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警惕科学事业中的机会主义

 

警惕科学事业中的机会主义

——李森科事件再反思

2018年09月20日  作者:赵肖荣   编辑:chunchun   审核:刘纯  版面:B2

 

　　20世纪30年代，苏联一个普通的农技人员，在斯大林的支持下，鼓吹“米丘林”方向的生物学，声称摩尔根遗传学是反动阶级的学说，一时间，包括摩尔根遗传学在内的西方自然科学，都成了敌对意识形态的产物，被禁止讲授和研究，科学家以各种莫须有罪名遭受拘捕、监禁甚至屠杀。这一事件，波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科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厄运，这就是苏联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李森科事件。 　　时过境迁，科学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科学欺诈仍屡见不鲜，历史仍有再反思的价值。

从“赤脚科学家”到“苏联新生物学”的旗手

　　出生于1898年的李森科，1925年从基辅农学院毕业后，在一个育种站工作。1926-1927年，他在甘查（阿塞拜疆）试验冬天种植豌豆而受到关注，1927年8月，前苏联名记者费多罗维奇在《真理报》上写了一篇李森科的特写《冬天的田野》，用生动的笔调刻画了一个育种工作者、“赤脚科学家”沉默寡言而富有实干精神的形象。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去访问他。尽管那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技人员，不太懂科学理论知识，但是他已经妄想要发动生物学的革命了。真正将他的野心推向可能性的是他的“春化”工作：一种靠夏天种植、冬天收成的农业实践。

特罗菲姆·李森科

　　李森科声称，“春化”可以扩大播种面积，增加产量，这对于备受农业问题困扰的苏联来说无异于救命稻草。“春化”工作既非李森科的独创，也没有经过充分验证，但它还是为李森科攫取到了科学资本的第一桶金。李森科被誉为春化作用的奠基人，苏联农业部还于1929年专门为他成立了一个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门。1931-1934年，李森科与合作者提出了所谓的“植物阶段发育理论”，这一理论是抨击摩尔根遗传学、鼓吹李森科主义新生物学最初的武器。

　　在1935年之前，包括苏联在内，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生物学家都坚持遗传学的经典概念，即遗传的染色体理论和突变理论，简单来说，就是染色体是控制性状遗传基因的载体，一般环境影响表型的变化是不能遗传的，只有外环境中的刺激强度足以引起基因的结构发生变化时才能使得遗传性改变。这些理论是由孟德尔、摩尔根、约翰逊、德弗里斯、瓦维洛夫、柯尔卓夫、哥尔德施密特、缪勒等著名科学家在近200年的时间里精心构筑的，并由大量事实材料的支持。摩尔根遗传学在科学史上的重要性，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是难分伯仲的。

　　而李森科的“植物阶段发育理论”，只强调外界环境的作用，否定基因对性状的决定性作用，甚至否认基因的存在。在1935年2月14日全苏第二次集体农民突击队员大会上，李森科做了“春化处理是增产的有力措施”的讲话，对摩尔根遗传学发动了猛烈的攻击，称其是反动的，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和无聊的。他说：“资产阶级科学的基本内容是观察和描述现象，而我们的科学则是改造动植物世界。……为了保卫春化处理技术，我们同一些所谓学者进行了许多争论，受了不少气。在坚持春化处理的实践中，遭受了种种打击。阶级敌人永远是阶级敌人，不管他是科学家或者不是科学家。”李森科的讲话结束时斯大林喝彩道：“好，李森科同志，好！”

　　有了斯大林的支持，李森科不仅在官职上平步青云，在攻击摩尔根遗传学上，更是气焰嚣张。1938年他被任命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1939年被选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他的研究所也转到了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

　　1946年他发表了《自然选择与种内竞争》，公然否定达尔文的进化论。1948年7月至8月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上发表的《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将“李森科主义”推向了高潮。《论生物科学现状》明确两种生物学的斗争：“米丘林”方向生物学和摩尔根遗传学是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这份报告由斯大林亲手修订，全文在苏联所有中央一级报纸上发表，销售了近7000万份，传播等级与苏联中央政府会议和共产党中央全会的文件相媲美，而且这一报告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中国的《科学通报》全文译介，对中国此后开展的长达30年的科学批判运动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1948年7月至8月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上李森科发表《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

　　事实上，所谓“米丘林”方向生物学就是李森科主义的生物学。由于米丘林毕生致力于苏联的育种问题，在苏联享有极高的声誉，李森科发迹的1935年，米丘林已经逝世，米丘林生前没有发表过任何反对摩尔根遗传学的言论，李森科事件和米丘林也没有关系，李森科只是借米丘林的影响力，打着“米丘林”的旗号，达到鼓吹他自己的目的。

　　《论生物学现状》报告发表后，苏联政府采取了消灭遗传学的措施。从1935年起，苏联国内一大批反对李森科主义的科学家都难逃厄运，其中包括瓦维洛夫等享誉世界的科学家，惨死狱中者比比皆是。

　　1953年斯大林逝世，失势的李森科于1956年被迫辞职，1961年又获得赫鲁晓夫的宠幸，重新被任命，直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苏联科学院才撤销了他所担任的各种职务（院士头衔仍保留）。之后他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实验站工作，于1976年死亡，李森科事件才告结束。

斯大林为何信任他？

　　从20世纪30年代发迹到60年代销声匿迹，李森科的沉浮与苏联政治的起伏动荡有着密切的关联。他的所作所为与领袖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从他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及后来种种反科学行为来看，他不太懂科学理论知识，那么，他为何能够先后取得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在科学上的极大信任呢？

　　首先，李森科契合了当时苏联社会理想中的科学家形象

　　这一点从1927年8月苏联《真理报》记者的描述可以窥见一斑： “他沉默寡言，貌不惊人……只有一次这个赤脚科学家有过一丝笑容，那是在提到波尔塔瓦的加糖和酸奶油的樱桃团子时……这位赤脚教授李森科现在有了追随者、学生和一块试验台田。他在今冬受到了农学界杰出人物的访问，他们站在试验站的绿色田野前，感激地握着他的手……”

李森科在田间地头

　　对从动乱中新生的国家来说，强敌环伺，国力疲敝，让科学技术服务于国计民生、服务于工农业实践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务实”之策。当时的苏联，理想的科学家形象不是那些醉心于实验室、埋首于计算和推演的人，而是劳作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解决一个又一个小问题的技术人员。李森科的泥腿子科学家、赤脚科学家形象，非常接地气，正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极力热捧的偶像。

　　李森科最初的工作所塑造的个人风格，契合了苏联社会的现实和对科学家形象的要求，也为其后来深得斯大林信任奠定了基础。

其次，斯大林出于缓和政治危机的目的

　　李森科一直由斯大林支持，但支持到何种程度一直是个迷。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李森科多次申明《论生物科学现状》是斯大林亲手修订的。《论生物科学现状》的修改稿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对历史学家开放。学者罗西安诺夫于1993年在《爱西斯》第四期发表的《约瑟夫·斯大林和苏联“新”生物学》一文详述了斯大林修改的相关细节：

　　这份49页的原稿分为10个部分，斯大林改动最大的是删除了第2部分，即《资产阶级生物学的基础是错误的》，后变为9个部分。斯大林修订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删除了李森科原稿中“资产阶级的科学”的“资产阶级”字样达28次之多，淡化了科学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分的论调。

　　从修改的细节来看，斯大林对科学有无阶级性是持犹豫态度的，对待科学问题要比李森科客观。可见，斯大林对李森科的支持并非出于科学的信仰。

　　当时，美苏对峙，苏联国内因农业集体化造成农产品收成锐减，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内忧外患，斯大林对那些成天盯着果蝇的遗传学家显然缺乏耐心。

　　据说，有一次，中央委员会主管科学的官员尤里·日丹诺夫（斯大林的女婿）等人对李森科吹嘘的能将粮食产量增产4倍表示疑惑时，斯大林说：“如果能增产50%，国家就满足了，让他搞下去。”斯大林对李森科的支持，更多的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科学信仰，后来的赫鲁晓夫对李森科的支持，也是如此。

第三，民族主义的科学竞争给李森科可乘之机

　　十月革命的一个伟大成就，是在地球上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制度优越，其体现必然是公平公正、民主正义、国富民强，而发展科学技术是实现这些社会目标的手段。科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发展科学就要向西方学习，甚至向资产阶级学习，这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困惑。因此，苏联在建国后的很长时间，对科学和科学家的阶级属性问题一直存有争议。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自信、民族主义的自尊心、斯大林本人对外来文化的厌恶等，使得苏联社会强烈呼吁所谓民族的科学家，发展所谓民族的科学理论，来代替已有的西方自然科学。

　　李森科正是看准了这一切，伺机推出了他的“植物阶段发育理论”“自然选择与种内竞争”等来取代摩尔根遗传学。在同一时期，苏联历史上还出现了勒柏辛斯卡娅、波什扬两位伪科学家，前者声称在实验室观察到非细胞形态变为活细胞，后者声称发现病毒与细菌相互转变规律。这些后来被证实是虚假的伪科学家和伪科学理论，之所以能发迹、得志，与不当的民族主义是分不开的。

小结：应有的启示

　　李森科事件中，人性的因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的苏联，从普通人、科学家到政治人物，都潜藏着投机的心理。与人类整体的科学事业之漫长相比，政治人物的政治生涯非常短促，解决眼前的困难是很“务实”的。而科学家个人的职称、科研经费和职业生涯都与政治立场挂钩，对科学本身的信仰就变得无足轻重了，一些科学家放弃科学，转而支持李森科也就不难理解了。至于李森科本人，显然是最懂得如何靠投机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

　　科学既没有阶级属性，也没有民族属性，而是属于全人类。科学事业是漫长而艰辛的。尽管李森科事件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但是科学界仍频频爆出造假、欺诈等类李森科事件，可见，投机是科学的敌人，要警惕科学事业中的机会主义！

　　对待科学，正如李森科事件中不屈不挠、英勇牺牲的科学家瓦维洛夫所说：“我们将走向火葬场，我们将被火化，但我们决不放弃我们的信念……因为在科学中根据信仰来接受事物是没有意义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苏联遗传学家，因反对李森科主义于1940年被捕，1943年死于萨拉托夫监狱。瓦维洛夫是一位伟大的科学真理的殉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