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信阳饥荒的文章。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4%BF%A1%E9%98%B3%E4%BA%8B%E4%BB%B6
内中大量引用当时官方文件和各级政府之间文电往来中段落和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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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委书记路宪文却声称:“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1959年11月间,当他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路边死尸、拦车要粮的群众以及被父母遗弃的孩童时也依然无动于衷。他继续要求地区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外流”;指示社队的干部民兵封锁村庄;要求城镇机关、工厂、企业单位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还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等等。此后,信阳各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县城四门持枪把守,公路要道设岗,县境边沿流动巡逻,来往信件进行检查,邮电局不准有发往北京和郑州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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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2月,信阳地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
据初步揭发,正阳县原报去年冬今年春死1万8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8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人,现增加到近10万。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很严重。西平县原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全县十三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十二个公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600余人,现揭发死人近4千,占总人口10%,有的队人口死亡达30%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县、社几乎都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12个中学,有8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关高中和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学生达二十八人,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受了极大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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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这篇文章,基层党员干部为了迎合上级,毫无人性地对老百姓施行暴行很普遍。
http://groups.tianya.cn/post-9214-2f5710510313471a809e757a1dd3e83a-1.shtml
1960年10月5日,信阳地委监委的一份报告中称:光山县委副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斛山公社一个党委党员亲自拷打农民92人,打死4人。
。1960年12月17日光山县委《关于“民主补课运动”的初步体会的报告》中称:“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死亡人数25万,死绝的户数就有5647户。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饿死72人,占总人口的60%,16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饿死1503人,占总人口的62.6%。”当时的光山县“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息县防胡公社赵楼大队第三生产队一个十八岁的学生王国喜,因为饿得很,牵了双庙党支部书记家的一只羊准备杀了吃,被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国朴知道了,把他吊起来,打得头破血流。然後把羊杀掉,把羊皮贴在这个学生的身上,令民兵用绳子牵着在大队游了一遍,三天没给饭吃,再从身上把羊皮揭下来,活活把人揭死。
有的还采用了点天灯、活埋、烧胡子、烧阴毛、捅阴户、上绞刑架、坐老虎凳、锥屁股等办法。至於捆、绑、吊、打、罚站、罚跑等办法,更为普遍,各县都有自己的一套。罗山县定远公社义店大队治保主任陈如斌,就打过二百多人;涩港公社党委副书记韩德富打过三百多人。固始县黎集公社南园大队民兵营长高寿礼在东干渠工地上, 打过一百一十个民兵, 打残十一个,打死六人。特别严重的是他把从工地私跑回家的社员魏少桥抓回来,组织民兵当场打死;当魏少桥的老婆来找他时,也被他吊在梁上毒打,活活打死了这个怀孕三
个月的孕妇;高喊要斩草除根,又把魏少桥仅有的四岁小孩活活打死。
当群众向外逃荒的时候,路宪文说:“好人不外流,外流无好人。”他们把外流的叫做“流窜犯”,各县都组织民兵把关、守路,打击所谓“流窜犯”。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 就下令把在店里住的、路上走的都抓起来, 全送进监狱、劳改农场。公社也有劳改队,立功队,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把扣留的所谓“流窜犯”放进监狱中,饿死了二百多人,却把克扣的九千斤口粮拿出来向县委报喜,说是公安机关节约的粮食。
信阳地区人民除了死於“反瞒产”斗争之外,还大量死於各种工程建筑的劳动之中。最突出的是固始县白果冲水库、 百里大堰、 东干渠的三大水利工程。 在三大工程中, 被扣饭六千八百二十二人,被开除饭籍八百五十九人, “借东风罚站”(脱光衣服在寒冷的风地里罚站)一千六百八十六人,被拳打脚踢二千三百一十六人,被毒刑吊打四千六百四十三人,罚挑双挑子一万七千二百二十人,另有四千九百七十二个病人被强迫劳动。初步查出在六万人中,被打死、饿死、冻死、累死的即有一万零七百多人。“七一”公社上元大队去了二百多精壮劳动力,结果死了一百六十人,有一家父子兄弟六人都去了,全部死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