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戚本禹回忆录》中有关“窃听器事件”的说法与其他方面有可靠来源的说法相比 *****
对，在以下几方面存在着大的差别： *****
1.“秘密录音”或称“窃听器事件”被查处的时间 *****
戚说是1964年“发现”或称“被查出来”的。文革期间中办群众组织则指“一九六
一年四月，毛泽东第三次发现有人搞窃听，责令邓小平彻底追查”。杨尚昆本人，中办
一些老人、《杨尚昆日记》的编者均称查处时间为1961年4月间，原始资料《杨尚昆日
记》中的记载亦证明1961年4月说是准确的。如日记1961年4月26日记载：“晚间子荣
同志来电话，要求明天下午赶回北京”；4月27日：“5 时20 分到达永定门车站，……
当即向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晚间同康一民谈了一下”；4月29 日：“上午……
又约叶子龙、康一民、王敬先等三同志谈话。3时到5时，约叶、康、王、高智、罗光
禄、龚子荣等同志谈关于录音问题的情况”；4月30日：“上午看了叶、康、吴的报告
后，提了意见由康去改。与龚子荣同志等谈话”等【7】，均与“秘密录音”问题有
关，就是绝好的证据。 *****
2.1965 年杨尚昆被调离中办的主要原因 *****
因为戚的1964年“发现”说不实，接下来戚的“在 1964 年‘窃听器事件’被查出
来以后，毛主席就下令把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这样的说法亦就更无事实依据。 *****
1965年杨尚昆调离中办的主要原因，是要为当时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出了
大问题”的“泄密”（杨称“失密”）事件承担领导责任。文革期间，中办群众组织对杨“泄密”问题指控为“杨尚昆和大军阀罗瑞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萧向荣、曾三、
裴桐、叶子龙、康一民等相勾结，将大量党的机密档案从中央机要室和中央档案馆盗窃
扩散出去，并且广为流传，层层偷抄，为反革命政变集团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向党进攻
提供弹药。”【8】
“失密”一事在《杨尚昆日记》中有迹可寻，如1965年9月16日日记记载：“晚间
约中央档案馆、军委办公厅、保卫部、军事学院等单位同志，谈如何清理过去已外流的
档案问题”；10月29日：“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上午10时半，周、邓、彭三人约我谈
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10月30日：“心情不安
，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勉强看了一些文件。约李质忠同志谈话（办公厅党委问题，停
止出文书处理）。下午同曾三同志谈了档案馆的问题。失密问题如何处理？过去我虽然
抓了这件事，但终于出了大问题。曾对此缺乏重视！”【9】 *****
到了1966年5月处理“彭陆罗杨”问题时，才将杨“泄密”与早已处理过的、1961
年的“窃听器事件”两笔账一起算。 *****
3.杨是“在主席的菊香书屋卧室和洗手间里安放窃听器”吗？ *****
《戚本禹回忆录》称，“杨尚昆在主席的菊香书屋卧室和洗手间里安放窃听器”，
罪证是“里面除了小录音机，还放着几颗米粒状的窃听器，那东西很小，连谢富治都说
从来没有看到过。还有藏着窃听器的肥皂盒。” *****
戚对杨的指控可谓耸人听闻！这是除戚之外从来没有人使用过的说法。文革中什么
都可以翻个底朝天，据中办老人们说：“‘文化革命’一开始，当时的中央办公厅领导
人煞有介事地派人在中央领导人的住地和中南海内各办公室、会议室普遍搜查所谓窃听
设备，当然一无所获”【10】，故此，当时中共官方、中办群众组织和其他造反派在批
判杨尚昆时，亦从来没有过类似戚本禹所称在毛的“卧室和洗手间安放窃听器”的指控
，文革结束后官方对杨的审查结论中更无类似说法。更不要说当时的技术条件是否可能有“米粒状”大小的窃听器材？其无线传输的范围有多远？在那儿接收信号又不会被人
发现？负责毛警卫工作的汪东兴知道并允许这样做吗？如此说来，戚在文革结束四十年
后如此耸人听闻的说法，不是比当年造反派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吗？！说实话，造反派
也没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编造出这样离奇的故事。 *****
杨尚昆历史上主导过的、曾经对毛的会议、办公场所进行过的录音，无论对错，都
是可以解释得通的工作上的需要。但如果对毛的卧室、洗手间安放窃听器，却是中共党
内纪律绝不允许的刺探领袖个人私生活的敌对性阴谋活动，一旦被发现，就是弥天大罪
，戚难道不明白这两者性质上的天渊之别？退一万步说，如果杨尚昆真的指使人这么做
，他的目的何在？他的行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戚本禹在文中没有解释，说实话也根本
解释不了。因为这是戚自己想象、捏造出来的虚构之物，如何能够解释清楚？ *****
根据《杨尚昆日记》注释中的说法，“秘密录音”一事查处后，分别给予当事人叶
子龙、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吴振英以警告处分。这样做，是要给毛一个交待，其实
处分并非十分严厉。群众组织的材料称毛说“查出来要开除党籍”，事实上并未有任何
经办人被开除党籍。叶、康、吴三人其后均调离中办，到北京市、国务院三机部和中国
人民银行担任了相当的职务。文革结束后，叶子龙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副市
长；康一民曾调回中办，任中办副主任；吴振英也曾任三机部办公厅副主任。从叶、康
、吴三人文革前后的际遇来看，有关部门并没有将“秘密录音”看成一件什么大不了的
事，更没有将当事人与什么阴谋活动相联系，这也可从侧面说明，戚本禹将此事说得那
么耸人听闻，绝非事实。
