搬到上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人耳目，躲过远东军事法庭的提审。
汤恩伯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比冈村宁次晚两期。与何应钦一样，汤恩伯也是亲日派，冈村宁次的庇护人。
冈村宁次是这样记载汤恩伯的：“我和汤作为军司令官曾有4次对战的机缘，战后相见，宛如故交，十分亲密。”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治病时亡故，70岁的冈村还担任了治丧委员会副委员长。
在高层人物的关照下，冈村宁次在战犯监狱仍极受优待，住的是单间，有充足的营养品供应，医生和翻译可以自由接触……在他入狱的当天，典狱长就亲自来给他捎来了“大人物”的口信：“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的影响，不得不如此。然绝不会处以极刑……无论是审理和入狱只是形式而已。”
这一天的庭审并没有宣判，据说是因为石美瑜接到了一个南京来的电话，然后宣布休庭。
24日的战犯监狱中，典狱长又给冈村宁次通报：“对先生公审判决的时机，政府内部有两种意见，外交部方面主张等国际上对其他方面的战犯处决后，斟酌情况再做宣判;而国防部方面主张从速轻判。因此，只能等待蒋总统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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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26日，最后一次公审冈村宁次。中午休庭时，石美瑜将4位法官叫到审判长室，取出了已经盖上国防部长徐永昌大印、写着“无罪”两字的判决书：“我必须坦白告知各位，这起案件已经由高层决定了。我对此无能为力，大家现在就在这份判决书上签字吧。”
石美瑜接着又继续说：隔壁房间里，国防部派来的军法官已经在待命。就算我们不署名，他们也会立刻接手整起案件，结果还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我们会被带到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室去而已。讲到这里，所有的法官都默默地拿出笔，在判决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下午4时，石美瑜宣判：“冈村宁次无罪。”
一片哗然，巨大的嘈杂和混乱淹没了整个法庭。
这时候，“聪明的法庭副官向我耳语，宜趁此混乱时机从后门走脱为妙，我乃与随行的松冈从后门走出，徒步返回寓所。”冈村自己回忆。
1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谴责对冈村宁次的无罪判决，要求重新逮捕他，并押送给人民解放军。代总统李宗仁也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
可惜，李宗仁的代总统之职有名无实，汤恩伯收到他的命令却置若罔闻，转头派副官通知冈村宁次，次日晨到战犯监狱集合，与其他一些犯人乘美国轮船回日本。
1月29日，冈村宁次登船，在船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上午10时，在上海各处贴出的“不许把日本战犯运走”的标语中，这艘美国船起航，把冈村宁次送回了日本。
冈村宁次当然不会忘记蒋介石的“大恩大德”。1949年12月31日，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开头是这样写的：“我国的反共同志，对于阁下确保台湾、长期坚持下去，并且在时机到来之际反攻大陆这件事，全都深信不疑，并且深深祈愿着阁下的成功。”
这时的冈村宁次，其实正在用他的方式向蒋介石“报恩”。
从1949年7月开始，一批由旧日本军人变身而来的军事顾问，陆续从日本秘密前往台湾。这个军事顾问团，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被公开披露的“白团”。
冈村宁次已经年老体衰，他本人又太过惹眼，于是推荐了原日本陆军第一军参谋长富田直亮为顾问团团长。富田直亮化名白鸿亮，由此该团又称白鸿亮军事顾问团，简称“白团”。其成员，皆是原日军中的少佐以上军官。
“白团”在台湾的用处，第一是负责设计台湾防卫计划，二是训练国民政府部队。对撤退到台湾时濒临崩溃状态的国民党军队来说，“白团”确实是非常倚重的一股力量。
当然，蒋介石为这批雇佣军也花了大价钱。台湾方面支付“白团”成员的动身费为团长20万日元，团员8万日元;每个月支付其家人3万日元;合约期满，还要再给5万日元离任费。须知那时的日元价值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1950年时，日本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起薪才3000日元。
“白团”成员最多时是1951年，有76名日籍教官，这也是“白团”活动的鼎盛时期。特别是1949年至1950年代前期，富田直亮和蒋介石几乎每周都会固定进行一次单独谈话，可以说是蒋介石身边极受信赖的军事顾问之一。
冈村宁次逃脱了历史的惩罚，这让他至死都没有反思自己的战争罪行，没有认罪，更没有忏悔。
1963年初，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请冈村宁次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撰写个人回忆录。也许是这本书中对真实的战争罪行需要太多的掩盖、编造、矫饰，太耗心血，回忆录写完了，冈村宁次也油尽灯枯，走到了人生终点。
1966年9月，冈村宁次心脏病发作，因抢救不及时而死去。两年后，“白团”解散，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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