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相： 地雷战
1962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地雷战》，是一部经典之作，影响甚大。某些有“现代汉奸思维”的人，总是别有用心歪曲抗战的历史，甚至为汉奸唱赞歌。连《地雷战》也怀疑，真是“鸡论”。
与某些人的歪曲不同， 曾任侵华日军独混第3旅团独立步兵第6大队代理大队长菊池重雄，在自己的日记中就有亲历“地雷战”的详细叙述：
“地雷效力很大，当遇到爆炸时，多数要骨折大量流血，大半要炸死。地雷战使我将官精神上受到威胁，使士兵成为残废。尤其是要搬运伤员，如果有5人受伤，那么就有60个士兵失去战斗力。”
地雷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兵最重要的作战方法之一。 1942年，署名刘丁的作者，出书《地雷课本》。全书共分十课，第一课《总说地雷》概述了太南地区的地雷战概况，由此书可知，地雷战最初是在太南地区诞生。至1941年，已经形成战术，汇编成册后流通至其他地区。
抗战时期，地雷大显神威，不仅在山东海阳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且在胶东抗战史上涂上了浓重的一笔。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海阳民兵共作战2000余次，毙伤俘敌1500余名，缴获各种武器600余件，涌现出县以上英雄模范500多名。
1942年5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保卫冀中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社论，号召所有男女老幼，要用“麻雀战疲劳敌人，扰乱敌人，用地雷战使敌人寸步不敢移动”，在华北大地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地雷热”，出现“村村会造雷、户户有地雷”的场景。
毛泽东明确指出：“民兵的重要战斗方法是地雷爆炸，地雷运动应使之普及于一切乡村中。普遍制造各式地雷，并训练爆炸技术，成为十分必要。”
吕正操《冀中回忆录》第183页：冀中民兵地雷爆炸始于1940年；地雷战形成于1941年2月以后，七分区连续开办了三期爆破训练班，聘请了各地爆破能手，…… 。
哈里森·福尔曼是一位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朋友，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
1944年夏，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冲破重重阻碍，从国民党控制下的重庆一路北上，到达延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抗战圣地延安，报道了模范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及艰苦卓绝、英勇抗日的八路军，写下了轰动中外的《红色中国报道》（此书后来被译为《北行漫记》）。
这部作品被誉为《西行漫记》的姊妹篇。不仅如此，福尔曼还把自己在1944年8月到10月采访晋绥边区拍摄的照片编辑成书，出版了《西行漫影》画册。
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他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一书中，就曾有关于一个村子制造地雷的情景记述：“在一个院子里，我看见男人女人、孩子们都在制造黑色的炸药，熔铸地雷的模型，把装好炸药的地雷有次序地堆起来。因为缺乏金属做地雷的外壳，有些人挖空了石头来做成石头地雷，还有人装满瓶子、水壶甚至茶壶；有一个人别出心裁，做成一个木质大炮。”
1943年5月18日，日伪军偷袭山东海阳县赵疃村。民兵赵同伦、赵守福预先获取情报，即率村民摆下“地雷阵”。敌人刚闯进村北的树林里，便碰响了绊雷，转而扑向十字街口，又踏响了“箱子雷”，死伤16人。次日，日伪军又组织500余人侵扰“五虎村”，踏响地雷20多颗，5小时走了不足5里，死伤30多人。在胶东平度县城东北杏庙村，只有100来户人家，与日伪据点大田相隔仅一条河。抗日军民摆开500颗地雷与大田守敌隔河对峙，日军曾试图绕弯偷袭，结果被埋在路边的连环地雷炸死多人。
在吕正操的回忆录中，记载有这样生动的事例：
1944年11月9日，山西省宁武县民兵英雄赵尚高率领民兵到宁化堡据点里埋地雷。他们在城门口、街道上及无人走的地方挖了许多地雷坑，还把大粪和煤烟倒进敌人的饮水井里，在井口埋了地雷。敌人一看到处都像埋过地雷的样子，吓得连门都不敢出。趁此机会，赵尚高又在12日带领民兵破坏了离宁化堡据点5里地的两处煤窑。经过动员，100多个老百姓拿着铁锹赶来参战，4个小时便把窑口填平。从那天起，敌人没有煤烧也没有水喝，最终不堪这种饥寒交迫的生活，弃堡出逃，退出宁化堡据点。
抗日军民发动的地雷战，对敌人在沦陷区的统治形成了致命威胁。山西静乐城的敌人被地雷炸得失魂落魄，又怕民兵摸进城内，一日数惊，每天只开城门3次，每次1小时，后又减到每天只开1次，每次1小时。敌人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慢慢地，给养也成了问题。有的日军经常趁黑到碉堡下偷老百姓种的洋芋和萝卜充饥。有个日军小队长曾到老百姓家里偷吃糠炒面，后来甚至拿子弹到老百姓家里换吃的。敌人据守的娄烦镇被民兵的“地雷阵”围得严严实实，鬼子想出出不去，想进进不来。在被我民兵截获的侵华日军曹长小原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思想起来娄烦镇，泪泣泣。”
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后，很快筹建起两个兵工厂，并逐渐发展为后来的山东纵队兵工总厂，并于1939年开始研制地雷，由原先研制手榴弹的石成玉负责，在较短时间内制造出了10公斤的拉发式地雷。
接着，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也开始研发便携式地雷。到1941年，八路军军工部共制造了10000余枚10公斤地雷和部分“5斤雷”，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日前线和各个根据地。
1941年3月，八路军军工部在山西武乡县温庄村和黎城县东崖底开办了第一届地雷培训班，分期分批培训武委会主任和民兵队长，并编写下发了《地雷制造使用法》《各种地雷触发装置法》等小教材。经过培训的“种子”回到各地，再进行层层培训。1942年1月，北岳军区武装部开办了第一期爆炸训练班，学习地雷的制造、埋设等技术，聂荣臻亲自讲了一堂地雷战术课。随后第二期、第三期训练班也陆续开办。
最初，地雷都是清一色的铁雷。起爆方式有踏发（也叫触发、压发）、绊发、拉发3种。后来，日军使用了地雷探测仪，让铁雷的应用受到威胁。看到亲手埋的雷一个个被敌人取出，民兵们灵机一动：地雷探测仪能探测金属，难道也能探测石头？于是山东海阳民兵赵同伦、赵守福等人就地取材，研制出了石雷。他们将漫山遍野的花岗石砸成圆球或方块，在中间凿出直径三四厘米的装药孔，把木炭、火硝、硫黄按比例搭配，用石碾子碾成面儿，在大锅里炒匀后灌入孔中，再插上起爆管。一枚简易石雷即告完成。
地雷战的兴起和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不仅军队要参与，民兵也是全民族抗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当时民兵武器装备极差，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枪支。特别在平原地区，容易制造的地雷自然就成了民兵打击日军的主要武器。而且，地雷本身也具有较强的杀伤力。在这种条件下，地雷的研制和大规模应用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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