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在上海
《永不消失的电波》让中共特工李白家喻户晓，但他在隐蔽战线上的老师、战友涂作潮，却几乎无人知晓。1984年12月31日，涂作潮去世，去世后的30年来，儿子涂胜华一直用各种手段挖掘、搜集父亲那些“至死不说”的历史。知道得越多，涂胜华越觉得，历史应该还父亲一个公道。
2014年4月21日早上7点，64岁的涂胜华起床，找出十年前在英国买的黑西服，雪白的衬衣和黑领带，还喷了些香水。这与他平时的打扮反差极大。
他去参加原中共中央调查部（国家安全部前身）部长、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的葬礼。
吊唁大厅四周排满了花圈，挽联上都是大名字。涂胜华在找自己送的那个花圈，从入口到出口，无果。“或许是被盖在下面了？”他安慰自己。
“不忘故旧讲究历史承前启后——木匠涂作潮后三代廿五人泣”，涂胜华背得出自己写的挽词。尽管父亲已经去世30年，涂胜华要替他还一个人情。1976年1月11日午后1时，送信通知父亲涂作潮参加周恩来遗体告别的，正是罗青长，时任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1980年，中调部寄来一张请柬：1980年冬某日，在北京市内某招待所略备薄酌，可携夫人前往。
“去吧？茅台、中国红得管够。”涂胜华问父亲。“不去。你喝多了怎么办？”“去吧，去开开荤。”
儿子说服了父亲。大厅里开了十桌，父子俩选了角落里的一桌。宴会进行到一半，低头吃菜的涂胜华听到“扑通”一声，凭直觉知道有人出溜到桌底下了。后来听说那是1935年刺杀汪精卫的总指挥华克之。当时华克之刚从秦城监狱出来，重为中调部座上宾。
众人七手八脚把华克之扶起来，罗青长端着一杯酒走过来，对涂作潮说：“涂老，小兄弟敬你一杯……”
父亲并不多言，一饮而尽。在那个神秘的世界里，父亲代号“木匠”。
1948年西柏坡时代的家庭合影。孩子左起：新华，1939年生于上海，2014年3月去世；延华，1944年生于延安；中华，1942年8月生于上海，满月时父亲撤离，1968年7月26日死于北京电子管厂军管会的非法关押中
“毛主席周总理救救我！”
5岁，涂胜华开始对父亲的“侦察”，在父亲的破包里摸到了一支手枪。那时，父亲是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中央有线电器材公司和大华利食料公司的卸任军代表。
涂作潮有份1.8万字的自传，完成于1956年1月26日。当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被打成“叛徒、特务”，与他有过工作关系的人都被调查。专案组几次三番来，涂作潮索性以党内常见的“自传”体例交代自己各个时期的经历、证明人。
自传抄稿一共五份，其中一份上交上海审干办公室，两份交给中央苏区时期的同事、上级；另两份留在涂家。
留在家里的自传，小儿子涂胜华无数次偷看，震惊持续不断：1924年入党；参加过五卅运动并被捕；在苏联留学4年；1931年到了中央苏区，是红军第一个无线电器材厂的厂长；西安事变的当天他就在张学良公馆……
1964年，涂作潮从上海电机厂调入北京的四机部。离开上海前，他特意到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门外照了一张侧身照。多年之后，涂胜华知道这张照片极不寻常，因为“职业特务从不拍照，怕留下痕迹”。
在四机部，涂作潮的三级工程师职称折算成了司局级待遇。邻居不知道这个破衣烂衫的老头什么来头。他白天干木工、铁匠活，晚上整宿出去钓鱼。钓来的鱼根本吃不了，都拿去送人。送鱼有个固定的点儿，包括横二条胡同的伍云甫家，伍家门房称涂作潮“那个打鱼老头”，并不知道老头曾是伍云甫肩并肩的战友。
1967年，涂作潮终于被他知道的秘密逼到了墙角。四机部军管会派遣的造反派人多势众，住四机部宿舍一号楼的胡灿传听到涂作潮在二号楼的阳台上，用湖南话喊了好几嗓子：“毛主席、周总理，救救我呀，我是涂作潮，我是1924年入党的涂作潮……”
欠我爸爸一篇生平
1984年12月31日，涂作潮去世。1985年1月21日，电子部出面给他办了葬礼。
“我姨夫给共产党干一辈子，死了连党旗都不舍得给他盖。”从上海赶来的表兄嘟嘟囔囔。涂胜华心里一动。几天后，他去找三机部常务副部长刘鼎：“我爸爸死，党旗都没给他盖，您有什么说法没？”
西安事变时，刘鼎是张学良的副官，也是涂作潮的直接领导。1964年涂家进北京之后，往来的人不多，刘鼎是其中之一。
1985年1月31日，涂作潮葬礼十天后，《人民日报》第四版刊出一篇署名魏文伯、刘鼎的文章，标题《革命先烈彭干臣》，内中提到：曾任中央军委委员、南昌起义之后南昌卫戍司令兼南昌公安局长的彭干臣，在苏联留学时先后的同学有朱德、曾涌泉、刘鼎、涂作潮……
但涂胜华并不满足：父亲应该有一篇像模像样的生平——至少占《人民日报》半个版。
1985年，涂胜华干起了商业信息、英文翻译……需要一台电传机。除了向相关机构寄送装机申请，涂胜华还每周寄一份角度不同的申请。四个月后，他接到某主管秘书的电话：以后别往这写信了，你的电传机已经批了。
当时，电视台缺译制片。谁能从英美使馆借到片子，借到几分钟，电视台付几块钱。涂胜华用电传机联系英国使馆文化处。英国人说：以我们的经验，东西借给中国人，一般就要不回来了。“我保证按时还片，我以我的商业信誉担保……”
在中国，商业信誉这个词，英国人已多年没有听到，对突然冒出来的“涂先生”产生好奇。“涂先生”果然如约还片。
英使馆商务处牵线，涂胜华结识了英国一家经营银行机具及印钞业务的公司。1985年11月，涂胜华和这家公司签下代理协议，在“万元户不得了”的年代，拿到了两万元代理费。
从那时起，他拿着当英国“买办”赚的钱，来挖掘父亲的往昔。
“儿子为老子做传，得凭档案”
涂胜华的寻宝图是1956年的涂作潮自传。自传里提到的每个名字，都需挖地三尺。
从父亲1920年参加的湖南劳工会、1924年在上海的入党介绍人和工运战友、1925-1929年在莫斯科留学的每一名中国籍同学，到1930-1940年代在上海中央特科及中央苏区的同事、1957到1964年父亲工作过的上海电机厂、1964年调入的四机部……涂胜华心中有一张巨大的搜寻之网。
1985年1月，何鼎钦被涂胜华拉来“撒网”。涂作潮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的交通员叫何健础，何鼎钦是何健础的儿子，在北京西颐中学当门房，月入40元。涂胜华每月给他开100元，何鼎钦翻遍国图藏1925年上海老报纸，找到涂作潮参与发动五卅运动，被工部局逮捕、关押、释放的全记录。1990年代，何鼎钦跑了18趟潘家园，找到了1967年四机部军管会批斗涂作潮的小报《红旗漫卷》原件。
比文献更难寻觅的是活人。进京后，涂家朋友不多，只与刘鼎、曾三、伍云甫等走动较勤。伍云甫1969年去世，刘鼎1986年去世，曾三1990年去世。刘鼎、曾三在世时，对涂作潮的描述仅限于品质：你父亲的为人，对党绝对忠诚，不管在什么时候……“文革”说他是叛徒，我根本不信……
刘鼎与妹妹、参加中央苏区长征的女红军甘棠在延安
凭着“文革”落难的交情，涂胜华被获准到伍家看伍云甫生前日记，条件是只准抄、不能拍照、不能复印，而且1959年的部分“没有找到”。
1991年，涂胜华给俄罗斯驻北京大使馆写信，向对方提供了父亲的俄文名字、学号和留苏大致时间，询问对方能否代为查询其父在苏联的档案。时间不长，大使馆寄回三页档案，清楚地标注着父亲入学的具体日期。
涂胜华一下上了瘾，在社科院新闻所上学时，涂胜华听美国外教讲过“调查式报道”。此时，他已经想为给父亲写一本传记了。
涂胜华托各种人等到共产国际档案馆、俄罗斯档案馆翻档。线索只有两个：涂作潮的俄文名字“沃罗达尔斯基”和在东方大学的学号2712。
涂作潮的培训成本
到2003年前后，涂胜华从俄罗斯挖到与父亲有关的207页档案，每页搜寻成本超过千元人民币。
这些档案显示：1925年10月，涂作潮一行14人从上海乘一艘苏联运煤船到海参崴，同船还有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中国人之间彼此不敢交谈，因为全属偷渡，怕暴露身份。途中，每人每天有1元的补助。已有身孕的张国焘妻子杨子烈也在那条船上，杨子烈的补贴比别人多，她用自己名下的14元钱买了件皮大衣。
1925年11月15日，一行人抵达莫斯科东方大学。两天后，东大支部书记袁庆云向骨干分子彭干臣、张宝仁和汤正清了解新到同学途中表现，大家对涂作潮的评价是“暴躁，喜弄手枪，不知秘密工作，很勇敢，能站在团体以内”。
但1927年12月21日，涂作潮给东方大学校长舒苗斯基写了一封信：要求学习生产手榴弹、炸弹和炸药的专门技术。此前，涂作潮已接受特工训练达半年之久：驾驶、射击、战场指挥、格斗、爆破、毒气、暗杀、密写、密码、印刷、化装、防止说梦话泄密、信鸽技术……
1927年5月26日，由斯大林签署的联共中央政治局105号记录决定为中共培训100名炮兵、空军、通信兵和装甲技术干部。
1928年6月18日，涂作潮和刘伯承、邓颖超、王明等一起，作为旁听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会议期间，涂作潮三次向中共中央代表团呈递报告，说自己理论水平低，不适合做领导，希望短期学习工兵技术后，尽早回国参加武装斗争。张国焘和周恩来先后与其谈话，告之中共急缺的是无线电通讯方面的人才。
1928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批准涂作潮、宋廉、刘希吾、覃显猷4人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为期11个月。在伏龙芝学校的第9个月，“中东路事件”爆发。在中央“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下，刘伯承、黄平受命在伯力附近的红河成立收容和教育张学良部俘虏的“远东工人游击队”。涂作潮是游击队的无线电机务员。
1929年12月22日，伯力协定签署，游击队解散。翌年3月，涂作潮偷渡回上海。涂胜华根据1929年12月10日联共中央书记处会议171号记录，推算出父亲在苏联4年5个月耗用10666卢布，约合当时中国的11626银元。又据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1929年12月24日在政治局特别会议上说，留苏学成回国致用者仅1/5，估算出每有一名涂作潮式人物从苏联回到中国，共产国际的培训成本在58130两白银左右，约合2012年的人民币600万元。
老涂的爹真是“老革命”
1994年，母亲张小梅去世，家里腾出一间屋子。涂胜华把近十年间搜集到的档案、文献制作成展板，大小一共218件/份，把那间空屋布置成“涂作潮陈列室”。
当时已收集到的近两百份苏联档案，涂胜华只展出了二十几件。
1999年，美国国家档案馆藏上海工部局档案到了解密期。2001年1月2日上午9点到晚上9点，涂胜华从那批档案中，翻出100页与父亲有关的内容。
涂作潮1924年5月加入中共，随即在国共合作中加入国民党。2011年8月，涂胜华在台北待了八天，寻遍各种史馆、图书馆：“我想看看国民党的档案里有没有与他有关的信息。”
2003年是涂作潮诞辰100周年。别人不记得，儿子记得。涂胜华在北京电视台青少频道非黄金时段播出的节目《我的父亲母亲》中，看到方志敏的女儿方敏讲述父母。涂胜华马上毛遂自荐，如愿以偿。
涂胜华给上海有关部门写信：今年是涂作潮诞辰100周年，涂作潮跟上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此信同时抄录给了1980年代的上海市委书记胡立教。1931年，涂作潮参与了中央苏区的无线电训练班的教学工作，胡立教是第一批学员。
胡立教见信转给上海的党史办公室，并留言：涂作潮是我的老师，他曾多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今年是其诞辰100周年……能否请媒体做些纪念报道？
从2003年开始，涂胜华就觉得：信息在爆炸。至少得有5到6间屋子，才能把与父亲有关的资料陈列个大概。父亲传记的一稿已经写完，总量已经可以充作一座小型纪念馆。
2005年，涂胜华把妻子的户口迁到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西柳河屯村。妻子获得在该村购买宅基地的合法身份。2006年，涂作潮纪念馆在西柳河屯村动工。
村支书很不放心：什么给老革命弄纪念馆，胡扯，只要你不在这贩毒、制毒、养狗、搞色情交易，我就烧高香了。直到看到涂胜华把大瓦房隔成10个展室，每三面墙上都钉上悬挂三层到四层展板的木条，村支书才相信：老涂的爹真是“老革命”。
涂作潮纪念馆到现在还没顾得上做牌匾。涂胜华是纪念馆的木工、美工、讲解员、研究员、馆长。
2008年，中国某重要证书改版。涂胜华服务的英国公司参与竞标。竞标资料之一是一枚“涂作潮水印”。水印中有涂作潮头像和1940年涂作潮发明的“无形收报机”的电路图。当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男主人公原型李白，就是用这种收报机工作。而涂作潮的头像，则逼真至瞳孔。
主管部门的竞标评选人看着那枚水印，对涂胜华说：“这个是你进入这行的入场券。”此前一年，纪念“秘密战线”代表人物的大型画册《无名丰碑》内部出版，涂作潮名列其中。那位竞标评选人看过《无名的丰碑》。
涂胜华计划给父亲的纪念馆配一批自动讲解机。再往后，他要把纪念馆搬到网上。
“我不是一开始就要给我爹一个历史的公道。我只是觉得他这辈子肯定有冤屈。我有责任把我爹的历史弄明白，说出来。”涂胜华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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