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庐山会议原定的议程，农民本来可能会逃过一劫

来源: 宜城渔翁于 2019-07-30 21:12:19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14205 bytes)

［本文摘要］：庐山会议本来是反左，因彭德怀的一封信，转向反右。全国形式急转直下，把危机推向深渊。彭德怀自己也想过：“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反“左”，讨论和纠正“大跃进”以来积累的诸多问题。但由于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使得会议陡然改变了方向。庐山会议不仅改变了一个或几个人的命运，而且至深至远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

庐山会议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庐山会议前，农村就已经出现灾荒，但是如果继续纠“左”，还不至于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然而，庐山会议及此后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把危机推向深渊。

长期以来，对于“1959庐山会议”的回忆，都把彭德怀当作海瑞式的正面形象，加以褒奖。1959年7月，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期间，不顾个人安危，为民请命，勇于直言，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提出批评。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正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十一月，开始大量饿死人。“为民请命”，却断送了许多人命。在造成大饥荒的问题上，彭德怀是有功，还是有过？本来，庐山会议召开的目的是反“左”，彭德怀本意也是反“左”，但结果却被大会批成“右”。不但没有达到纠“左”目的，反为后来反“右倾”狂热火上加油，又掀起“特大跃进”。彭德怀自己也想过：“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会更加深‘左'倾危险。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庐山会议”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和周恩来、李富春都持有一致的意见，认为“大跃进”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重视不够。为了促进这种共同的“转弯”，进一步廓清“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毛泽东提议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核心人物统统召集到他一直想去的江西庐山。庐山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从汉口到九江的轮船上，确定了庐山会议将要讨论的包括读书、形势、任务、体制、食堂等19个问题。此前他在长沙与还在北京的周恩来通了电话，两人都感到现在人们的头脑发热，应该先冷静下来读点书。毛泽东在电话中说，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他还就会议讨论的问题告诉周恩来，在周的建议下又增加了一个“国际问题”。这19个问题都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目的出发提出来的。

6月28日，周恩来到达武昌，随后乘客轮至九江，7月1日上了庐山。他后来谈到庐山会议时说到，毛泽东主动提出要在庐山“降温”和反“左”。有些问题，在逐步解决，已经解决了不少，剩下的还在解决中。

毛泽东7月1日从南麓登上庐山，下榻在蒋介石和宋美龄曾经住过的“美庐”别墅。对前来看望的江渭清、聂荣臻、曾希圣等人也说过，“这次中央扩大会议上，主要是反‘左’的问题，不要怕右”。7月2日，会议第一天，毛泽东便说:“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反“左”，反瞎指挥，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这是经济工作中的根本问题”。

会议按毛泽东定下的基调，从7月3日开始，分6个大区分组讨论。主要是围绕形势和任务，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的还对“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气氛很好。白天学习讨论，晚上听戏、跳舞或看电影。正如薄一波说的“会议开得轻松愉快，人们称之为‘神仙会’”。

彭德怀采取的态度和做法显得激烈。他7天时间里在西北组发言7次，许多话据说连负责记录的秘书们都“手指发抖”。邓小平后来评论说:“彭老总的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胡乔木也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用那样一种态度提意见，确有不妥之处。当面心平气和地讲，不用赌气，情况也许不同一些”。前段的会议开得很顺利，既肯定了成绩，又找出许多因“大跃进”引起的问题，还采取了调整措施。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神仙会”却因一封信陡然间改变了进程。

据胡乔木等人回忆，毛泽东试图给大跃进“降温”，并已经着手进行局部纠正，但他不愿意让人们给形势泼冷水。他认为，缺点和错误是存在的，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抓住这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是把总路线引到错误的方向去。他反复斟酌后确定，彭德怀这封信就是要求改到相反的方向去，即从“左”改到右。那当然就是“右倾”了。

毛泽东认为他从1958年11月开始纠“左”以来，全国的经济工作已经逐步走上了正轨。1959年，当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万言书时，毛泽东有了激烈反应。他认为此时彭德怀上书，明显动机不纯。特有别是彭的信出来的时间，使得他断定有不少人对总路线发生动摇。恰在这时，赫鲁晓夫批评人民公社的讲话送上了庐山，进一步火上浇油。

无论历史是前进还是倒退，推动历史车轮的合力，都是多方面作用合成的结果。彭德怀不是毛泽东一个人打倒的。昔日的战友，小人物李锐，都推了一把。直到1962年，刘少奇还强调：“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理由有四：一，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高饶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二，彭和高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三，阴谋篡党，背着党中央搞派别活动；四，早不写，晚不写，恰在他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几个月回来后写，是以为时机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点向党进攻。

假如彭德怀不写这封信，而是耐心等待中央继续“纠左”，情况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很可能不会这样曲折，彭德怀本人的命运也自会安然无恙。

历史不能假设。多位会议参加者的回忆，基本上还原了庐山会议的始末。

7月27日的大会上，毛泽东说“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汉阳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是没有了机会，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彭德怀就“嚯”地站起来，骂起了粗话。毛泽东的声音反而小了，保持着一种固有的镇静。他把手里的大半截香烟用力戳灭在烟灰缸里，将嘴唇抿得很紧，在场众人的心黯然沉下去。

7月30日，毛泽东让聂荣臻、叶剑英去做彭德怀的工作，让他认错。就是在这次，叶剑英含泪说了“主席健在，你就这样。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

7月31日，本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散会后，因为彭德怀坐在最后一排，最先离开会场。毛泽东和其他人走出门口时，彭德怀就已经走远了。开会的礼堂是在山坡上。毛泽东下坡时，他在前面走，后面跟了一些中共高层人物。就在这时，彭德怀又忽然回头朝山坡上走来，估计是拉下什么了，回来取，和毛泽东走了个对面。毛泽东停下来，挺和气地和彭德怀打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彭德怀的脸孔一下子涨红了，一边走一边把手一甩，说：“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毛泽东望着走去的彭德怀，态度仍然很客气：“没关系嘛，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嘛！”彭德怀还是那句话：“没什么好谈的！”甩手而去。

彭德怀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了志存高远、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可贵品格。当受到不公正待遇身处逆境时，他依然心怀革命全局，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刚正不阿，坚持真理。他的这种气节，尤为感人。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以“犯颜直谏”留下了光辉形象，但他的努力当时并没有导致政策调整。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彭德怀的悲剧，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悲剧之一。这个悲剧，除了彭德怀所上的万言书，还有彭德怀人格缺陷上的原因。

“文革”爆发后，彭德怀遭到更严重的诬陷和严重迫害。被人从成都押回北京，惨遭批斗、关押。他据理斗争，坚贞不屈。由于长期的摧残和折磨，他身患结肠癌，于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在北京含冤辞世，时年76岁。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庐山会议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庐山会议后，党内外在一片“反右”气氛笼罩下，急躁冒进再一次抬头，各地的指标不仅没有降下来，反而出现了新一轮的“跃进”风潮。旧的困难没有消除，又增加了新的困难。

庐山会议后在全国展开了“反右倾运动”，反对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上万名党员受到了批判与非人道待遇；其中大部分党员直到1962年被平反，恢复了工作

许多回忆文章指出，“同安微一样，甘肃也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十一月，开始大量饿死人的”。饥荒没有引起领导的高度重视，仍然大力开展反右倾运动。对粮食高估产、高征购，逼粮、搜粮入库，农民的口粮极少，雪上加霜，导致1960年春农民大批饿死。按庐山会议原定的议程，农民本来可能会逃过一劫。结果由于彭大元帅的一封信，加深了苦难。许多人没有熬过1960年，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宜城渔翁每想至此，都要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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