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河南省省长，中共河南省委第2书记、第1书记，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对1959年“信阳事件” 承认有领导责任。大跃进期间，当时河南省委内部出现以建设速度的争论，在激进的吴芝圃和稳健的潘复生之间，邓小平代表中央出面支持激进派在河南的领导权和作为。[1]1967年在广州逝世。时年61歲。
吴芝圃在1979年被平反，被定性为“文革受害者”。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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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晚年，只要一提到原省委这位主要负责同志，总是说，他是位老资格、老学究，对群众工作、党内斗争没有多少实际经验，是周围的几个“黑参谋”毁了他（“黑参谋”一词是毛主席对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身边那几个人的评价原话——作者注）。同时，父亲对这位主要负责同志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任，搞“假、大、空”那一套，给河南的人民群众和干部队伍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伤害，也是非常的不满和遗憾。关于这一点，我在采访父亲的老战友杜润生、陶鲁笳、杨珏叔叔等人时，发现他们也都有强烈的同感。
其中，杨珏叔叔晚年说到，他听张玺叔叔的大女儿张林南大姐讲，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撤销平原省，将其并入河南省之前，中央曾征求过即将离任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张玺叔叔的意见，究竟由谁来接任新的河南省委一把手职务较为合适。张玺叔叔出于对时任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的这位老同志的了解，向中央推荐的人选是平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叔叔。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潘复生叔叔为合并后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任命这位老同志为第二书记。后来证明，潘复生叔叔在河南工作期间思路是正确的，是有成效的，可遭到了诬陷和打击；而这位老同志取而代之后，却惹下了一场滔天大祸。
这位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于1962年4月被中央免去省委第二书记和省长职务（由驻越大使何伟叔叔接任省委第二书记），调中南局任负责文教工作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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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之前，潘复生在1949年8月被委任爲中共平原省委書記兼军区政委。] 1952年11月，平原省裁撤，其下轄地區大部分被劃入河南省，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河南省軍區政治委員。1956年9月，潘复生獲選爲第八届中央候補委員。[2] 1958年7月到1959年元月间，河南省委把潘复生、杨珏、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判。[7]
1966年1月，调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黑龙江省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并任东北局书记处书记[8]。1967年3月任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67年5月，兼任沈阳军区政委。文化大革命期间，当选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1年9月后，潘复生被免职审查。在黑龙江省委组织部招待所接受“监护审查”直至去世[9]。
1980年4月，潘复生在哈爾濱因中風與世長辭，終年71歲。[1][2]
1982年4月，中共中央对潘复生的政治问题做出结论，同意黑龙江省委对潘复生的审查结论；历史问题已经查清，没有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不作组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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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接手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中原大省。保健医生李士峰告诉我，父亲刚到河南时，尽管他整天不是召开会议、就是谈话调研，累得不行，但是到了夜里，却还是难以入睡。父亲常常从临时住的招待所溜达出来，沿着金水大道走进紫荆山公园，在小山包上的亭子里，一坐就是大半夜。而陪着他的只有李士峰医生。“民以食为天”。在那个节骨眼上，父亲首先必须解决的燃眉之急就是5000万人的吃饭问题。他趁到北京开会之机，当面向周恩来总理求教。周总理是全中国人民的当家人，当时还亲自兼任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的组长。周总理对父亲说：“我给你想一个办法，就是挨门向住在北京饭店的几个省委负责人去磕头……”（陈立华《刘建勋之事
周总理的一席话，让父亲茅塞顿开！他使出浑身解数，先后找山西的陶鲁笳叔叔借面，找湖南的张平化伯伯、湖北的王任重叔叔要米，找广西的韦国清伯伯弄木薯，找安徽的曾希圣伯伯要红薯干。事后，陶铸伯伯还曾带着父亲专程赶赴属于华东局的安徽，向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伯伯和安徽省委表示了感谢。到后来，父亲连远在大西北新疆的张仲翰叔叔都拜到了，而张叔叔给的是当地特产马铃薯。父亲晚年在自己的《自述》中是这么回忆的：“我到河南后，先抓救灾，保证中央给的钱、粮食确实让群众收到。我从新疆张仲翰那儿弄土豆，他是我的河北老乡，是献县人，和纪晓岚是一个村子的，当时是新疆建设兵团副司令员……”
我的二姨父张林池时任东北农垦总局党委书记，正好也在北京参加中央的会议。一大早，父亲就敲门闯了进去，两手抱拳、开门见山说道：“闲言少叙，救人要紧，能给多少粮就给多少。”二姨父知道河南的灾情，更了解父亲的脾气，当即答应了给几千吨。父亲喜笑颜开，连坐都没有坐，马不停蹄地转身就又跑到隔壁房间，继续敲门求粮去了。
父亲还把周总理支的招儿告诉给了河南的各级干部，号召他们都想方设法为老百姓找、借、要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最后，就连已经离职在家养病的母亲也被父亲动员起来，她给老战友、广东湛江地委第一书记孟宪德叔叔写信求援。孟叔叔接信后，立即组织群众赶制了一批红薯干，很快运到了河南。
父亲除了按照周总理教给的招数，四处化缘、八方磕头，以求尽早解决河南人民的吃饭问题外，以他为首的新省委还作出了一个在计划经济年代算是胆大包天的决定，即要求全省铁路的大大小小火车站，对无钱购票的逃荒灾民，一律不得阻拦或扣留，统统给予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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