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旧事
兼忆旧上海的一些印象
徐家祯
年纪渐长，不知什么时候，居然也从“老徐”晋升到“徐老”了！既然姓的或前或后带上了一个“老”字，理所当然，总也应该知道一点“老事（旧事）”吧。算算自己年纪，到“上海解放”应该将近七足岁，虽然还处于人生昏昧懵懂的阶段，但应该会有一点记忆能力了。然而，每当有比我年轻的朋友问起我：到底旧上海怎么样？老实说，我实在只能很惭愧地回答：“无可奉告。”
我想，我对儿时上海印象的淡薄，很大一个原因是与我生活的环境有关的，因为我九岁以前，都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里。现在的孩子，要想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也是不大可能了，所以说出来，也可算是很少有人经历过的、“旧上海”的一种“印象”吧。
我家祖上，从二十世纪初年开始，就在杭州从事丝绸工商业。抗战开始，杭州沦陷了；而上海，因为有外国人的租界，大概以为日本人总不敢入侵，就在上海普陀区苏州河边一条叫澳门路的地方，另外开设了一个更大的缫丝厂，于是，家庭的主要成员也就大多搬迁到上海来住了。
我曾祖父 —— 我家企事业的创办人 —— 在抗战前夕已经去世。他的大儿子，即我的祖父，也早已病逝。我父亲是读书人，只是读书作诗，后来做官，不过问商务，所以家庭企业完全由我两位叔祖父经管。那时，我曾祖母还在，所以家庭的中枢纽带还在，就像《红楼梦》中贾母还在一样，荣国府和宁国府是一个合在一起的大家庭，都在大观园中。我家迁居上海后，就在戈登路（后来改为江宁路）靠近长寿路“大自鸣钟”的地方买了一栋大花园洋房。我曾祖母、我们大房（实际上，我们一房当时只有我父亲母亲二人而已。刚搬进这栋房子去时，我们四兄妹都还没有出生），以及由我两位叔祖父两个家庭组成的二房和三房，全部住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家的“大观园”。
读过茅盾《子夜》一书的大概记得故事一开头，就描写小说主角、开丝厂的老板吴荪甫坐汽车去接了从乡下避战乱逃到上海的吴老太爷到家里来。书中有一长段描写吴老太爷昏头昏脑地坐在汽车里，看汽车怎么一路开进吴宅的细节。不知为什么，我一读到这一段，就会想到度过我童年的老家。我甚至觉得茅盾大概来过我家，所以，他书里描写的吴家其实就是以我们徐家的住宅作样本的，因为书中描写的那栋大房子，真就那么像我的老家！
我出生并度过童年的那座大房子，是一座老式的红砖洋房，我不知道其历史如何，根据式样，我现在估计起来，大概应该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所建的。记得那时的门牌号码是戈登路1017号。据说，以前的主人也姓徐，不知是做什么的，大概总不是盐商就是官僚。我家右边的紧邻，就是上海纺织界巨子刘靖基先生的住宅。左边有一条小弄堂，叫金城里。隔着金城里，我们的院子与那个著名的寺庙玉佛寺是相邻的。
沿街，那是一个双扇的大黑铁门，平时是紧闭不开的。进门右手有个小屋，是门房，有专门的看门人看管。记得那位看门人叫水金（音），对孩子们很不客气。看到我们捣乱，就要骂我们或者去大人那儿“告状”，我们有点怕他。凡汽车要进出，一按喇叭，水金就来打开那扇大铁门。进门，有一条两边种着花草树木的长汽车道，我不清楚到底有多长，根据那时的印象，大概总有60-100米长吧。因为平时根本没有车辆进出，所以这里是我们孩子们最喜欢游玩的场所之一。但是车道两边究竟种了什么花草树木，现在却一点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株不大的金桔树，树上常年结满了金红的金桔，皮很薄很甜，肉却有点酸。我曾祖母喝的茶里喜欢放一颗金桔，大概就是从这株树上采的。
走完车道，又有一道铁门，不过这是一扇镂花的大铁门，我们叫它“二门”（“二”上海话读“泥”音）。二门不像大门那样是完全瞒煞的黑铁门，而是镂空的有铁杆子的双扇铁门，而且常年开着，不关，便于汽车可以随时进出。但有时我们孩子爬到这扇铁门上，把它当作秋千来荡，因而把二门关了起来，事后忘记打开，那就要挨看门的水金斥骂了，因为有车进出时，他不得不走这条长长的汽车道进来给汽车夫开二门。
进了二门就是主花园了。花园分三部分：二门右边有一个汽车房。二门和车房之间的角落上有一株非常高大的枇杷树，夏天结满了枇杷，落得一地都是。有时我们孩子们爬到汽车间屋顶上去采枇杷，要是大人们看见，一定会骂一顿。车房旁边有块大空地，是菜园，有一畦一畦整整齐齐的菜地，仆人们在那里种着各种蔬菜。我们孩子很少到那里去玩，可能一则，对蔬菜不感兴趣；二则，仆人们不准我们去玩，因为我们有可能会踩坏他们种的菜。菜园后面有一栋平房，似乎与正屋不相连接，那是我们大家庭的大厨房。只记得里面黑乎乎的，孩子们也很少进去玩 —— 或许也不让进。厨房里有两位男厨师，一高一矮。矮的叫李生（音），后来分家后跟着三叔祖，给他当厨师了。李生菜做得很好，一个人能做出一桌包括冷盘、炒菜、主菜、点心的酒席来。我母亲一直对他做的、进嘴即化的鱼圆赞不绝口。个子高的厨师叫本涛（音），大家庭解散后，不知去了哪里。
大家庭里，三房人家包括男女佣仆几十人的三顿饭菜，都是由这个大厨房开出来的。每餐饭好像四菜一汤、有荤有素，都由各房女佣到开饭的时间去大厨房用木制大托盘端过来；冬天，则记得是用有好几托的大幢篮去拿菜的，因为天冷，用托盘端菜经过那么长的走道，菜会变冷。各房还都另外自备厨师，按自己一房主人的口味做他们爱吃的“添菜”。所以，实际上，大厨房开上来的“饭菜”一般都是让各房的佣仆拿去吃的，主人吃的只是“添菜”。
花园的第二部分是正屋前的一大块柏油地，那是停车场。汽车可以一直开到正屋或边屋前，停在柏油地上。这块柏油地很大，夏天我曾祖母亲自指挥女佣做豆瓣酱，一大缸一大缸的，上面盖着纱布，防苍蝇。这些装豆瓣酱的缸就放在这片柏油地上让太阳晒。我们孩子最喜欢的就是在地上用粉笔划了大方格子，在格子上用一只脚跳来跳去，玩一种叫“造房子”的游戏。女孩子也喜欢在那儿跳橡皮筋、跳绳、踢键子。沿正屋，在进客厅的台阶两旁，则有两个花坛，种着花草树木。记得我有一位堂叔曾在一个花坛里种过几棵苹果树，没等苹果变红成熟，就被我们孩子采下来“办家家”用了。
花园的第三部分是停车场旁边正对进屋台阶的一大片草地，这是花园的主要部分。后来，不知是哪位堂叔的主意，在草地上划出一块，挖了一个池塘。于是，夏秋之际，就可以听见池塘里的蛙声了。孩子们还能在池塘里捞蝌蚪玩。这块大草地有多大，我说不清，虽然这倒是我们孩子游玩的主要场所。但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夏天，已经在上海地方法院任检察官的父亲请了法院全部同事来家里聚会，共有四、五十人，都能宽宽松松地排坐在草地的藤椅上拍了一张集体照。上海首席检察官（也即检察院院长）黄亮，穿着白色的长衫笔挺地端坐中间；我父亲是主人，坐在他边上。我那时好像四、五岁，则站在他们两位中间，是照片中唯一的孩子，其余男男女女的检察官、书记官都穿着浅色或白色的西装、长衫，旗袍，分坐两侧。这张照片是特地请照相馆的摄影师来家里拍的，是一个有两、三尺长的长卷，一直保留到“文革”，后来不记得是自己销毁了，还是抄家被抄走了，很可惜！不知后来去了台湾、香港、海外或者留在大陆的法院同事手里是否还有这张照片的副本存世呢？
我们大家庭住的那座红砖大洋房是“L”形的，很大很长。“L”长的一边是朝南的正屋，两层楼。上面还有一层叫“假三层”，不住人，也有多个房间，我们叫“箱子间”，就是储藏室。各房的大箱子和平时不用的东西都放在里面。箱子间前面是个很长的大平台，从平台可以爬上屋顶。平时因为怕孩子摔下楼去，所以楼梯门是上锁的，不许我们上平台去。只有大人去箱子间拿东西，我们孩子才能跟上去玩。
从花园登上一条宽大的水泥台阶，跨过一条不很宽阔的走廊，就进了正屋。一进去就是一个大客厅，逢年过节，这里就是全家庆祝、贺节、聚会、供祖的地方。大厅对门的朝南墙上挂着一人高、镶着红木框子的“寿”和“喜”两个大字，分别是清朝大书家乾隆状元潘世恩和进士梁同书写的。客厅中放着一堂乾隆年制的有香案、供桌、圆桌、脚垫、太师椅和茶几的紫檀木家具。供桌上放一套有两、三尺高的乾隆年制的景泰蓝花瓶和供具。光那张圆桌就重得要几个人才抬得起来。因为这堂家具、供具和这两幅字太大、太重，后来分家时其他两房都不要，就由我父亲拿下，照式照样搬来放在我们后来在江苏路买的房子的客厅里，居然像是天造地设那么般配。只不过后来十多年里，我家客厅地板被这套家具压沉过两次。这两个大字和这套家具连同供具，都在文革抄家时被厂里造反队抄去了，没有发还，后来遂不明去向。不知现在是否还存世上？
客厅右手一间正间住的是我曾祖母。我曾祖母寿命很长，一直活到1948年春天，80多岁去世，那时我已经六岁了，所以对她印象很深。我是她的长房长曾孙，但我不记得她有逗我玩儿的事了，只记得她常年坐在自己房里或者冬天在走廊上的藤椅里晒太阳；还记得她把泡在茶里的金桔拿给我们孩子们吃。夏天晒她亲自指挥佣人做的豆瓣酱却是一件大事：天好搬出，天雨搬进，总要忙好长一段时间。她还常常亲自去把罩在大缸上的纱罩揭起来看看豆瓣酱有没有出白花，闻闻气味香不香。老太太有一个老女佣，专门服侍她一个人，叫什么我已经忘记了。我父亲是她带大的，对她十分孝顺，常去她房里陪她。我们一房做了特别的添菜，总先叫佣人盛一碗送到老太太房里去给她尝尝。其余各房也都这样做。我二叔祖和三叔祖以及他们的后辈们对老太太也都极其尊敬和孝顺，老太太房里常常总有人去陪她谈话。我想，大概大人们觉得老太太怕烦、怕吵，所以一般不让我们孩子们进去玩耍、吵闹，这才是我不记得有老太太逗我玩儿的情景的原因吧，但我很小的时候坐在她膝盖上让她抱抱的印象倒是有的。老太太归天之后在上海和杭州的大出丧，可能是我童年最大的盛事了。请道士、和尚到家里来念经、拜忏、烧纸做的器皿，接着像大游行一样披麻戴孝地跟在灵柩后面列队经过上海和杭州的街道大出丧，都让我们孩子们觉得既新奇又兴奋，至今我印象犹深。
这栋正屋的结构有一点很奇怪，我到现在还能清楚记得。那就是从底楼通楼上的倒“?”形大楼梯，不是像现在看到的那些豪宅一样，都建在面对屋子的正面，而是建在屋子朝北的那面的。朝北那个楼梯间很大，边上放了一些桌子、柜子之类的家具，中间还留下一个很大的空间。楼梯间的两边，就是两座弧形的、宽阔而平缓的扶梯，直通二楼，然后再从二楼直通三楼的平台和箱子间。这两个楼梯之所以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它也是孩子们的游戏场所 —— 把扶梯宽大的扶手当作滑扶梯，从三楼滑到二楼，再从二楼滑到底楼。当然，我和我的弟妹们那时年纪还太小，不敢去滑，只敢在旁边观看；只有已经念初中和高中的我的几个叔叔们才敢滑。虽然大人们见到了要叱骂，但仍然屡禁不止。有一次，好像是小叔叔吧，从楼梯上滑下时可能速度太快了，失去控制，摔到底层楼梯间放着的一个大木桶里，幸亏没有摔坏，但大人们终于下决心要采取措施了：他们让木工在扶手上每隔一公尺左右的距离钉上一个半圆的木块，这样，扶手就再也不能当滑梯来滑了。于是，我们就少了一项好玩的活动。
正屋其余楼上楼下的前间、后间，都是我两位叔祖父母和他们的孩子们—— 我都叫他们“叔叔”或“干娘” 们（“姑姑”杭州话的叫法是“干娘”）的房间。后来，有三位叔叔结了婚，也住在那部分里。那些已成家的和年龄比我大很多的叔叔、干娘们，当然不再跟我玩儿了，我的游伴常是比我大三、四岁或小一、两岁的长辈们。记得十八叔叔、小叔叔、毛干娘、小干娘、廿四叔叔是最亲密的游伴，一放学，大家就都串联在一起，不是在大花园里玩，就是相互串门子，你来我往，十分热闹。我妹妹只比我小一岁，当然也是游玩的同伙。两个弟弟还要小三、五岁，他们有各自的奶妈和保姆带领，就很少一起来玩了，最多只能有时跟在大孩子后面凑凑热闹罢了。
“L”短的一边是边屋，那就是我父母和四个孩子的家。这是一栋两层楼三开间的房子。楼下我们叫“花厅”，也就是“小客厅”，不住人，空着。花厅旁边和后面的房间也空着，做客房用。花厅前面那块地，地势较低，夏天下暴雨的时候会涨水，水一直漫到花厅前的台阶前。一年，又涨大水，我和弟妹以及其他小叔叔、小干娘们挤在花厅台阶上看大水。我大弟弟那时只有两、三岁，站在最前面，忽然用绍兴话说：“那才不才要推我落去打哉！”（“你们是不是要把我推下去了！”）。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盖因领他的那位保姆是绍兴人，所以我大弟弟当时就学了一口绍兴口音，被人一挤，急不择言，绍兴口音就脱口而出了。
楼上就是我们大房的住家，外面还有一个方方正正的大阳台，是我小时候和弟妹玩耍的地方。我小时候印象很深的是从我家阳台上，可以看到玉佛寺的大屋顶。夏季每天傍晚，玉佛寺的屋脊上，都整整齐齐停了一长溜的黑乌鸦，唧唧哇哇地像在开会商量什么事情似的。
我们一房占用的这栋房子楼上那部分，大概有四、五间房间。刚搬进这座大房子时，我们孩子还一个都没有出世，所以只有我父母两人与佣人们同住而已。后来，我们四兄弟姐妹一个个出世，这里就显得有些拥挤了。上楼中间那间，是客厅兼饭厅。左边大的一间是父母的房间。右边两间是我和弟妹的房间。从后间窗口可以望见我们房子背后的邻居，也是一栋大洋房，比我们家房子新式；也有一片碧绿的大草地。夏天有时看见一位穿着绸衫裤、长得很清秀的老人坐在藤椅上乘凉，还有年轻的女人端水递茶，不知是女佣还是妻妾。这家姓朱，就是上海青浦朱家角的大地主。解放军还没进上海，朱家就全部搬去香港了。不久，他们房子里就住进了解放军部队，天天看到士兵在他们花园里操练。再后面是上海一所有名的中学，叫晋元中学。从我们后间窗口，可以看到晋元中学的操场一角，常见学生在做体操。
将字母“L”长短两边相连的，是一条曲形大长廊，也是上下两层的。楼上走廊的一边是一排玻璃窗，楼下走廊的一边与院子联通。楼上、楼下走廊的另一边，则有不知多少个小房间，有的是我未结婚叔叔的房间，有的是仆人的房间，还有的用作储藏间。这条曲形大长廊也就是我们一房与我曾祖母和两位叔祖父母们住房沟通链接的纽带。我们兄弟姐妹要去其他两房找叔叔、干娘们玩，就走楼上这条长廊。这条走廊里那些平时很少有人去的神秘兮兮的小房间也是我们孩子们冒险、探幽的场所。
有一段时间，我六叔叔养了一只哈巴狗，取名叫“小白”。“小白”的窝就放在那条长通道楼上靠近正屋那头。一年，小白刚生了一窝小狗，正窝在狗窝里哺育小狗。我大弟弟那时大概只有两、三岁吧，见小狗好玩，就走近去瞧瞧。小白以为要侵犯她的小娃娃，就冲出来咬了我弟弟一口。为了怕传染狂犬病，我弟弟被送到医院打预防狂犬病的血清，小白和她的孩子们也就此送给了别人家。
说起狗来，其实，养狗的还不止是三房里我的六叔叔，还有二房里我的同叔叔，也养了一只狗，好像叫“来亨”。但那却是一条大狼狗，既高大又凶猛，我们孩子见了很害怕，从来不敢走近它，所以连它平时关在哪里都不知道，只看见有时同叔叔牵着它耀武扬威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说到同叔叔，其实他是排行第12的叔叔，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叫他十二叔叔，却叫同叔叔。大家庭里所有的叔叔、干娘对我们孩子们都很好，只有同叔叔有时会欺负我们孩子，所以大家都有点怕他。在大家庭中，也只有他最会惹是生非、强凶霸道。记得有一次，大概他十八、九岁时吧，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事，我只记得他父亲，亦即我的二叔祖，大发雷霆，在院子里厉声喊男仆，要他们把同叔叔捆吊起来打一顿，吓得我们孩子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后来大概因大家劝解、阻拦，同叔叔才逃过了这一顿惩罚。不过，同叔叔对孩子们好起来的时候也是很好的。记得他那时还在杭州天竺我们祖坟的坟庄上养了一匹高头大马。一次到杭州去上坟，同叔叔还把我抱到马背上去，一起骑着走了一圈。这可能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骑马经历呢。后来，出国以后，每次回国，我去二房里看望三叔叔、同叔叔，同叔叔总把我叫到他房里去谈谈。记得最后一次去看他，他已经得了癌症，我进去时他正躺在沙发上。见我进去，他一定要站起身来在书桌跟前坐着跟我谈话。谈到天黑，我要回家了，他坚持要送我到大门口，看我上了对面的公共汽车才回屋去。这就是我与他的最后一面。
在这栋大房子里究竟住了多少人，我想大概没有人搞得清，因为佣仆们来来往往常会有所变动。我想，应该总有四、五十人以上吧。我们大房是最简单的，连父母和四个孩子总共六口人。但仆人人数却变动很大，多的时候有照看我们四个孩子的奶妈和保姆、洗衣收拾房间的女仆、专做针线的女工、煮饭做菜的佣人，生病或生孩子了还有临时请来照顾婴儿、产妇和病人的特别护士：人数往往可以达到五、六人之多，与主人人数不相上下。我两个叔祖父都有不少子女，从我父亲排起，他那辈一共排到第25位。也就是说，我有24位叔叔和干娘。即使有几位我出生时已经夭折，活着的那时还有十多位吧。他们中大的已经结婚成家，但也住在大家庭里；只有二房的七干娘和三房的八干娘，后来出嫁了，当然就不再住在大家庭里了。这些叔叔和干娘们中，小的，却比我的年纪只大二、三岁或四、五岁；最小的两位比我还小：一位叔叔比我小一岁，与我妹妹同年，叫他“廿四叔叔”；一位干娘比我小三岁，与我大弟一样大，叫她“廿五干娘”。所以，在这个大家庭中，即使关起墙门来，我也既不缺可以活动的空间，又不乏可以一起游玩的同龄伙伴，为什么还会去外面世界玩呢？
不要说我童年时我的游伴都是与我一个大家庭的亲戚们，从不串门去邻居或同学家，就是要买东西也很少出门，因为一般购物都是仆人们的工作，不用我父母去办。即使有的东西一定要我父母亲自出马，也不一定要带孩子同去。四个孩子分别有奶妈和保姆在家里照顾，不会一起带去。再说，即使那时，上海电话送货也已十分方便。我还记得，夏天要吃冰淇淋，只要打个电话给“大自鸣钟”一带某家食品店，马上就有小店员骑了脚踏车把用棉花胎包好的冰砖、紫雪糕或纸杯冰淇淋送上门来。
那么上学呢？我记得我和弟妹上的都是一个叫生活小学的私立小学校，离家不远，靠近长寿路“大自鸣钟”，走路大概十分钟左右吧。校长是女的，后来听说就是“解放”后当过上海市副市长的实业家盛丕华的女儿。平时上学放学，我们都是由专门照管我们的保姆负责接送的。我父亲早上坐汽车上班，有时就把我们带去学校。
记得那时大家庭有两辆汽车：一辆大一点旧一点，黑色的，是美国的别克(Buick) 汽车；一辆小一点新一点，也是黑色的，是英国的奥斯汀（Austin），这牌子不知怎么现在竟然没有了。我父亲上班坐的是那辆奥斯汀，我们上学当然也坐那辆。那辆别克大概是叔祖父去厂里坐的吧。
其实，我们就读的小学离我家走路也只不过十分钟左右，之所以要搭乘父亲的汽车去学校，也只是省得我们走路而已，所以，一般都是先送我和妹妹（我两个弟弟还太小，没上学）去上学，然后汽车才开到上海地方法院送我父亲去上班的。但是，记忆中有几次，却不知为什么竟先送我父亲去法院，然后才送我们去上学了，因为当时位于建国路和什么路交叉路口的上海地方法院门口有两名卫兵站着岗，每当我们的汽车开进法院的院子，卫兵们都会朝我们的汽车行礼致敬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除了汽车，家里还有一辆自备三轮车，少爷、太太们有事，可以坐。照管那辆三轮的车夫叫阿二（“二”在这里还是读成“泥”），长得很高大，有点胖敦敦的，人很开朗。我们三房分家后，阿二就被我叔祖荐进了我家的工厂，当了工人，听说后来好像还成了干部，但他始终与我家保持很好的关系。记得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去自己厂里，是“文革”初期，作为“孝子贤孙”，陪我父亲和三叔祖去厂里接受工人批斗。一进厂门，就见阿二在传达室，看到我们来了，忙站起来招呼我们。所谓“批斗”，其实也只是批斗我三叔祖一个人而已，因为他是“私方经理”，厂里的直接领导人；而我父亲，厂里工人、干部以前连见都从来没有见过，怎么说得出一点“罪行”？再加，我父亲那时已经中过风，半边身体活动不便，所以“批斗会”上，他们还端了一张椅子让我父亲坐在台上。即使我三叔祖，工人们也最多只按他一下头，叫他“低头认罪”而已。至于我呢？既是陪护他们两位去批斗的，就让我坐在台下，跟工人阶级一起当了一回观众。批斗完毕，厂里还留我们三人在食堂吃了一顿午饭。后来，八十年代，三叔祖病重了，阿二曾去照顾过三叔祖一段时间，真是个忠心耿耿、很念旧情的人。那位汽车夫记得叫金堂（音），年纪比较轻，后来不知道哪里去了。我家有两辆汽车，怎么只有一位汽车夫？我就记不清了。我只记得阿二人很聪明，后来也学会了开汽车，大概阿二不蹬三轮的时候，就由金堂和阿二每人分管一辆汽车吧。也可能，那辆较新的奥斯汀就是阿二学会开车后才买的 —— 这些我就说不清了。
写到这里，我前面说的，虽然我在旧上海生活过七年，对上海滩上种种情况却所知甚少，其原因大概就很清楚了吧。在很多书籍文章中，都把上海滩写得是个冒险家的乐园，流氓地痞、跑街买办、洋场恶少、小偷强盗、瘪三乞丐、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绑架拐骗、贩毒吸毒、卖儿鬻女、赌博嫖娼、跑马跳舞、纸醉金迷、灯红酒绿、挥金如土，都与我毫不相干。我只生活在那个高墙深院之中，与我的叔叔干娘们躲迷藏、办家家、做游戏、荡秋千、斗蟋蟀、扑蝴蝶、捉蜻蜓、抓昆虫、捞蝌蚪、追鸟雀、采苹果、摘枇杷，过着再平静不过的生活。也可能，正因为外面那个大上海那么复杂，那么可怕，所以我的父母才不让我们几个孩子出去，怕被绑架拐骗或受坏影响吧。
当然，要说我九岁（上海“解放”之后，我们还在那栋大房子住了两年）之前一步都没有出过家门，那也是不能令人相信的，所以，对旧上海我还能有一点记忆，当然，那点可怜而零碎的记忆是完全不能反映出旧时大上海完整的面貌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与母亲一起去南京西路买东西。我家在戈登路，离北京西路不远。但北京西路商店不多，所以买东西去南京西路或南京东路居多。记得那次没有坐家里的汽车或包车，而是坐路上雇的三轮车。南京西路近成都路有排单层的小商店，其中有一家是卖糖果饼干之类的，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店虽小，但卖的商品很高级。这家店直到前几年我看见还在，好像还是卖糖果的，当然店名早就改了。我妈妈那天进去买了一大包白糖。出来时把那包糖交给我了还是她自己拿着，我已经记不清了。反正，在跨上等在店门口的三轮车那一刻，不知怎么，那包白糖落到了人行道上 —— 很有可能是被人故意撞落到地上去的。纸包的白糖落到地上，当然就破了。说时慢那时快，还没等我们醒悟过来，只见突然四面八方不知从哪里涌出来五六、七八个小乞丐，七手八脚，一下子就把摔破的那包白糖全部抢完了，连地上散着的糖屑都捡得精光！然后，小乞丐们就四散逃窜，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事情经过前后至多只有半分钟时间，不知怎么可能动作那么快！我吓得发呆，不知怎么才好。店里的店员当然也看见了这一幕。我记得，店员很快就又拿了一包白糖出来赔给我母亲。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母亲是老顾客，还是这就是他们店的服务；我也忘记了，我母亲是否又付钱给店员。但小乞丐抢白糖的戏剧性一幕，就成了我对旧上海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了！
还有一件事，也是发生在南京西路，记得是在靠近陕西路平安电影院那一段，那里原来有一家叫“西伯利亚”的皮货店，还有蓝棠和博步皮鞋店以及鸿翔服装店。那时我大概四、五岁吧，是个秋冬天气。这天下午，我与父母和妹妹一起不知去哪里，或许就在那条路上散散步。忽然，我感到有人在我脑瓜子上一拍，回头一看，没见有人，只觉得头上一阵凉风，原来戴在头上的那顶帽子不见了。连是谁拿去的都没看见，一定是哪个乞丐吧。当然，就算看见了，也不会去追讨。这是我对旧上海的又一次坏印象。
上海在苏州河、黄浦江上有不少桥，以前三轮车上桥都很困难。年轻力壮的三轮车夫只能放慢速度，弓着腰，一脚一脚地用力蹬过桥。弄得不好，三轮车的钢链条被蹬断了，还得下车来修理。年老体力较差的三轮车夫就只得下车用手把车推到桥顶再坐上车去往下滑。有的车夫实在推不上桥去，就要求客人下车走到桥顶再上车。所以，那时，桥两边总有乞丐等着，见三轮车来了，也不问你要不要，都会拥上来，在车后帮忙推，把车推过桥。到了桥顶，他们就伸手向顾客要钱，一般给个把铜板或一张小票也就解决问题了。要是遇到吝啬不肯给钱的顾客，小乞丐们还会跟着车跑一长段路，苦口哀求、纠缠不清地要钱，不给钱就不走。有的乞丐用手死死抓住三轮车的后背不放，吊在车上，直到乘客给钱为止。一不小心，当然就会摔到地上，头破血流，真是十分可怜。凶蛮一点的小瘪三还会向车里吐口水，甚至出口不逊骂脏话。这也是我对旧上海的一个印象。
我记得我们小时很少到外面饭店去吃饭或者吃点心，一则因为家里有佣人会做，二则怕外面东西不干净。父母当然会出去应酬，但不会带未成年的孩子。孩子就留在家里由保姆照管。所以，老实说，老上海的饭店、咖啡馆如何，我都说不出来。记忆中只有一次，在南京东路一家咖啡馆吃过蛋糕。那时大概我也就是六、七岁吧。这家咖啡馆叫沙利文，店很大，好像在南京东路的中段，但我在后来读到有关老上海咖啡馆的文章里，却很少看见有人提起这家咖啡馆，不知是何原因。那天也是跟我母亲出门，但我母亲要办什么事情，就把我交给我的一位堂叔 —— 我叫他三叔叔，他是我父亲排行第三的堂弟。三叔叔就带我到沙利文吃蛋糕、喝咖啡，等我母亲办完事情来接我。记得那家咖啡馆高大而敞亮，敞亮得我觉得好像天花板是个玻璃的顶棚。但事实上，我想在南京东路，两边都是好几层楼的房子，大概不像会有一栋有玻璃顶棚的平房的，所以，现在我猜想，一定店里连白天都灯火辉煌吧。而地面，却既不是地板也不是水泥，而是用一小块一小块白色水磨砖拼接而成的，很像当时十分流行的浴室或者厕所间的地面，所以给我印象很深。店堂很大，中间放着一张张小桌，铺着桌布、放着餐具，而四周我记得好像有柜台，卖他们店自产的西式糖果、面包、糕点。我喝的是咖啡还是饮料忘了，但是吃了一块奶油蛋糕和冰淇凌却还记得！等我母亲来了，当然大家一起又坐着吃了点东西才回家。我不记得沙利文是否也供应西餐。在旧上海，西餐应该也吃过，但那一定是在平安电影院隔壁的来喜饭店和大莱饭店，或者同在南京西路的凯司令这种西餐馆吧。沙利文后来变成什么店了呢？我不很清楚。沙利文是上海以前以生产西式蛋糕、面包、饼干闻名的食品店，大概“解放”后就并进“益民食品厂”了吧。而南京东路上那家咖啡馆可能后来变成了“冠生园”？但后来冠生园又迁了地方，那么原沙利文的店面做什么了呢？当然，现在这一带都成了高楼大夏，沙利文的尸骨都已不存了！
我对旧上海的印象实在是少得可怜，而且，看来除了对自己的家以外，留下的还大多都是坏印象，好印象更是凤毛麟角了。这大概也可以说明，中国那时为什么很快就会造反革命，改朝换代了吧。要是一个社会贫富严重不均，很多穷人无法生活下去，那么，这个社会只能以革命和造反来改变了。马克思在两百年前就看到了这点。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明的上层人物和知识阶层也逐渐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意识到，为了能使社会保持长期的稳定，必须要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必须让穷人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因而，欧美率先出现了“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制度。所谓“高税收”、“高福利”，说白了就是由政府来做“劫富济贫”的勾当：从富人那里多抽一点税，用来让穷人能过温饱的生活。只要社会安定的目的能达到，富人当然也愿意为政府多付税收。再加上，各行各业都建立了工会，保护劳工利益，为工人向老板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福利、不准随便解雇工人，等等等等。所以，现在工人的地位，有时比老板都高了。老板还得向工人低三分头呢！推而广之，很多发达国家又逐渐意识到，地球上国与国之间的严重贫富不均，同样也会造成世界的不稳定。于是，发达国家宁愿划出一笔预算来，专门用在为贫困国家救灾、教育、发展、治病上，希望贫困国家慢慢脱贫，达到世界大同的和平局面。可惜，马克思没有活到二十世纪后半叶，否则，他可能就会修改自己的理论了！
上海“解放”之时，我正在生活小学读三年级吧。那时上海局势一定已经十分紧张，但是三年级的小学生除了上学念书和回家玩儿以外，当然是一无所知的。记得四月末的一天下午，刚上课不久，忽然教室外边传来一声巨响。后来有人说是附近一个垃圾箱中了一颗流弹。究竟是否如此，就无法去证实了。但不一会儿，就只见教导主任慌急慌忙地走进教室来，打断老师的上课，对我们说：“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大家可以回家了。”我们一听，开心呀，今天竟然可以早回家！
那天回到家里不久，父亲也提早回家了。家里的窗户上前几天早就用纸条贴上“米”字形，以防玻璃被炸弹震破，飞出伤人。这天晚上，大人们还在我们饭厅的方桌上放了几条厚棉被，棉被在桌子四周挂下，像门帘一样。桌子底下，也铺了厚厚的褥子。那天晚上，我们孩子就睡在桌子下。这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件新鲜事，真是让我们兴奋极了。
第二天一早，佣人就来报告：看门的水金说的，解放军已经睡在门口马路上了！于是，对我来说，一个新的时代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开始了！
以后，我们还在这栋大房子里住了一两年，其实，对于孩子，“解放”不“解放”，生活并无两样。但我叔祖父们却决定把我们的“大观园”卖掉，三房人家各买一栋小一点的房子，分开生活了。当然，连我们这样的家庭，当时都已无法再在这么大的房子里住下去，那么，全上海大概不可能会有哪个私人还有能力和兴趣来买我们的房子。于是，只能卖给国家。具体怎么买卖，就不是我八、九岁的孩子所能说清的了。我只知道后来我们的戈登路1017号变成了普陀区纱厂医院，再后来，听说（在文革中？）改名叫利群医院。近年来又听说，上海玉佛寺扩展，把我们的“大观园”、金城里，甚至刘靖基的住宅都买了下来，打成一片，都成了玉佛寺的一部分了！
徐家祯
二0一八年六月九日
记于澳大利亚刻来佛寺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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