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戴高乐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指导下，法国从上世纪60年代起由政府出面，选择一些值得突破的技术领域，政府补贴企业搞研发或干脆成立国有企业，瞄准几个领域猛干。法国财政部为政府选定的产业提供贷款利率补贴。换句话说，开发受政府鼓励的技术，企业只需支付贷款本钱，利息则由财政部的公共支出负责。这种产业政策被称为“空档政策”，用的那个法语词是古代城堡上放箭用的城垛。
“空档政策”很快取得巨大进展，20世纪70年代，法国成功研制出了高铁、民用核能电站、航天、航空等领域的新技术，在发达国家中独树一帜。其实，连后来风靡全球的互联网技术靠的也是由法国电信公司最先开发出来的光纤传输数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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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法国并不是唯一靠产业政策率先收获众多先进技术的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刚开始时，产业政策就是欧洲国家及后来加入工业化的美国经常使用的法宝。19世纪，贸易保护主义尚未成为“过街老鼠”，英国、法国、德国及美国都是靠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来保护和推动本国工业产业发展。
比如，英国的产业政策首先是保护自己的纺织工业不受外来产品冲击。光荣革命后，英国完全停止进口法国和荷兰的毛纺织品，并在1699年通过《羊毛法案》，保护本土纺织业。1700年，英国议会又立法禁止从印度进口棉织品。即便到1812年，英国还对从印度进口的布征收高达71.7%的进口税。如果英国允许印度的棉、丝织品自由输入英国，那么英国的棉纺业和丝织业会马上垮台。
不少英国经济史学者都曾指出，都铎王朝时期的产业政策才是英国崛起的真正秘密。至于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鼓吹的比较优势理论，那只是英国取得工业领先地位后“发明”的一套说法，希望以此说服其他欧洲国家不再用产业政策扶植本国工业企业与英国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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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更是如此。为了保护自己的市场，普鲁士挑头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实行高关税政策将英国和法国的工业品挡在各德意志公国之外，再兴办一些国有企业，并资助私营企业发展国家希望发展的产业。正是政府产业政策的积极干预，创造了德意志诸公国的奇迹。1830年，德意志诸国工业人口占比不足3%，依旧是农业为主，而到了1870年，德意志诸公国的煤产量已达3400万吨，生铁产量139万吨，铁路线长18876公里。德意志各国的工业一举超越法国，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13.2%，这也奠定了普鲁士在1871年普法战争中取胜的物质基础。普鲁士战胜法国后，把各德意志公国统一起来，成立了德意志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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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美国实行了前所未有的高关税政策。正是在高关税保护下，美国从一个种植棉花、茶叶、粮食，出售木材、矿产等原材料，以及生产一些纺织品的不发达国家，一举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到一战前夕，美国的工业产量已居世界首位，占全球工业总产量的32%。有学者指出：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国会中那些旨在保护美国新兴产业、成长期工业以及弱小工业的政治势力常常获得胜利。因此，美国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在产业政策和关税保护中步入成年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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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方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后，它们反过来开始游说其他国家放弃使用产业政策。但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直到7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仍是西方各国政府笃信的灵丹妙药，政府通过产业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还是西方国家常用的手段。上世纪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的显学，“市场原教旨主义”把国家干预主义鞭挞得体无完肤，产业政策也随之被经济学和政府决策部门扫地出门。
这些理论上的“革命”虽然对金融自由化有利，但却间接造成西方国家工业的“空洞化”和社会分配的两极化。最近一些年来，新兴经济体异军突起，强劲的经济增长靠的是工业化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背后的产业政策的重要性也吸引了工业衰落的发达国家的注意。于是，它们加强了对新兴经济体使用产业政策的批判，甚至在世贸组织里指责新兴经济体的产业政策是国家干预主义，违反自由贸易原则。它们还指责新兴经济体有国有企业，等等。这些健忘的国家，甚至忘记了它们本身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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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沿革
上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两场石油危机引发了西方经济的“滞胀”，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世界失宠，而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几种理论成为了美欧国家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以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以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流派及以美国斯坦佛大学教授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
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在美国当选总统，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首相，这两个标志性事件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成为主导，开启了经济全球化的先河。
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政府开始放松管制，让市场更多发挥作用。根据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理论，美欧政府推行了4项政策：持续地解除经济管制；鼓励企业的兼并、收购及杠杆收购；为“投机”的经济效用正名；大肆宣扬衍生工具对市场的有益促进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及欧洲的股票市场由大量的并购、重组及杠杆收购活动所推动，市场行情不断翻新，吸引越来越多的私人投资者加入进来。同时，政府也开始减少企业税赋，鼓励投资，鼓励金融创新等等。
在发达国家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变发展战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欧美国家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从50年代到70年代曾广为流行的“进口替代”战略不再受到鼓励。西方国家不断批评进口替代战略，认为这种战略需要政府用高关税扶植“幼稚产业”，造成“寻租”等腐败行为，最终浪费了公共财政的开支，养活了一批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与此同时，欧美国家还说服发展中国家采用引进外国企业投资、鼓励出口的增长模式。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鼓吹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技术交流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全面推行私有化。这些措施后来被总结为“华盛顿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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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经济表面看似乎很繁荣，但美国社会的严重分配不均给这种繁荣埋下了垮台的种子。当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美国就面临着政策失灵与政治合法性受到质疑的双重危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家庭所获得的80%的金融资产收益，以及几乎全部的“私人收支赤字”，都发生在最富有的阶层内部，而且主要是金融业人士。因此，当危机爆发后，美国舆论指责金融界的声音很大。然而，政府“救市”的行动只救了那些大企业及其领导们，却没有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企业的私人债务转成了政府的债务，主权债务危机再度威胁着步履蹒跚的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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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华尔街”运动从纽约扩大到华盛顿，再扩大到其他城市，充分表现出美国民众对政治精英与金融精英沆瀣一气的不满。美欧等发达国家爆发的这场社会抗议活动矛头直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独领风骚的新自由主义。
然而，凡事皆有度。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及目前在美欧国家上演的危机已经证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无法解决失业和经济周期问题；市场机制的“唯已性”、“利已性”不能解决经济的外部性问题；市场机制会导致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合理。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研究了大萧条后认为，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去调节市场的需求，进行反向的操作，特别在危机造成需求不足时，政府扩大公共开支可以弥补私人需求不足，缓解经济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政府某种程度上都大量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用“看得见的手”建立了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缓解了劳资矛盾。但滥用“庸俗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也曾被认为是导致经济滞胀的原因，
丁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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